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岁还不到夕阳（尽管政府夕阳了，可是春江水冷鸡不知啊），缺少些“温馨又从容”的风度，坚决要求使团叩头。嘉庆谕令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做好接待贡使的工作，礼部也拟定了英使在京活动的日程表。嘉庆重点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让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进京前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要求接待大臣随时把英使的学习情况与学习态度呈奏上来。在天津，阿美士德向苏楞额表示，他对中国皇帝只能行脱帽鞠躬礼。实在不行，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好歹也算三跪九叩吧。
问题是嘉庆没有通融的余地，跟他爹乾隆差远了。这点侧面说明，皇帝下皇太子，一窝不如一窝。使团抵达通州后，嘉庆派第二轮说客和世泰来了。和世泰劝阿美士德，就像窑子里的妈咪劝姑娘接客似的，希望阿美士德见皇帝时要恭顺、要施礼如仪云云。
事实上，使团的正副使曾在叩头问题上有过讨论，英国政府指示能办成事不妨叩头，可中国通小斯当东说即使叩头也办不成事，最后大家都依了他。其实这帮鬼佬，自打进天朝门口，就惹大清政府不高兴了。英国政府给嘉庆的信，开头居然是什么“陛下，我的兄弟”，呸，谁跟你是兄弟啊？大清政府说了：“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使团呢，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天下，就是人家大清。
谈判的结果，阿美士德仅同意鞠躬，像英国人那样单膝下跪也行，但是他拒绝把脸贴地上导致屁股撅得比头还要高的那种天朝造型，何况这个造型还得重复好几次，老实说，人家活这么大，从来还没这么丢过人呢。他辩解说，马戛尔尼见乾隆就没叩头嘛。清政府小脸一翻：谁说他没叩头来着？官员们发誓说：俺们亲眼看见来着。那口气，就好像他们捉奸捉了个现逮似的。嘉庆下的一道诏书上也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看着堂堂的政府与官员翻着白眼说瞎话，阿氏一行更坚定了不叩头的决心。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为了不让马氏不叩头事件为外国人树立不好的榜样，中国官员在记载此事的时候还是写上马氏叩头了。其实对于大清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蛮夷代表来了没叩头，不只对外丢人，对内更没法交代啊。中国皇帝的尊严就在于全民的匍匐，因此让这些匍匐的无膝子民看见蛮夷乃直立动物，那影响多不好啊？陈康祺的《郎潜纪闻》甚至记载，本来乾隆是恩准马氏一行不用叩头的，但他们一见中国皇上，腿不由自主地就软了下去，“一至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简直意淫到家了，在奴才的眼里，注定是目中无“人”的。
这次阿美士德来了，依然不叩头，影响会更不好。于是中国官员决定做一下变通，半夜把英使们叫醒，把他们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说是皇上赐给了一桌酒席（好像有特大号的鲟鱼），他们须得对着皇帝的空椅子三跪九叩来谢宴。这不成要饭来了么？使团坚决拒绝。据美国学者讲，阿美士德用西方礼节跪下一条腿来着，但是身后的一位天朝大臣乘人之危用手推着阿美士德，希望他两腿都跌跪下去，幸亏身旁的中国通、副使托马斯·斯当东拉了一把，没让阿美士德跪下去。总之，倔驴遇上了犟牛，争吵中，居然发生了“肢体接触”。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行人没有见着皇上就被驱逐走了。
托马斯·斯当东觉得冤屈。近代各国觐见仪式，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制定了缔约国接受各级使节的规定，外交使者交往行鞠躬礼是非常普遍的。可是嘉庆更觉得委屈啊，几亿臣民，哪个敢不跪朕？哪几个又有资格当面跪朕？偏远夷鬼，容许你隔几年跪朕一次就够抬举尔等了。至于所谓的国际规则，别说朕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执行，你能奈我何？
阿美士德此行的目的与上次的马戛尔尼没啥本质的区别，其具体要求是：争取英商在广州与当地商人自由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闯入商馆；英人有权雇佣华仆；允许一个英国人驻在北京，遇事时用中文向清政府投递意见书；商馆人员有权用中文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云云。别说他们没叩头，就是叩头了，嘉庆也不会批准的。有意思的是，使团被驱时，嘉庆跟父皇乾隆一样，让他们给英王乔治三世捎回去一封表扬信，还是那种傻大爷似的口气：英王诚心向化，态度恭顺，寡人深为高兴；使臣无礼，所以遣回；英国与中国隔这么远，你们来一回也不容易，以后不要再来了。英国当然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了，再来会扛着枪炮的，因为阿美士德回国后，英国国内出现了这样一种见解：对于中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进行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从根本上放弃贸易。马士对此评价道：“以20世纪的标准来评断，从学理上看，英国都是属于错误方面的；同时，就中国对于处理问题所采取的一贯作风来看，也确实不是任何国家所能容忍的”。
