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况摸清之后，李嘉诚首先确立了这样一个观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地铁公司与香港特区政府在购地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说明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他们以高息贷款支付购地款，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赢利。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当然，这个想法仍然不足以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标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此，李嘉诚必须胜人一筹，深谋远虑地思考更周密的“克敌”之法：第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第二，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共同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这对长江实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决定冒一次险。
到1976年冬天，长实集团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也许诺长实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赢利储备，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将近4亿港元。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揣测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1977年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李嘉诚首先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协议将在随后签订。舆论界称长实集团竞标成功，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李嘉诚高瞻远瞩，从不计较一时的得失。对于看准的机会和目标，他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了解实情、分析问题、解决方案都周密部署，因此，机会自然会垂青他，胜利也会属于他。
退出“龙虎斗”，收获万贯财
李嘉诚有句名言：“尽量用别人的钱赚钱。”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除招股集资之外，他还努力博得银行的支持。为此，他需要想办法与汇丰银行处理好关系。香港经济界人士常说：“谁攀上了汇丰银行，谁就攀上了财神爷；谁攀上了汇丰大班（大班是指香港大机构的主席、董事总经理或行政总裁），谁就攀上了汇丰银行。”
说起汇丰银行，在香港几乎家喻户晓，当时所有的港币全部由汇丰银行发行。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原则，管理权一直由英籍董事长掌控。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是沈弼。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了友谊。
在香港，经汇丰扶植成为富商巨贾的人不计其数。20世纪60年代，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成为人所共知的“世界船王”；李嘉诚取得汇丰银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也是在汇丰的鼎力资助下，成为“香港地王”。特别是在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讶于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都知道，他言行较为拘谨，绝不像一位能说会道、纵横捭阖的外交家，也不像那种精于算计的商场老手，他更像一位饱学之士，深谙做人做事的道理。李嘉诚是靠着一贯奉行的诚实原则，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才能与汇丰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
当然，李嘉诚在地产界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萌生了合作意向。除商场才干令沈弼赏识外，李嘉诚曾经卖给对方一个不小的面子，这也是他攀上汇丰的原因之一。
汇丰银行购得华人行产权，是在此前的1974年。因年代久远，建筑已十分陈旧，而且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大楼相比之下显得低矮、破旧。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清出地盘，用于发展新的出租物业。在地产高潮，位于黄金地段的物业，可以称得上寸土寸金，加之华人行在香港各界的巨大声誉，华资地产商都想参与合作，从中分一杯羹，李嘉诚便是其中之一。
真正让李嘉诚彻底打动沈弼的事情发生在1978年。当时，李嘉诚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吸纳九龙仓的股票，想通过控制九龙仓入主董事局。不料九龙仓股价被职业炒家炒高，九龙仓老板不甘示弱，组织反收购。与此同时，船王包玉刚也加入收购行列。一时间，强手角逐，硝烟四起，逼得九龙仓向汇丰银行求救，于是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周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
李嘉诚考虑到今后长江实业的发展还得靠汇丰的支持，即使不从长计议，如果驳了汇丰银行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竞争对手，收购九龙仓将会成为黄粱一梦。于是，李嘉诚趁机卖了一个人情给沈弼，答应鸣金收兵，不再收购。随后，李嘉诚密会包玉刚，提出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转让给他，自己退出了“龙虎斗”，却通过包玉刚取得与汇丰银行合作的机会。在此次竞争中，李嘉诚一箭三雕，是最大的赢家。
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才有了汇丰与李嘉诚的合作。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达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灯光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部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在此前的3月23日，长实集团总部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实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1979年9月25日，李嘉诚就收购和黄股份与汇丰银行达成协议，以6.39亿港元收购汇丰银行持有的22.4%和黄股份。
曾有记者询问他与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表示其实没有什么奥秘，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李嘉诚的故事充分证明，在商战中，没有绝对的竞争，也没有绝对的合作，因为二者可以转化。采用让利法不仅可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还能够招来更多的合作伙伴。
主动挂帅拯救塑胶业
中东战争在1973年爆发，当时引发全球性石油危机，香港经济自然也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给塑胶行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石油危机引发原料价格暴涨，从年初的每磅0.65港元暴涨到秋后的每磅4～5港元。塑胶制造业陷入集体恐慌，人们如临末日。不少厂家因原料储备不足，一时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被迫停产，企业濒临倒闭。
