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影响人类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不仅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能够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呢？我们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三个标志，或者说是新时期的三大突破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人口突破了13亿。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突破了13亿，这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结构。人口多、规模大、成分复杂、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就业难、稳定压力大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基本特征。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将迎来5次人口增长的高峰。包括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峰、适龄劳动力增长的高峰、人口老龄化增长的高峰、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以及在公共卫生领域艾滋病蔓延和爆发的高峰。如果说计划生育问题是基本国策的话，那么人口问题就是中国的战略，是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三大难题，也是三大变量。在这三大变量里面，核心是就业。
第二，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以后，意味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样一个变化又意味着将给中国未来带来三大变化，导致两种前途。这三大变化就是随着人均GDP的变化，经济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消费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而这样三个重大的变化，又会导致两种前途。一种是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那么中国在未来的15-20年就会很快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期；如果不能够正确地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那么中国可能就会进入矛盾凸现期。学者把这种现象叫作“拉美现象”。“拉美现象”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特权政治和利益集团控制着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并且依附在特权之上；二是中产阶级发展不起来，其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20%之间徘徊；三是多数人不能进入现代化。所以拉美现象也好，矛盾凸显期也好，意味着是一种多数人不能进入现代化的现代化，是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代化。
第三，城市化率突破了40%。当城市化率介于30%-75%之间的时候，意味着城市化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城市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就意味着城市化进入了城市的成长关键期。城市成长关键期既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尤其是人口无序膨胀、交通拥堵、资源能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边缘人的大量聚集，甚至出现贫民窟现象。那么是不是城市化率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呢？也就是说是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呢？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8.9%，到2005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增加到42.99%，平均年增长率为1.55%。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长率是会低于1.55还是会高于1.55？如果保守一点，按照平均每年不低于1.55%的增长率来增长的话，中国多少年可以实现75%？我们的计算结果大概是30年。
英国是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从30%到75%用了200年时间，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日本用了70年时间，而中国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将用30年的时间实现75%。可想而知，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化比作一辆车的话，那么这辆车是在高速公路上开始驶入快车道。美国、英国用一二百年实现的事情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实现，也就是说人家200分钟跑完的路，我们要用30分钟跑完。按照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城市化的承载力，中国的城市化最佳的增长速度，每年应该是0.8%，而我们前15年的速度是1.55%。也就是说，这辆车本来应该跑80迈，现在跑了155迈，200分钟完成的路程要用30分钟完成，这两个数字会导致这辆车出现什么状况？这是我们应该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上述三个突破，意味着中国的城市正处在战略转型期。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或者说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建设和谐城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解决的是城市向什么方向和如何发展的问题。
我们认为，构建和谐城市必须从生活质量入手，生活质量是城市价值的核心，生活质量是构建和谐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个城市价值是否最大化，不仅要看这个城市是不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有效地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多地为它的居住者提供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生活质量解决了构建和谐城市中“为了谁”“依靠谁”和“发展的成果惠及谁”的问题。生活质量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预期，我们把它归纳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12个方面。具体一点说，“衣”要看老百姓的收入状况，而不是看GDP的增长；“食”要看老百姓的消费结构，不是看财政的收入；“住”要看老百姓的房子面积有多大，能不能买得起房；“行”当然是交通的便利度；“生”要看这个城市适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的素质；“老”要看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病”要看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医疗卫生条件；“死”要看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安”要看安全，尤其是要看公共安全的状况；“居”要看人居环境；“乐”要看文化、娱乐、休闲状况；“业”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为它的居住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那么，如何从生活质量入手构建和谐城市，我提出三个建议供大家研究和参考。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生活质量。如果这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式是资源节约型的、环境友好型的、内需拉动型的、循环经济型的，那么，这个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生活质量的增长速度一定是成正比的。相反，如果这个城市是污染型的、资源掠夺型的、土地过度开发型的，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就不能成正比，甚至是成反比的。
第二，政府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与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内容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越多，那么老百姓生活的质量就会越高。因此，转变执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从生活质量入手，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第三，城市文明程度影响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不仅是硬件，也是软件；不仅是物质，也需要精神；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好的公关服务，更需要市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所以，一个城市的素质，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最终是由这个城市的人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以文化促文明，以文明促和谐，这才是城市生活质量的最高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人文关怀，生活质量是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最重要的体现。站在人的高度，一切从生活质量出发，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未来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价值导向。让我们更多地关注城市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进程吧！因为关注城市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006年9月20日在中国城市论坛第三届北京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