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传媒民主中，对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交流也决不会局限于传媒或在传媒中所出现的事物。交流进程至少在公民社会、议会工作机构以及行政决策准备等基本上是集中行动的领域内进行。这些进程虽也总是关心自己的传媒中介性能，但是，就其目前的过程而言并未直接媒介化。作为谈判和沟通行为，政治交流在传媒民主中也以多种方式起着作用。但是，恰恰由于它避免登上传媒舞台，所以，它得不到一般人的注意，并不对公众产生影响。除了非传媒政治交流外，作为生产行动的政治也始终存在于所有的责任层面，例如：立法、行政、在所有政治领域的行动计划的实施、教育、国内安全、科研、经济、福利事业以及传媒政治。
关于政治自我消融在媒介导演中的论断，可以说是过分渲染了那种可以观察到的实际倾向。虽然政治公众的确有成为镜像的危险，在那里，政治和传媒只是一再看到自己，同时，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然而，在镜子的后面，不论是在公民的生活世界，还是在权力的前院或中心，实际的生活依然继续着。权力及其形成的逻辑、施展的作用以不为人知的程度退居媒介的幕后。它们避开第一道目光。虽然媒介导演已成为媒介社会中政治现实的一部分，而如果绕开政治这一方提供的表演舞台，媒介仍可以离开镜像，并将目光重新投向政治进程的逻辑。
政治，作为按其自身逻辑发生的约束性决策的生产过程，也存在于传媒民主中。尽管导控着媒介舞台上演出的权力法则自己改变了政治进程，政治依然只能在媒介舞台的后场才能被观察到。作为成功期待、权力资源以及对议题、人员和时机进行选择时的计算值，媒介的影响力在政治进程中几乎无所不在。当然，政治的自我表演也绝不是简单的非政治化行为，它本身同时也是真正的政治，即旨在获胜或保持合法权利的战略行为。就此而言，政治在自我导演时也完全是在操持自己的本行。只不过，在这一层面上，它是在压力之下，并且是按照传媒系统规则从事这一业务，是殖民地，而不是拥有主权的行动力量。它受制于传媒系统规则的作用条件，违愿地剥夺自己的机会，即从自己的特点、行动条件、成功的先决条件和规则出发让广大公众了解自己的机会。它身着借来的服装出现在传媒舞台上。因为处于追求最多受众的压力下的记者们缺乏政治能力，传媒政治表演越是粗糙和水平低下，政治就越是强调应由自己接管传媒表演，希望至少借此能够大致由自己决定所传达的信息。传媒能力的损失和政治能力的放弃相互落入对方之手。传媒越淡化政治色彩，政治就越是传媒化。传媒民主的螺旋由此开始旋转。最后，政治将羞于身穿自己的服装出现在世人面前，因为，它将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和不被理解的漫画形象，而不是人们所习惯于看到并愿意继续看到的那种形象。就此而言，公众对与其有关的政治的评判——只要这一评判来自公众本身——所依据的是基本非政治化的政治图像。政治最终成为失败者。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的问题便是：如何才能制止这一螺旋怪圈？
哈贝马斯在修正他的对当代而言几乎是绝望的“公众结构转移”理论时谈到了文明社会的公民论坛。他指出，在不同时期，公民论坛不仅是作为替代选项的公众发挥功用，而且也能通过其外在影响，在有限的时间内，建设性地分别改变媒介受众的状态。有关共同政治目标的公民沟通，只要公民社会论坛参与讨论的公众范围足够广大，存在时间足够长久，就不仅可以强迫大众传媒体系接受本会被其过滤系统排除掉的议题，而且也能强迫它在处理这些议题时具备某种程度的信息性和论据性，而大众传媒在其导演过程中本来并不会考虑这一点。通过公民社会论坛上的直接沟通，敏感的公众改变了部分大众传媒的整个传通方式，这个部分至少包括了公营电视台的节目。大众传媒公众理论的这一修正奠基于许多欧洲国家七八十年代新社会运动经验及其对公众民主化的贡献。
传媒民主也必须出于另一个理由期待公民社会和社会公民运动的论坛，以制止政治和传媒体系之间浅薄表演的政治空泛化不断升级。哈贝马斯本人就强调指出，现实世界的在场者之间寻求真理的对话不仅导向对事物的理解。经由这一沟通行动的社会行为，它们自己也产生出社会聚合能量，即团结精神，或说得更全面些，它们在社会合作过程中获得并一再更新团结精神，而这一团结精神又始终是合作的前提。然而，只要存在尤其是以电视为主导的传媒交流，就会出现如罗伯特·帕特南所指出的多种心理的和社会的影响。在它们的影响下，一方面，复制社会聚合能量的源泉濒临干涸；另一方面，社会和公民的热情程度大打折扣。
