各级党报的记者及通讯员，是新闻战线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做一名党报的记者及通讯员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在题为《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中指出：“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着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是不可能办好的。”这段话在今天来看仍然适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党报担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使群众认识真理、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的任务。它所报道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党报如果没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是办不好的。从当今发行四五百万份的《人民日报》来说，每天八个版的稿件，相当一部分就是由各级通讯员提供的。
记者、通讯员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做一个合格的党报记者及通讯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修养呢？
政治修养
新闻是具有指导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示》中写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报纸的指导性，是通过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来实现的。那么，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或通讯员，要使你所写的新闻报道具有指导意义，首先你自己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使你写的新闻报道与党和人民的立场、观点相一致，你就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忽视政治修养。
政治修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二是熟悉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报道主要是凭事实说话的，还要什么理论？不错，新闻是客观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指导性是通过客观事实的叙述来实现的。但是，叙述事实并非杂乱无章或简单地罗列，而是需要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包含某种逻辑力量，向读者表明某种思想、观点或立场。如有些反映社会生活方面问题的报道，表面看起来和理论无关，但是如果在报道事实的时候，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分析，那么这样的报道就具有理论色彩。更何况有些新闻事实本身就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例如，1979年7月21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利润留成促进了生产》的消息，报道北京绢花厂实行利润留成的经济办法，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使这个厂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局面。对这类题材，显然要求通讯员具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懂得什么是利润，弄清利润和生产的关系。如果对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都不懂，写起报道来就难以下笔。
在现实生活中，像这类理论色彩较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不少的。比如，某一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某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通讯员写这类新闻，就需要有理论“底子”。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记者鲁南写的消息《把理论研究与当前改革结合起来，北京二百多名理论工作者深入工商农村第一线》，由于记者对理论工作与经济改革的关系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能及时抓住重大主题。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存在于世间一切事物中。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在报道身边事物的时候，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研究事物存在的各种矛盾，揭示事物矛盾的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的科学的认识和结论，写出具有哲理性的、具有说服力的报道。
例如，《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写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载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就是一篇辩证法用得比较好的、有深度的述评。水，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不可少的物质。写水资源方面问题，容易显得平淡、贫乏。但是由于记者在对事物的叙述分析中善于运用辩证法，所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记者在文中写到：水的资源是有限的，“水在自然界无限循环，但并不能改变它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有限数量。”“水的资源是一个整体”，你在你的院子里打井，却用了人家院子的地下水；你用了河水，以河水为水源的自来水也就少了。“没有水的楼是臭楼，没有水的城是死城”……这些分析很富有哲理性。如果记者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很难写出这样有深度的新闻述评。
所谓熟悉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常说的“要有政策水平”。作为一个党报的记者、通讯员，如果对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不熟悉，那你写出的东西就“吃不准”。比如，关于个体户和商贩问题，如果你对这方面的政策不了解，你在报道的时候就划不清政策界限，就可能把政策允许的东西当成错误的东西来批评。又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在你那个单位是怎样进行的呢？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精神不熟悉，你就不可能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经济改革的典型或经验，就不可能发现经济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说过：新闻工作者“不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有权力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通讯员生活、战斗在基层，同样有权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党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并向领导机关或报社反映基层执行政策中的问题。考察政策，首先必须熟悉政策，平时注意学习有关文件，研究、考虑党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只有具备政策方面的知识，才能在调查研究中及时抓准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为上级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总之，记者、通讯员重视政治修养，才能提高政治敏锐性，才能增强观察力和分析力。
业务修养
记者、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成果最终表现在报刊、广播、电视上。那么，作为一个记者或通讯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加强业务修养呢？
民国初年从事新闻和写作而负盛名，曾经担任过《申报》、《时报》驻京记者的黄运生，强调新闻记者“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走；（3）耳能听；（4）手能写。这“四能”是他记者生涯的经验之谈，也可作为今天记者、通讯员的参考。
马克思说过：“天才在于勤奋”。大凡有成就的记者或通讯员不是生来就会写稿的，而是从勤奋中得来的。根据许多人的经验，一个记者、通讯员的业务修养应该做到以下“五勤”：
（一）勤于积累知识
曾经当过报刊的通讯员、记者和编辑的苏联文学巨匠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家应该无所不通，或者说至少应该尽可能地多懂一些知识。”（《高尔基论报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译）高尔基当年所说的“文学家”通常包括新闻工作者。当然，“新闻工作者”从现在的意义来讲，和“文学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今天我们从高尔基这句话里，可以理解到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对于一个从事新闻写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许多老新闻工作者都认为，“新闻工作者要当杂家”。这是对的。因为在新闻工作里面，不可能只接触到一方面的知识，即使是专业编辑和专业记者，他们也不能像科学研究部门中的研究工作者的知识那样专，一个新闻工作者（包括通讯员）经常要同广大的群众接触，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知识必须广泛。一个新闻工作者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进行工作的时候不是以专家的身份来说话，而是对各种知识作通俗的介绍。他们笔下所报道的事件并非是单一方面的事件，而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事件。特别是有的重大新闻，尽管报道的是一件事，但却牵涉各方面的因素，像“多棱镜”一样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横断面。所以，作为通讯员也是一样，仅有某一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职业要求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国际国内、上下古今、左图右史、政法哲经、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等，都要粗知略晓，有所涉猎。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知识面广，下笔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把看来枯燥的材料组织得妙趣横生。例如，报道一家“老字号”饭馆恢复营业，如果我们穿插介绍一些这家“老字号”的历史，那么这篇报道就显得生动得多。
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知识面都很广泛。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同志，可谓是一代新闻工作者的楷模。他不仅是老报人，而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鉴赏家，等等。由于他通晓古今中外，知识积累丰富，所以动起笔来才华奔涌。凡读过他写的《访“葡萄常”》这篇通讯的读者，不仅可以知道“葡萄常”会做“软枝的紫葡萄”，而且还能了解到常家的历史，以及西太后如何赏了常家先祖“天义常”的字号等有趣的知识。
知识的积累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持之以恒，从点滴做起：一是向书本学习，多阅读有关的书；二是善于做“业余资料员”，处处留心收集资料；三是见多识广，随时随地把自己置于学习的环境中，比如看电影、看展览或听报告，都要留心吸取自己不懂的知识。
（二）勤于动腿
所谓勤于动腿，就是要多迈开双腿到现场去，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一名记者或通讯员的基本功，不具备这个基本功，是写不好新闻的。可以说，报纸上的一切新闻作品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新闻的本源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来源于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就工作在基层，还要调查研究吗？是的，同样需要。比如，你在某个厂矿的班组工作，但是你要报道的却是整个厂的情况，这就需要对其他班组进行调查研究；又比如，你在某个饮食店工作，但是你要报道的却是整个公司的情况，那么你就不能把你所在的饮食店的情况代替整个公司的情况，而要对其他饮食店的情况也进行全面、周密的调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谈到记者的调查研究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记者要写一篇关于党支部工作的文章，最好能先访问十个支部，积累起许多材料，把十个支部中碰到的问题加以综合研究，这样再来动笔写，一定会得心应手，写出来也可能会好一些。如果仅仅访问一个支部，就来介绍它，那毕竟是有局限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