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众多的企业家中，刘长乐可以说是一个“另类”。他是企业家，也是佛教徒，这两点和其他人并无太大的差异，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影响极大的“布道者”，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作为一名佛教徒，用自己的信仰来经营事业，回报社会，这是所有“佛商”的共性。也许因为自己本就是一名传媒工作者，所以，刘长乐似乎比其他人更加热衷于传播佛教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与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到多次直播两岸三地的重要佛教活动，再到佛光山上与星云大师纵论包容的智慧，刘长乐始终在为“弘法”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在通过凤凰卫视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过程中，刘长乐传承的不仅仅是佛教文化，还包括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这三者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精神内核，而刘长乐正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尽到了自己“太平绅士”的社会责任。
凰来仪
谈起凤凰卫视，许多人都说这是一个“三不像”的电视台——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不像大陆电视台。但是，谁都无法否认，凤凰卫视已经成为除了本土电视台以外，最具权威性和值得信赖的华语电视台。在众多华语媒体中，凤凰卫视已经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品牌。
谈起凤凰卫视，我们就不能不谈及它的创始人——刘长乐。
刘长乐，1951年生于上海，1970年参军，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8年移居海外，从事石油、房地产、道路建设及文化事业。1996年3月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刘长乐的创业，并不像其他企业家那样步履维艰，但却同样殚精竭虑，同样寄托了他个人的精神追求，同样蕴含着他数十年的人生智慧。
自1996年成立至今，凤凰卫视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昔日的小凤凰已经成长为拥有六个电视频道、互联网、周刊、出版、广播、教育和户外电子大屏幕等多元化的媒体集团和上市公司。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欧洲台、凤凰卫视美洲台、凤凰卫视香港台、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网、《凤凰周刊》均已成长为可独当一面的权威媒体，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美洲等地区，凤凰卫视都有稳定的受众群，可以说，刘长乐“拉近世界华人距离”的夙愿已经实现。
不仅如此，凤凰卫视在追求覆盖广度的同时，更注重新闻和访谈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凤凰卫视的影响力之所在。
《时事开讲》《一虎一席谈》《军情观察室》《世纪大讲堂》《开卷八分钟》《风云对话》《冷暖人生》《铿锵三人行》……这些栏目早已拥有无数的粉丝。许多人也注意到，凤凰卫视的新闻播报称为《时事直通车》，新闻评论节目称为《时事开讲》，新闻频道称为资讯台。通过“讲”“谈”“说”“读”这些不一样的方式，报道事实，“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意见”；而这些动词也表明，凤凰卫视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和事件的报道，更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也是刘长乐的宏愿之一，那就是“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
因为清晰的市场定位，新颖的传播方式，明星主持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独特的经营理念，使得凤凰卫视诞生之初便成了中国传媒界的宠儿，十多年来，无论是凤凰卫视还是刘长乐本人，都斩获颇丰。1998年，在“两会”期间，吴小莉因为被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点名提问而在大陆家喻户晓；2000年，凤凰卫视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2001年，刘长乐当选“二十一世纪封面人物”；2003年，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采访，引起各界广泛关注；2004年，刘长乐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2005年，凤凰卫视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2006年，中国品牌媒体100强发布，凤凰卫视入选“电视类10强”；2007年，刘长乐荣获“中华慈善人物”“中国传媒年度人物”等大奖；2008年，刘长乐入围“十大传媒领军人物”；2012年，刘长乐被评为20世纪影响中国的25位企业家之一……凤凰卫视只是刘长乐名下众多企业中的一个，然而他花费在凤凰卫视上的心力却是有目共睹的。甚至有媒体称，刘长乐投资凤凰只用了10%的财力，却花了90%的精力。凤凰卫视之所以能在两岸三地的众多电视台中脱颖而出，与刘长乐的个人气质是分不开的。正如“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专家组对凤凰卫视的评价所说的那样：刘长乐以其传媒人和商人的双重智慧，调和两岸三地华语电视精英，以华人的视点关照世界的变幻，制造了最精良的主持人品牌组合，建立了极具美誉度、极具创新意识和发展眼光的华语电视媒体。当凤凰卫视以其意见领袖气质赢得国人心时，他更在国家形象营销层面上实现着向世界传播华人声音和中国气质的雄心。
在凤凰卫视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刘长乐正是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才实现了自己把公司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华语电视网络”的雄心壮志。在这其中，既有儒家的入世思想，也有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技巧，更有佛教包容的智慧。
在凤凰卫视组建之初，美国新闻集团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给出的市场定位是：娱乐娱乐再娱乐。而刘长乐经过市场调查却发现，人们对于政治新闻的兴趣更加浓厚。这群人大多是大学生、学者、商人、政府官员以及关注时事的市民，他们大多属于拥有部分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中产阶层，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但是，当时新闻媒体“板着脸”的报道方式和对敏感新闻的浅尝辄止无法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抱着儒家入世的观点，刘长乐敏锐地感觉到，时事政治新闻才是凤凰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凤凰卫视诞生于香港，当时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在香港传媒业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凤凰要想在强手如林的香港传媒业中站稳脚跟，面临重重压力；而对于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视台来说，要想进入中国内地，报道政治新闻，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刘长乐偏偏喜欢“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们的圣人孔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在鲁国都城的外门过夜，早晨开城门的人问他：“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开城门的人便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是要做的人吗？”可见，“明知不可而为之”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孔子的最大特点。既然“明知不可”为什么还要“为之”呢？这其中包含的是一种挑战的精神，也是一种责任——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从1997年对戴安娜葬礼的直播，到2001年对“9·11”事件的持续报道，再到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2004年对台湾“大选”的深入报道，无不体现出凤凰卫视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以及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开创精神。这一系列报道也让凤凰卫视声名鹊起，赢得了两岸三地无数观众的赞誉。
