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不系统。所谓“不系统”，就是指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民事法律法规之中，不仅分散、难成一体，而且不便于统筹兼顾，难于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需要协调的问题，比如说识别问题、外国法的查明问题等，作出统一的规定。有时即使有规定，又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比如民法通则第142条、票据法第95条和海商法第268条都规定了相同的内容，即规定关于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规定。
其次，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全面。这就是说，由于我国现行分散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是针对相关法律法规所调整的民事关系所作出的法律适用规定，所以，它们不可能突破该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去规定其他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只可能在该法律法规适用的范围作出有限的规定。同时，由于我国在一些民事领域，如侵权领域，没有比较系统的专门立法，故在这些领域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相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定，或者虽有专门的立法，而对相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未作规定，如物权法。此外，分散立法必然导致不可能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些共同性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暂付阙如。
第三，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具体。这里讲的“不具体”就是说，尽管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已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大的方面，但对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加以规定。比如说，在现行的规定中，有关于民事行为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有关于民事权利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有不动产所有权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有动产所有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有中国人之间在国外结婚以及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结婚的法律适用的规定；有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有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第四，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不明确。我们这里讲“不明确”，是指现行的部分规定不精准、不周延、不严密，容易引起歧义，容易导致误解。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就是典型的例子。早在1985年，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第1款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显然是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或者说合同的准据法。但根据国际上通行的理解，合同当事人选择的合同准据法不仅是解决合同争议的依据，也是订立合同、解释合同、履行合同、消灭合同以及确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显然，用“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样的表述是不周延的。我国1992年颁布的海商法第269条改变了这种表述，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是一个进步。而1999年颁布的取代涉外经济合同法的统一合同法第126条又倒退到民法通则第145条的规定。
第五，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不科学。这里讲“不科学”并不是讲现行的所有规定都不科学，而是指其中有一些规定不科学，存在不科学的现象。比如说，现行法律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不仅将外国法律，而且也将国际惯例作为可依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排除的对象。这种做法不仅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法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在民商事领域存在的国际惯例，实际上就是国际商事惯例，它们是在长期的国际商事活动中反复实践而形成的国际商事行为规则，不涉及国家的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依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不会发生违背一国公共利益的情形。
为了推进我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期待一部统一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诞生。
二、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背景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规范涉外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调整在国际民事交往中产生的包括涉外物权关系、涉外知识产权关系、涉外合同关系、涉外侵权关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涉外继承关系等各类涉外民事关系，主要解决上述各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指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范（又称为冲突规范法律选择规范，有的国际公约称之为国际私法规范），来援引确定某一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或统一实体法，并将确定的法律应用于实际案件，从而规范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其争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一国国际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际私法最主要和最核心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和学者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是国际私法。制定一部单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界近20年来矢志不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应对经济全球化、顺应国际角色转变、进行国际形象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法律巧实力、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和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公平合理地维护中外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