经过调查和分析，塑胶厂的老板们发现，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石油危机本身，因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导致原料价格急速上涨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香港的进口商利用生产厂家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市场，哄抬物价，再加上炒家的投机炒作行为，使价格急剧攀升，最终远远超出了生产厂家难以接受的心理价位，危机也日益加剧。
当时李嘉诚身为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面对这场关系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主动挂帅拯救塑胶业。其实，此时李嘉诚的经营重点已经转移到地产上，而且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益。因此，这次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公司的整个事业而言，影响并不会太大，况且长江公司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库存。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德心。他不能眼看着潮籍塑胶商们就此前功尽弃，更不愿看到整个香港塑胶业就此走向衰落。在他的倡议下，数百家塑胶厂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甚至有不少非潮籍塑胶商也主动加入，共同对抗不法商家。
李嘉诚组建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就是要打破进口商的垄断，由厂家直接从国外进口原料。但单个塑胶厂家由于购货量太小，国外原料商不愿意进行交易。如果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向国外原料商进货，需求量比进口商还大，因此双方很快便达成了交易，塑胶生产商从国外购进了相对便宜的塑胶原料。
原料购进之后，由商会出面协调，按实价分配给各股东厂家。在厂家联盟面前，进口商对原料的垄断土崩瓦解，只得自动降价。这样，在香港塑胶业持续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在李嘉诚的鼎力相助之下，终于烟消云散。
其实，在这次救业大行动中，李嘉诚还有一个惊人之举。他将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匀出了1243万磅，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在直接购入国外厂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20万磅的配额，以购入价格转让给了需要量相对较大的厂家。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多达数百家，他因此被人们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
李嘉诚扶危济困的义举，为他赢得了崇高的信誉和声望，也为他后来获得无穷无尽的生意和财富奠定了人脉基础。我们暂且不论李嘉诚的崇高品质，就算在商言商，李嘉诚此举无疑也是经商的上乘之作。他将行业的利益放在个人之上，结果保全了“大我”，也成全了“小我”。
从汶川地震说起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李嘉诚得知灾区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后，十分关注，为帮助受灾地区师生早日重返校园，5月13日，他决定首批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通过教育部帮助灾区学校进行灾后重建。5月19日，李嘉诚再以李嘉诚基金会、长江集团、和记黄埔集团的名义捐款1亿元人民币，用于为灾区学生设立特别教育基金。加上此前李嘉诚教育基金共捐出的3000万人民币，李嘉诚的捐款已达1.3亿元人民币。
李嘉诚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崇高的人格，令全国人民交口称赞。他曾说过，自己的财富源于社会，因此也要用于社会。他密切关注祖国的腾飞和发展，一心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祖国作出一些贡献。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李嘉诚坚定了信心，他非常看好香港和内地的投资环境，把长实的投资目标重点转移到极具开发潜力的大陆市场。同年5月，他与深圳市政府联合成立长和实业有限公司，出资1亿港元；10月，他决定投资开发盐田港货柜码头，出资35亿港元；投资深珠高速公路、深汕高速公路，他出资近百亿；他在上海获得火车站以南5.87公顷土地使用权，发展物业，投入资金上百亿；与上海港务局合作，和黄注资60亿共建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上海国际深水港码头；在海南投资18亿开发海南洋埔自由港；在福州投资35亿改建旧城区；在重庆参与市政府康居工程，和黄出资10亿港元；北京王府井旧城改造项目总投资约15亿美元。短短一两年内，李嘉诚的企业在内地投资超过500亿港元。
李嘉诚的投资项目，引进了国际高新技术，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改造了一批落后的国有企业，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盐田港、中港集装箱码头等项目的优良业绩，为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李嘉诚在内地大手笔投资，对稳定香港民心，对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嘉诚不仅在项目投资上顾全大局，支持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慈善事业上，他也是甘于奉献，不遗余力。
2006年8月25日，香港《大公报》报道，曾将名下基金会称为“第三个儿子”的李嘉诚在集团业绩公布会上表示，基金会过去已捐出近80亿元，未来还将有巨资投入，直到有一天，基金一定不会少于他财产的1/3。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元，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
2007年11月18日，为庆祝排行榜成立5周年，《商业周刊》编撰了“慈善名人堂名册”，列出全球慈善家中的佼佼者。李嘉诚成为“名人堂”唯一榜上有名的华人慈善家。《商业周刊》指出，李嘉诚在一个慈善捐献尚未成风的地区开了先河，推动贡献文化。早在1980年，他就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统筹他在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其他小区福利项目的私人捐献。自成立之后，李嘉诚基金会所捐献的金额已超过了84亿港元。
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定富足，是李嘉诚最大的心愿。他深信，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国策。在这个目标下，国家和中央的领导会致力于未来的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尽心尽力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他对内地及香港的前途都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香港的经济发展与内地相连，只有内地安定繁荣，香港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李嘉诚先生的赤子之心和爱国热情，使全球华人也对他表示了无限的爱戴和钦佩。他所取得的成就固然令人惊叹，但是他为人处世的智慧，更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