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人虽小，却颇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而且非常懂事，为人正直，小小年纪就被选为副队长。他是我们知青的最好顾问，凡弄不清的事，就去问他。
我们知青的菜地就像他家的一样，经常帮我们侍弄。种试验田，学子几乎天天去看，看完了就跑到知青窑洞来报喜：“出芽了！”“长叶了！”“该喷药了！”“该授粉了！”我们从书上看来的这些操作程序，他很快就学会了，而且比我们更上心。收获的季节，他比我们知青还细心，按品种一样一样分开收、分开称，唯恐搞乱了。冬天大队里“闹社火”，组织文艺演出迎春节，知识青年当然是主力了，学子一如既往是个热心的参加者，并不因只在《沙家浜》里演了个匪兵而稍有减退。学子对西回塬上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用时髦用语来说可以称之为“生态学家”。什么时候来什么鸟，什么时间逮小动物，他样样精通；什么野果能吃，塬畔洼上哪有一棵杏甜，哪一棵杏香，哪有棵好桃树，无论在哪里干活，学子总能给你找到可口的果子吃。可以说，我这一生中吃水果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村里这段时间，总是“一饱方休”。
还有会子，那是我们村里的大队团支书，25岁还没有结婚，在农村可算“大龄青年”了。会子的朴实忠厚是全村闻名的，男女老少没有不夸他的。无论谁家有了难事要帮忙，准有会子的事。知青到了村里，会子等一帮青年如同猛虎添翼，干得更欢了。学文化，搞农田基建突击队，演文艺节目，哪里都少不了会子的身影。至今，会子那动人的微笑仍时时在我脑海闪现。
1994年、2012年、2013年我们先后三次回到第二故乡探望乡亲们，40多年的岁月，早已物是人非。可是西回村已经富了，人均收入在万元以上。家家有了拖拉机或农用车，一些人家还有了轿车。村里通了电，柏油路直通村边，绝大多数人家盖了新房。由于国家的惠农政策和乡亲们的劳动，黄土高原变绿了，天也变蓝了，村里还有几十个娃在外面读大学、高中。我们回去一回，心就会陶醉一回。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工作。）
宜川岁月
聂新元
黄土高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摇篮，称这里为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一点儿都不为过。离开黄土高原上那个多山而贫瘠的小县城已经30多年了，在自己成年后40多年的生涯中，宜川生活的十年占了四分之一。这十年的经历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我在人生道路上如何做人、如何对待事业等人生的基本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
以至于退休之后、闲暇之时，回忆最多、思念最多的依然是在黄土高原上那十年的生活。
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十年里，我在云岩公社西回大队插队两年半，后来被选拔到公社、宜川中学和县委工作了近八年。当过农民也当过基层干部，深知这里的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国家的根基。我走过宜川县的山山水水，深知这里的山川河流、森林农田美丽富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后来我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但是在我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记就是在黄土高原这一段生活。
一
我插队的云岩公社西回村，在宜川县算个中等规模的村子。当时有四五十户、三百多口人。村子坐落在云岩河北岸的西回塬上，离公社所在地云岩镇走大路有30里，翻山有15里。不知西回村是因西回塬而得名，还是西回塬因西回村而得名。村里主要的耕地是塬地，向阳背风，日照较好，因此可以种棉花。其余北方农村出产的五谷杂粮都可以种。村子向北面上塬走十几里地，是南九天庙，据说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在此修庙了，在当地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这个庙有庙院有戏台，但是我们到这里插队时大概只剩少量房子和戏台了，据说以前还有集市，我们在的时候也没有了。70年代时剩下的这一点建筑也被拆掉盖了公社的社办厂了。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看来是不存在问题的，现在看当然要考虑是不是拆掉了文物，唉，很可惜的一件事，无法挽回了！