说得对，英国的“光棍”们，已经忍了好久了！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在广州，最让英国“光棍”们头疼的问题，除了不能自由贸易、不能自由传教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不方便：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所以清政府对英国的节节抵抗，可称作是防火防盗防洋妇。特别是后者，在广州那个地方闹出了诸多的“洋老虎纠纷”：
之一：1751年7月8日，有荷兰商人老连来到广州，同时还带来三位洋女人，住到了瑞丰银行，这是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女人第一次光临广州。不知道当时的广州民众是什么反应，但是广州官员的反应却十分迅速，认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驱逐到哪儿呢？广州官员给洋人想了一个好地方——澳门。规定，从此凡有夷船到澳，中国海关关员先检查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即将其赶到澳门，否则不准入口经商。
之二：1769年，有英商带洋女人进广州商馆住宿。得报当天，李侍尧立即派出军队和专船，把这对狗男女押送澳门！有关行商与通事，甚至衙役，统统受到严惩。
之三：1825年，英国一商船出事，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人（Mrs Morley）获救后乘帆船进入广州。得知洋女人不能进广州的章程后，她自动撤退了，真乖。
之四：1830年初，英商怀特曼携妻入广州商馆，在中方抗议下，2月11日，该夫妇被迫迁往澳门。
之五：1830年4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apt. Kierulf）之妻来穗，被两广总督驱逐。与此同时，三位不知名的洋女人从澳门到广州参观英国商馆，中国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大“公害”只好退走。
之六：盼狮事件。可能正是由于洋女人连续受到了驱逐，才使得洋商采取了1830年10月4日的举措，以挑战清政府的神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上任的大班盼狮（aynes）公然携妻坐轿，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进了广州。原先洋女人来，都是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而这次洋女人进城，居然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中国的小轿招摇而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往大里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挑衅；往小里说，这是无视中国的《防范外夷规条》。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看见没看见的，都激动非凡。总督李鸿宾立即召见行商，行商伍受昌向盼狮传达了总督的命令，责令他即刻让洋女人回澳门，否则强行驱逐。同时以四百里加急报往北京的道光皇上（四百里就是每日四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到北京，普通邮驿需时三十至三十五天，四百里加急需时大约二十天，五百里加急需时约十六至十九天，至于六百里、八百里，会出人命畜命的）。
大班不听，回复说：“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凭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
与此同时，英商认为广州当局的这种规定是对英国人的“极大侮辱”，纷纷向大班提出口气强硬的请愿书，指出“根据经验确定，对侮辱的屈从，只会使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并呼吁趁此机会向中方交涉，要求“改善对待外国人的方法”。此外，他们还联合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根据英伦法令，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因此在谕令上所称的外国妇女是外商的妻子。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轿子。广东官方认为：抗议书“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故“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
李鸿宾比他们更绝，带军包围商馆，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大班通知英国海军司令调兵百余人，携带枪支大炮进驻商馆。