刘长乐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提到：“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个一个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媒体人，而是一位“传媒智者”。他在挑战官方的新闻底线，但他不是像武士那样横冲直撞，而是利用了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刘长乐深刻地领悟了中庸思想的精髓，掌握了高超的平衡术，在新闻报道中将中庸之道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陆对新闻媒体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凤凰卫视在狭窄的空间里舞出了精彩，却又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既说出了大陆媒体不敢说的话，给了观众更多的信息和真相，又让大陆的政府和观众觉得：凤凰卫视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在具体的经营运作上，刘长乐也没有忘记道家的智慧。在中国，凤为阳、凰为阴，“凤凰”本就是道家“阴阳和合”思想的典型呈现。凤凰卫视的台标，也有如道家的八卦图形一般，给人以顺势而为、生生不息的感觉。刘长乐曾经根据自己的见解，总结过中国传媒业的特点，他说：“办传媒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媒体竞争不像赛跑更像舞蹈；媒体管理团队不是交响乐而是爵士乐；媒体经理人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更像是政治家。”对于这四点，相信对传媒行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十分赞同。凤凰卫视不仅要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更要谨慎地处理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方式，既要保证给观众最真实的信息，又要确保自己不会陷入政治的旋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此，刘长乐还为凤凰卫视制定了16字令——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慢我快，你板我活。
这里面既有道家的辩证思想，更有和光同尘的处世智慧。
虽然凤凰卫视说了许多大陆媒体不能说的话，做了许多大陆媒体不能做的事，但是却并没有让民众觉得是刻意高调，也没有让官方觉得是有意歪曲政府形象。无论是《铿锵三人行》还是《凤凰早班车》《时事开讲》，刘长乐都在试图用一种让所有人都舒服的方式，向观众传递真相，完成自己身为一个媒体人的使命。
刘长乐本身是一名佛教徒，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因而，在凤凰卫视中，佛教的思想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刘长乐曾说，“中国佛教没有排他性，讲的是包容，在当今世界上很值得好好地弘扬”。而他也正是以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华人在佛教方面的联系为纽带，来连接不同的群体和个体，来拉近世界华人的距离。在凤凰卫视中，20%的员工来自内地，70%左右的员工来自香港，10%的员工来自中国台湾或国外，其本身就是一个由两岸三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刘长乐正是运用包容的智慧，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弘扬佛教的经义。
包容的智慧
但凡对佛教新闻有所关注的人，都应该听过星云大师的名号。
星云大师是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
大师毕生都在弘扬太虚大师所创立的“人间佛教”思想，着力推动佛教的人间化、国际化，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学校和佛教丛林学院几十所。先后出版了110余种佛学着述，并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流传世界各地。
可以说，星云大师是当今世界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在佛教理论方面，星云大师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最深。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佛教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对佛教发展最大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论。在太虚大师看来，人间佛教“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不应该只关心人死后的问题，而应该多注意现实的人生。他说：“人生，不论古今中外的宗教贤哲，总是教人为善、与人为善，向上进步以养成完美的人格，增益人类共同的生活，以求安乐、和平。佛教于充实人生道德，极为注重，人生佛教尤以此为基本。”
星云大师可以说是深得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论的真谛。
他说，所谓“人间佛教”，说到底是要人幸福。它是用看得见、听得明、摸得着、做得到的方法，让人得到自在、平安、善美。
星云大师一直致力于“人间佛教”理念的传播，从中国台湾本土进而辐射到全世界，部分地域、种族、政体，广大布施，不仅建寺院、学校、福利院，更着书立说，法施于众，以期实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宏愿。
一位是高僧大德，一位是传媒智者，刘长乐与星云大师在2007年的一次对话，引起了宗教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此次对话的主题便是“包容的智慧”。
包容是一种态度，中国文化是包容的，无论是古代对佛教文化的包容，还是近代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主动“邀请”，中国文化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收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包容是一种智慧，佛教文化也是包容的，自佛教在印度诞生以来，其传播者已经遍布五大洲，每到一处佛教文化就会与当地文化相交融，产生一种新的宗派或者主张。所以，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佛教文化，两者因其包容性而世代流传，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两座高峰。
当佛教文化传到中国时，中国文化包容了佛教，佛教也壮大了中国文化。如今，中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处处都留有受佛教影响的痕迹；而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所产生的禅宗，更成为世界佛教中最重要的支脉。佛教在中国不断传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而禅宗就是这两者在包容的智慧作用下的产物。这也就是太虚大师所说的“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