西回村全村都姓王，是个“户孽”村（就是宗族村）。村里只有很少的几户外姓人家，还都与本村有亲缘关系，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全村仅有一户富农，中农很少，其余全部是贫下中农。我们到村里也就一个多月时，村里的党支部按上级安排搞“清理阶级队伍”。宜川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交界的地方，云岩镇的北面和延长县交界，西面和延安县交界，处于红白交界地区。因此国共两党的活动都较频繁，在那个时代经常会有一些人和事情发生。像我们村里唯一的“历史反革命”居然是个贫农成分，记得名字好像叫王秉章，当时可能有80岁了。已经走不动路，天气好的时候他儿子会把他背到窑背上晒太阳。据说解放前他曾担任过国民党的云岩乡长，有人说他那时“骑的骡子挎着盒子”，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大代表。他在窑背上晒太阳时不和人说话，我们知青路过时居然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在看《毛选》，不知他一直在看，还是我们知青来了才做给我们看。有一天晚上开会时，党支部让两个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叫到宜川县城，参加过类似联络员或情报员学习的老乡交代去参加培训的事，那两个老乡根本不识字，加上年代久远，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这里农村有句玩笑话，叫做“上边三天会，回来一袋烟”，是说没有文化的当地农民无论去参加什么会，回到村里也说不清。这两位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记得也就是开了这一次会，让他们交代参加国民党培训的事，第二天就有一位当事人在村边上吊自杀了。而那个当过伪乡长的王秉章却没有被叫去交代什么。我们知青觉得可能老乡认为他已经走不动路了，也就不管他了。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老反革命如果在北京，肯定会给叫到会场批斗一通。有了死人的事，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也是我们到村里以后唯一经历过的“阶级斗争”。
西回村以前村里有不少房子和窑洞，我们到村里的时候，大多数人家都住在沟、塬畔打的窑洞里，在塬上有住房的人家很少，不多的房屋或窑洞也比较破旧，还有不少破落的院子只剩下已经坍塌的旧房子，可见当时村子的经济状况不好，人们都无力量修建房屋。
村里的果树很多，最多的就是枣树，秋天枣子成熟的时候生产队会安排人手打了枣分给社员。春天时漫山遍野都开着杏花，向阳的山坡上和沟畔上一片一片粉红色，衬托在刚刚变绿的山色中分外好看。另外队里还有一个果园，种着几十棵梨、红果、李子、核桃、苹果等果树，每年收获不菲。我觉得插队那几年是我一生中吃水果最多的时候。
在塬上居住，天显得高远而广阔，当夜间四野沉寂满天星斗时，会让人想起那句“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古诗。北方的气候四季分明，这时候的塬上会变化不同的色彩。我始终喜欢那里春夏秋冬的不同景色，这是在城市里看不到的。
六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除了买盐和灯油、看病，其余生活用品基本不花钱买，都是自己做。辛辛苦苦攒下一点钱，最大的开销大概就是娶媳妇和看病。当然这样的生活状态一定伴随非常大的劳动量和极低的物质消耗。人们的吃穿用基本都是自己生产。自己种粮食和棉花，穿的是妇女们用纺车和织布机自己织的土布做成的，只有女孩子出嫁才会置办几件“洋布”衣服。就连火柴也尽量少用，点火和抽烟用的是现在根本见不到的“火镰”，就是用一小块半月形的铁块和一种黑色的“火石”相击打，打出的火星把手里捏着的浸过硝盐的干棉絮引着，然后点燃柴草。出门远行主要是靠背着干粮步行，以致很多妇女一生都没有去过县城。缺水是黄土高原天然的缺陷，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不变的生产方式。就是在生产水平已经大大发展的今天，靠天吃饭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我们村里的老人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大槐树下过来的，再早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就无从知道了。村里有一座家庙，建在村中涝池南边，是一个小院，院中有一座三开的瓦顶的土房，门窗俱全，常年锁着。里面已经空了，原来记录西回老王家的有关资料不知什么年月就不在了。这里现在用作仓库，存放过去集体经济时生产队留下的一些东西。