（一）中国国际角色的转变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国际经济合作、商事交易和民事交往，需要制定一部系统性、全面性和科学性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与日俱增，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地位和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更加注重国际形象建设。在经济全球化今天，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频繁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商事交易和民事交往，人员、技术、货物、资金和信息的跨国流动越来越频繁，跨国婚姻、海外务工、国外购房、境外旅游等国际民事活动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日渐频繁的国际民商事交往就会导致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地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更加公平地对待中国法律和外国法律，更加公平地对待中国人和外国人，不断提升中国司法和仲裁的公信力和吸引力，进一步为对外开放营造公平、有序的法制环境，是我国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来保证其有序进行。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我国涉外法制的基础性法律，是我国其他涉外法律制度和规则适用的前提和条件，也是连接中国法与外国法、中国法与国际法的桥梁和媒介。因此，通过制定内在逻辑统一、体系完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涉外法律适用的技术、防止法规抵触和法规与司法解释的矛盾，还有利于实践中严格执行冲突规范、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而且制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仅是对上述理念和原则的宣示，更是对法官和仲裁员的规范要求和明确指引。因此可以说，制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提高我国涉外司法和国际仲裁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越来越频繁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客观需求。
（二）各国国际私法的制定与修改以及国际组织统一国际私法的立法运动是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的动力。
在西方，国际私法作为学说已有多年的历史，近代推行国际私法立法也已有多年的历史，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启动的国际私法立法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就十分重视国别国际私法与比较国际私法的研究，重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做法。一方面，中国国际私法学界翻译了所有能找到的外国成文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特别是对外国国际私法立法中具有代表性的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进行了及时准确的介绍，同时对国外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和新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为立法机关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重视到境外调研，在立法中注意吸收外国和国际组织的国际私法立法先进经验，采用不少国际上通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些原则和规则，比如，在合同领域对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采用。当然，中国积极地加入从事国际私法统一工作的国际组织并参与这些组织开展的国际私法统一活动以及参加或缔结了一系列的国际私法条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
在欧洲，奥地利于1978年制定了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开战后发达国家制定国际私法法典之先河。土耳其于1982年制定了《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瑞士1987年颁布的《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有200条，是目前世界上条文最多的国内国际私法法典。德国于1986年和1993年两次对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中的国际私法规定进行了重修订。意大利于1995年公布了《关于改革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的法律》。2002年起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编专门规定了国际私法。罗马尼亚、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家也相继制定了国际私法。在亚洲，较早制定的单行国际私法是日本1898年的《法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日本又先后次对该《法例》进行修订，2006年最近一次修订后命名为《法律适用通则法》。泰国于1938年制定了《法律冲突法》。韩国于1962年制定了关于《涉外民事法律的法令》，并于2001年颁布了《2001年修正国际私法》。朝鲜于1996年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科威特于1961年制定了《涉外法律关系规范》，并于1980年作出修订。北也门、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在其民法典中规定了国际私法。在美洲，美国1934年和1971年两部《冲突法重述》可以说是美国普通法中的国际私法规则的总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于1991年颁布了《冲突法法案》。加拿大魁北克省1991年通过了新的民法典，其第十编即为国际私法。委内瑞拉于1912年就起草了国际私法草案，1998年最终正式通过了《委内瑞拉国际私法》。巴西于1964年起草了一项法律适用法草案。阿根廷于1974年起草了一项国际私法草案。1984年秘鲁颁布了新的民法典，其第十编即为国际私法。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是专门从事逐渐统一各国国际私法工作的政府间组织，目前有70个成员。从1893年第一届会议到1951年第七届会议，在结婚、离婚、监护等方面制定了7个国际私法公约至今，它已先后举行了14届会议，制定了38个国际私法公约，内容涉及货物买卖、代理、信托、交通事故、产品责任、婚姻财产、收养、扶养、继承、有价证券等领域。中国于1987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先后加入了两个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即1965年《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简称1965年《送达公约》，1990年3月2日加入）和1970年《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简称1970年《取证公约》，1990年3月2日加入）。欧洲联盟在促进27个成员国之间国际私法的协调和统一方面，表现十分活跃。其前身欧洲共同体主要通过制定条约颁布指令和制定规则的方式来进行国际私法的统一活动，比较有影响的公约有1968年《关于相互承认公司和法人团体的公约》和1980年《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目前，欧洲联盟还采取条例的方式来统一成员国的国际私法，比较有影响的有2005年《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条例Ⅰ》和2007年《关于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条例Ⅱ》。美洲国家组织为统一35个成员国的国际私法进行了长期不懈且卓有成效的努力。自1975年在巴拿马召开第一届国际私法会议并制定了有关代理票据等方面6个国际私法公约以来，至今已召开了七届会议，先后制定了有关国际私法通则、自然人住所、贸易公司、外国法查明、未成年人收养、国际合同、儿童诱拐、有价证券等方面20余个国际私法公约，从而为美洲地区国际私法的统一提供了一系列的规则，使美洲国家组织的统一国际私法自成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