传媒交流虽然生产出泛社会幻象，即认为：个人与传媒活动者之间发生似乎得到回应的社会联系。其实，这一联系并不能代替聚合能量确能在其中产生出来的那些社会合作形式。原因是，它那里并不发生人员之间有约束性的真实社会交往。它打破或削弱了社会参与的动力，占用了本可以用于公民社会参与的时间。
此外，尤其是过度的电视消费从多方面严重影响了民主的社会文化基础。从民主政治角度看，最严重的是它对公民社会行动能力的打击。在它的影响下，首先是社会冲突力量可以使从中成长为对媒介系统具有导控力量的公民社会受到严重削弱。当然，如同传媒影响研究的所有诊断一样，对这一诊断也可以有多种解释。说到底，是纯电视娱乐的过度消费导致了以上所说的那些后果。相反，对信息和娱乐节目以及高质量印刷传媒的接受完全可以毫无问题地与政治和社会努力结合起来。转型分析便显示，媒介供应本身只不过是衡量其效果的众多因素之一。就受众最终从各种传媒的供应品中汲取何物而言，他们的预信息、动力和专注程度也起着重要作用。的确，一个熟悉情况、积极主动的接受者总可以从与他所利用的众多不同来源相结合的每一个媒介供应中获取重要的并从理论上说也是“正确的”信息，而如果他还以不同方式与友人、同事并在其他社会、政治交往中谈论相关的议题，便更是这样。但下面这一点也同样是事实，那就是：对欧洲的大多数公民来说，街头小报加电视节目是他们所利用的政治信息的唯一来源。而正是这一社会群体在选举中有时能起四两拨千斤的决定性作用。
对积极的和可以被调动起来的公民来说，在公民社会中的参与是获取恰当的政治信息和政治判断力的最佳先决条件，这一政治判断力使他们有能力批评性地利用所有媒介供给。在那里，他们一方面可以在最后阶段的对话中说明，最终选择了媒介的哪些产品，以及对这些产品应作何种评价。在那里，他们也可以引导在场者之间以沟通为目标进行对话，作出自己的评判，积极参与共同体的政治意愿形成。对这部分公民而言，虽然传媒供给常常只是进入有关议题和人员的评判过程的开始，但它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入口。相反，对政治上的消极者和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他们常常不经意地从传媒的娱乐性政治表演那里得到的东西，正是他们对政治、政治家和个人、组织及过程进行评判的基础。
就可以看到的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而言，传媒民主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政治形态。它的强制性和可能性活动与由大众容纳和政治的非政治化为一方；对政治具有吸引力的介绍和个人参与公共政治的新的可能性为另一方所构成的张力场之内。美国的例子告诉我们，在难以抵挡的传媒公众规则的压力下，欧洲传媒民主会走向何方。不过，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大的政党自我表现的意愿以及严肃媒介在公共交流程序中的意义，在目前情况下都使以下这一问题难有定论，即欧洲民主制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美国模式。
如果暂且不论接近程度这一问题，对联邦德国和其余欧洲民主制来说，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它们是从质量角度开始，遵从传媒民主的规则系统运行。媒介体系影响政治文化的力量显然远远超过了政治文化对媒介体系实践的影响。媒介导演对政治的压力总具有立竿见影的强大效果，对传媒接受和交流文化所形成的政治体系的代表，能依据讨论型政治利益而提出变化要求的期待又总是很不确定，并且何时见效也将遥遥无期。因而，从中期看，政治文化将举步维艰。但是，媒介选择和介绍规则并不构成彻底排他的因果关系。在这一因果关系下，它们从原则上排除接受其他逻辑和视角的可能性，而只是让自己作为封闭的规则圈而产生影响。它们为民主的恰当交流留出了应当加以利用的游戏空间。