盼狮一来硬的，李鸿宾就害怕了（其实英国人心里也虚）。所以李鸿宾派公行通事蔡刚出面婉言开导，盼狮撤百名英兵，但大炮仍留在馆内。蔡刚如何说服的，查不到资料。不过，大班可能永远也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带自己的妻子来自己工作的地方？简直是奇了怪了！
大班不肯送回妻子，李鸿宾就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但狗掀帘子光凭嘴上的劲儿，并没有真正停止贸易。伍受昌再次出面，回来后告诉李大人，盼狮因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求稍好一些，再谴令回澳。借口不赖，这个洋女人在广州一住五十多天。
事后，李鸿宾受到道光“任事经心”的夸奖。
天朝对洋人很无奈，可是对汉奸就不能留情了。中国公行东裕洋行司事谢治安，虽由监生加捐有一个州同职衔，但平时与盼狮关系较好，这次又出借小轿给洋人及其老婆，乃是知法犯法，判监禁，以“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的罪名革去职衔，流放伊犁。可是还没等到流放，就死到监狱里去了。
之七：1830年11月，几位美国女人进入商馆参观，再次引起广州骚动。
外国妇女为什么会成为天朝政府早期严防死守的禁品之一呢？原因不外如下几点：
一是外国女人的思想、言语、生活方式等有伤风化。其实，说有伤风化都有些低估洋女人的杀伤力了。即使是在中国自认为已走向现代化的当今社会里，中国街头上出现男女旁若无人搂抱接吻的镜头，对普通国人来讲，还不能完全接受。更别提那个时代，早熟的中国统治者、思想家们早已合谋把女人拴在了家里的炕头上。她们娴静守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非有大故（我猜所谓的大故，只能是杀人啦或者地震啦）不出门，出必拥蔽其面。她们要是学了洋女人那小样儿，穿着袒胸露乳的衣服，在大街上公开与男人搂抱兼啃嘴儿，天朝秩序不崩溃才怪呢。所以，小脚女人对于中国这个伦理社会来讲，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鸦片成为天朝公害之前，天朝眼中的最大的公害乃是洋女人！
二是如果外国女人不能进广州，那么外国男人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虽然他们常常通过贿赂手腕赖在广州不走，但是没女人陪着，他们肯定呆不长。看看，多么人性化的考虑，将心比心，中国官员也知道洋男人与洋女人两地分居受不了。于是乎，澳门人口男少女多极不成比例，与一般殖民地男多女少大异其趣。据现存的1830年澳门人口调查记录，澳门白人：男一千两百零一名，女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男三百五十名，女七百七十九名。有些学者认定那是由于澳门妓院的发达，他们可能忘了，澳门乃是广州洋男人们的怨妇们唯一能待的地方啊。当然，天朝没有想到，这种人为地制造怨妇的规章制度竟为某些“懒得离婚”的洋男人提供了庇护。美籍人士张馨保说：“这个关于妇女的禁令，虽然对很多洋人来说实在可怕、不便，但少数人却表示欢迎。那个婚姻不幸的画家乔治·轩拿里（eorge hinnery），当妻子从加尔各答来澳门同他团聚时，就逃到广州”。
可惜，洋男人中这样的“妻管严”不多，否则西方男人都跑到天朝来寻求“婚姻避难”了。
1831年，鉴于洋女人频频进入广州城的“粉红色”教训，鉴于乾隆时期李侍尧大人的《防范外夷规条》及嘉庆时的《民夷交易章程》渐成具文的现实，天朝上下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得彻底把洋女人堵在国门之外，于是，修改原先的五条章程，补充为《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经道光帝批准，正式在广州颁布执行。除了加强对广州洋人的“双规”力度之外，更把禁止番妇进入广州列为第二条，严防死守。
日子如此之孬，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们就想来个定点爆破，在广州展开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他们能成功吗？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就地改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其两千个股东的利息从此靠印度的税收来支付，东印度公司派驻天朝的大班，也就作废了。
天朝的两广总督一听说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大班没了，怕广州的英商无人管理，会更加混乱。所以晓谕原大班，让他通知英国政府，火速派一个更明白事理的，前来接替大班之职，总管贸易事务。英国政府一听，是个机会，决定派遣三个商务监督驻扎中国，其中以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总监督。
律劳卑一行出发前，英国政府并不希望破坏广州的贸易制度。所以给律劳卑下达的训令比较温和：
一是采取和善态度，不要激起中国人的反感。
二是处理英人在华纠纷。
三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借助海陆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