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还产生了几位中国篮球界泰斗级人物。被称为“中国篮球之父”的董守义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中斋部，凭着出色的球技，他顺利进入大学部，并成为校篮球队中锋兼队长。大学毕业后，董守义到天津青年体育部任职，1923年经青年会推荐前往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师从篮球运动发明人詹姆斯·奈史密斯。董守义凭借出色的球技成为春田篮球队队长，并在美国各种球赛中因屡屡率队夺冠而成为着名球星。1925年董守义谢绝了美国校方的极力挽留，回到天津青年会。
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张伯苓聘请董守义到南开兼职教授体育。在董守义的指导下，以刘建常、唐宝坤、魏蓬云、王锡良和李国深为主力的南开大学篮球队在国内比赛中所向披靡。1929年多次蝉联远东运动会冠军的菲律宾圣提托马斯队在日本获得全胜战绩后，回国途中在上海短暂逗留，董守义带领“南开五虎”迎战，最终以4分的优势获胜，“南开五虎”从此名扬四海。成就中国篮球辉煌的董守义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总干事。尤其值得国人骄傲的是，他于1947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后董守义曾以教练员的身份亮相第十一届奥运会，由于中国篮球队没有条件集中训练，加上经费紧张旅途劳顿，最终小组出局。董守义还曾为筹集第十四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经费，与另一位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个来回，穿梭于40余个政府机关，费时4个多月才筹得大部分所需款项。
新中国成立后，董守义依然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辛苦奔走。1952年他担任了第十五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总指挥。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制造“两个中国”。
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郑重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并毅然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之后的十几年里，为恢复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董守义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后来董守义受到过不公正待遇，1973年3月董守义重新担任了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之职，对自己钟爱一生的篮球事业尤其关注，并参加各种国际交往活动。
8月初的一天，周总理在接见由日本参议院长河野谦三先生率领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时指示要董守义参加。总理送走日本客人后，问候了董守义的健康之后，又问起了当年南开学校一些同学的情况，他还问：“董先生今年高寿？”董守义回答已经78岁了，总理说：“真的吗？真看不出来，董先生比1月份见面时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他又对体委领导人说：“当年我在南开读书时，董守义先生就在南开工作了，董先生是我的先生。”
牟作云是对中国篮球有突出贡献的前辈。他1913年生于直隶武清（今属天津），幼时随父母来到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育英中学读书，育英中学是当时北京篮球运动开展得很好的学校。由于身材高大、运动天赋好，牟作云在育英中学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入选了学校的篮球队。他还是田径好手，这也使他在篮球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
在1932年的一次华北运动会上他一人独得跳远、三级跳、标枪三项冠军，跳远打破了华北纪录，标枪打破了全国纪录。1934年，高中最后一年，他又入选国家篮球队，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获得亚军。
牟作云抱着改变中国落后体育现状的抱负于1934年进入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学习。当时的师大体育系聚集着一批杰出的体育人才，如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曾仲鲁、郭毓彬、万福恩、王石卿、王耀东等教授都是体育教育的先驱和权威。在名师们的培养下他进步神速，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再次被选入国家篮球队，参加了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运会。1937年，牟作云大学毕业后留到母校任教，从事体育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远赴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所大学组成的战时大学后来被奉为教育人才的楷模。由于清华大学体育系主任、中国着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爱才如命，不仅收留他而且让他做篮球教练。
1946年，牟作云自费到篮球的发源地、美国着名的春田体育学院研究生院进修，学成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执掌教鞭，除了教授二年级的篮、排球和田径课程外，还担任了校篮、排球队的教练。牟作云的篮球教学深受学生欢迎，被学校篮球队员誉为“第一个教我们用脑子打篮球的教练”，他在体育教学中主张德、智、体、美相互促进、彼此融合，他教学生打篮球要讲究技战术，不仅斗勇还要斗智，在赛场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掌控全局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牟作云一直是篮球界的领导。1956年，国家体委球类司成立，牟作云担任了副司长、中国篮协副主席，正式开始领导全国的篮球工作。1964年，牟作云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几十年来，牟作云率领中国篮球队先后出访过40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队伍，提高了个人和整体水平，还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1996年，国际篮联向担任了国际篮联技术委员会委员44年的牟作云授予“终身荣誉委员”
称号，能享有这一殊荣的，全世界只有8人，而在亚洲仅有他一人。