为了使传媒民主首先是民主，其次才是媒介化政治，需要有对媒介体系及其政治交流方式的社会导引。可以考虑将恰当性这一标准作为适用于所有层面和产品的目标值。这一概念来源于强调逻辑、伦理和感情三者间和谐关系的古典雄辩术。对政治和大众传媒在现代交往社会的导演方式来说，涉及大众传媒的修辞学和戏剧性的恰当性似乎应当被重新定义。制订用之于实践的媒介舞台政治导演恰当性的标准，不能是来自研究室蒸馏罐的一种专利发明行为，而必须是包括许多参与者和当事者的一种社会程序。未来传媒社会民主制的民主化将有可能在这里遭遇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战，是否能够应对这一挑战，关系到民主的性质和质量。
恰当性这一概念是在传媒社会中以媒介和公众为准绳的政治表演合法性的前提。作为一种传通形式，媒介表演已经无可避免，因为，传媒社会中的政治只有通过媒介语言才能抵达民众中的多数。作为媒介语言的代表，在极端情况下，电视可以借助其感官的和戏剧的质量，只是把自己作为内容，有时以充满新闻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信息内容的颇富戏剧性的图片、空洞无物的名人座谈、政治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照片、名人匆匆出入其间的会议地点、新闻发布会和政治家声明、重大事件发生后的个人故事、党代会报道，等等。它们使用的方式可以让普通的接受者在观看感性演出的时候误以为得到了内容，而实际上却空无一物。处于信息幻觉中的接受者以为自己十分贴近政治，对之有再好不过的了解，因此，很难还会想到提出疑问。
因此，在政治表演的政治供应和媒介加工一方，恰当性涉及政治报道议题重要性的两个要求，即考虑到事件和与所报道事件的自我逻辑相衡量是否具有足够的内涵；而在接受者一方，它则涉及对媒介语言和媒介生产方式应有的最低限度理解。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恰当性并不会因媒介表演的结构条件而被完全排除。目前，出于传媒经济的理由，它已能在数量有限的政治媒介产品中被观察到。旨在确保协议达成的质量标准的专业自我监督机构、能够采用独立的传媒观察基金会的分析和评估材料的传媒委员会、生产者和接受者一方的最重要参与者在那里制订标准并监督实施的谈判体系，都可以为传媒政治中介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由此导致的表演压力的减少以及以恰当性为准绳的对表演的批评，也可以在政治这一方使内容丰富的自我表演类型凸显出明显的好处。依然活跃的部分公民社会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确定并发展议题，为实现恰当的传媒交流直接发挥影响。对传媒和政治这两者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可能是这样的受众：他欣赏娱乐和成功的表演，同时又完全清楚，什么时候得到的是空泛的货色，什么时候是有内容的东西。在传媒社会，媒介素养当然也具有自发性。但是，就像过去古登堡时代的读书写字那样，将媒介素养作为传媒体系所有领域里的教育大纲的中心内容，对传媒社会而言依然是合适的。这样，位于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社会也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
新传媒体系在整个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及对民主和自决所扮演的角色的确过于重要，因此，必须制定能够应付新型挑战的新颖行动战略。一种新型的剧院国家或许可以是一种选项。在这个国家里，卷土重来的宫廷受众与东山再起的秘密政治欢聚一堂。在这个受众中，只有职权和在位者在大舞台上自我表演；而这一秘密政治已不再是以下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核心的政治原则在紧闭的大门内作出。普通公民从它那里将得不到来自国家舞台上的任何有用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