这里的农民保留着很多民间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我们知青对这些也非常感兴趣。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年底的大年三十，每个月几乎都会有不同的节日。正月初一到十五都算年里，杀猪做豆腐，蒸馍摊米黄，吃喝闹社火，拜年穿新衣。尽管穷，年还是必须过的，叫做“穷一年不能穷一天”，日子紧的人家简单些而已。正月过了就是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炒豆子吃。清明和端午是农村的重要节日，妇女们会做各种吃食，还会用彩线缠成饰物挂在身上，还给牛和驴的头和尾上拴上红绳，以保平安。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一年里可以见到荤腥的第二个节庆，那一天要杀羊，分给各家过节。女知青们会和那些婆姨女子一起学着弄些东西，做成了会高兴好几天。
现在最时兴的是管一个小集体叫做团队了，那个时候叫做小组。我们的知青小组是值得骄傲的一个知青小组，也是我们保持了一生相互亲密关系的一个团体。当然在农村时最令人怀念的情节是我们村知青之间那种团结友爱的精神。比如常常在饭不够吃的时候，几个女生就主动放下碗不吃了，她们说男生劳动量大，留给男生吃。我们男生也主动抢着干重活儿。两个队之间逢到改善生活时，总是把另一个队的同学叫来一起享用。尽管我们西回村的12名知青在学校时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但是到了村里很快就融为一体了。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得非常好，在一起生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小集体当做自己的家。集体户的工分和其他收入都是记在一起的，一直到招工走，没有人把自己的劳动工分结算了带走的。走的同学都会自动把收入留给在村里的同学。有人生病，其他的人会主动照顾，直至拉着架子车跑30里山路把生病的同学送到公社卫生院去，女生或重病者还会有人留下来照顾。有的同学把我们这种关系称作“共产公社”式的知青集体。不管怎样，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如今社会上大家都羡慕，而且在努力追求的。大家在一起生活，彼此思想上的交流也是很经常的。个人思想上的压力和苦闷会在一起交流。离开北京时，工宣队把当时一些“文革”中所谓发生了“问题”的同学分散安排在几个知青小组里。其实在插队走之前大家彼此从未接触过，但我们大队的同学对这些当时政治上有很大压力的同学一律采取了平等的态度，从来没有对这几个同学有任何歧视行为。几十年以后大家在一起聚会时，这些同学都很感慨，庆幸自己分到了一个好集体里。
对于到农村以后的艰苦生活，我们自认为是有思想准备的。其实到了村里几天就感觉到这里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苦。我们到村里的第二天就去参加劳动。冬季，生产队安排的劳动就是打窑，给队里建饲养室。还有就是铡草，为牲口准备饲料。对我们这些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的学生来讲，当然是很重的体力劳动啦！几天下来手都磨破了，浑身酸痛。尽管这样，无论男生和女生没有一个叫苦的，大家都自觉地把艰苦的劳动作为锻炼和磨炼自己的一种考验。这一关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克服了。
其实劳累并不是最难克服的困难，缺粮才更难办。我们到村里的前一年年成不好，粮食歉收，老乡们每人只分到200多斤口粮。生产队的库房里除了种子和牲口饲料，没有多余的粮食。偏偏我们插队知青的粮食关系（国家供应我们的粮食到当年的新粮下来）又没有转过来，需要生产队临时提供。队里提供的粮食就是豆面和玉米，豆子还好，玉米是留的牲口料，全部是在场上打粮剩下的底子，已经霉变了，在石磨上磨成面是发灰的颜色，一股霉味儿，吃着又苦又有一点辣味儿。蒸窝窝发不起来，水放少了捏不成个儿，水放多了就趴下了，做饭时只好捧着放到笼屉上，蒸出来像一摊摊牛粪，我们叫它牛屎饼，每天最少有两顿饭要吃它。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大家的饭量都增大了，不好吃也要吃，往往吃饭时就在一起“精神会餐”，“忆甜思苦”，说说北京的好“饭食”，什么东来顺的羊肉、丰泽园的包子、全聚德的烤鸭、萃华楼的黄焖鸭……尽管在家时也没有几个人去吃过，也就在一片说笑声中将难以下咽的牛屎饼吃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