同年，亚洲篮联也向担任亚洲篮联第一副主席的牟作云颁发了“终身荣誉主席”证书。1999年，他入选新中国篮球50杰。2005年，中国篮协为了表彰牟老的丰功伟绩，为了让后人能够永远记住这位新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山鼻祖，决定将CBA联赛的冠军奖杯以“牟作云”命名。
四、篮球在北京学生中很普及
民国时期篮球是北京老百姓尤其是学生最喜欢的运动之一。那时候的北京人少，空地很多，几乎每个学校都有篮球场。学校都鼓励学生打球强身，男同学篮球打得好会受人们追捧，在学校都会出名。
二三十年代正是争取妇女权利的时代，女学生能够打篮球也会显得很时尚。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设有体育系科的学校，如北师大、女子文理学院等女子篮球队都很有实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北平女子篮球甲队获冠军，可见在中国篮球界的地位。今年97岁高龄的杜怡芳1917年8月出生在北京，1932年考入六年制北平高级师范学校。杜怡芳回忆，她十几岁时就喜欢田径、排球和篮球，曾得过北平中学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冠军），北平教育局还发给她镀银冠军奖杯。那时候中学女篮队员做完功课后就练习篮球技术，由于没有灯光场，她们曾经在月光下分拨比赛，夏天的时候还有的同学因为疲倦在篮球架下睡着了。
有一天刮大风，篮球架倒了，幸好那天没学生受伤，校方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伤害，马上规定大风天不许打篮球，可见学生打球瘾头之大。1934年，杜怡芳加入北平女子篮球荔才队（又名鸥队），该队主要由北京各学校女子篮球爱好者组成，类似今天的发烧友，这样志同道合自愿组合的女子篮球队在当时京城还有四五支，那时北京女子篮球发展可见一斑。
荔才队平时每周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的基督教青年会室内篮球馆训练、比赛，尽管是当时北京唯一对外开放的篮球馆，但场租费非常低，穷学生都去得起。基督教青年会每年都在北京举办女子篮球比赛，对推动北京女子篮球的普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民国政府内忧外患，中日大战在即，但仍然坚持如期在上海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为迎接比赛，北京体育部门临时在沙滩北大红楼旁的篮球场选拔组建了北京女篮代表队，教练由20年代的中国男篮队员王耀东担任，杜怡芳经由王耀东妹妹王景芝（时任北师大体育教师）推荐，被顺利选中。但正式入队时遇到阻碍，北师大一向以管理严格着称，校方认为打球会耽误学业，不同意杜怡芳参加，后经教育局出面才得以放行。当时队员主要来自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清华大学，其中丁筝筝和沈崇寄都出自荔才队。
集训在艺文中学（后来的二十八中）进行，教练主要练的技术是后卫从后场向前场抛球，队员从中场启动，接球突破或直接上篮。杜怡芳因有田径基础，对这种近似男子篮球的打法能很快适应，比赛时可屡屡突破得分。民国第六届全运会（上海国际运动会），于1935年10月10-20日在上海市体育场（江湾体育场）举行，北平女篮和北平男篮一起入场，杜怡芳的四姐杜怡蓉是北平女排的队员，也在队伍里。杜怡芳老人对近80年前的入场式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沦陷区东三省的代表队入场时，观众群情激动，鼓掌欢迎口号声四起，不少东北队队员热泪盈眶。当时运动会接待条件很差，各省市队混住在大通间，床为上下铺的木板床；伙食费为每人一天一银圆，主办方在江湾体育场看台后下方空间按各省市地方特色开设了各式餐厅，队员可根据自己的口味爱好选择饭菜，因为当时物价便宜，伙食费绰绰有余，一场运动会下来，个人竟还能结余不少。
北京女篮代表队由于仓促组队，战绩一般，小组没有出线。杜怡芳印象比较深的是汪精卫在接见全体队员时的演讲，他风流倜傥、口若悬河，大谈国民体育与抗击日寇的关系并发誓拼死收复失地，大有当年“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风采，赢得众多运动员的喝彩，哪知汪精卫后来成了头号大汉奸。杜怡芳自北师大毕业后，一辈子从事教师工作，年轻时当过多年体育教师，在一生的教学工作之余，只要有机会总要打打篮球。
1948年，杜怡芳老师想进入一所更好的公立中心学校工作，但苦于无人推荐，于是便设法入该校篮球场同老师们一起打篮球，很快同该校老师们打成一片，获得认同，顺利入职，此事也表现了体育爱好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 40年代初期，北平的北星队代表北平篮球运动的最高水平，1944年远征宁、沪，19战获胜16场。稍后，“木乃伊”、三青团、铁联三支球队三足鼎立。木乃伊以育英中学学生为主，三青团以北师大学生为主，铁联则以毕业的大学生为主，年龄是三支球队最大的。后来三队还举办过对抗赛，比赛地点在朝内九爷府和中南海西边的艺文中学，这批学生中的陈文彬等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北京男篮的队员，陈文彬后来还当过国家队主教练。后来木乃伊成为北平篮球运动的第一劲旅，队员都是当时京城有名的育英中学学生，育英中学是篮球运动的传统强校。木乃伊篮球队是1942年成立的，学生们因为喜欢打篮球所以凑在一起成立了篮球队，大家觉得需要有个容易记的队名，当时队员们学历史时知道了埃及有木乃伊，觉得挺特别，又有点吓人，所以大家一致同意就叫木乃伊篮球队。
育英中学很重视这支篮球队，校方体育部不仅提供了场地和篮球，而且还安排了活动时间，使得这支学生军迅速发展壮大并享誉京城。
1947年12月，北京篮球队参加了第十四届奥会中国篮球队分区预选赛天津分赛区的比赛，获得第一名。北平篮球队五个人都是木乃伊队的队员。木乃伊队的成功还在于聘请了留美归国的北京大学体育教授管玉珊先生，管先生的训练很有特点，他要求队员们打篮球先得从对篮球的认识开始。
管先生对队员们说：“篮球是集体游戏，英文为：all for one，one for all。意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他又简练概括地对队员们说，篮球战术就是打进打出。管先生还告诫学生：“你们打球要有大将风度，京剧武生的‘亮相’代表着一种精气神，打篮球也要有精气神儿，得技术精、作风好、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输球允许、不能输人。输球是技术不如人家，回去好好练再打。要记住，胜负是暂时的，绝不能输人，你们要牢记这一点！”木乃伊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篮球界输送了第一批人才。这个队的程世春后来作为首批国家队队员参加了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来做过北京队和中国篮球队教练，至今仍担任着中国篮协技术顾问，还有北京篮球队教练王元祺也是当年木乃伊队的队员。
40年代后期，北京女篮的“大姐大”是由范政涛指导的“虹队”。
1948-1951年间，这支球队参加了在京、津两地举行的多场比赛获得全胜，其球员周懿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国家女队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