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就比赛两场，第二天接着赛，北京地区的球队轮番作战，而拥有三套阵容的苏联队也从容应付。第三场苏联队对阵体联队，体联就是在京体育工作者组成的球队。1950年中国尚无专业球队，但京联、学联、体联也因长期在一起打球磨合，属于中国高水平球队。体联与京联、学联不同的是年龄偏大但经验丰富。范政涛、常英、崔文仲等名宿虽然都年过三十，但拼争精神令人感动，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年轻高大勇猛的苏联队奋力拼争，他们纯熟的球技虽然时有亮点，但很难突破对方的防守，只好选择在外围出手，而高大简练实用的苏联队则如入无人之境，多次轻易杀入中国队篮下，学联队最终以21∶62败北。
为了向苏联队学习，竟然让他们连续在北京比赛达七场之多。第四场比赛于1950年12月29日晚8点进行，京联再次出战。京联是先前比赛各队输球最少的，因此大家都期望京联再有良好表现，进一步缩小比分的差距。但比赛一开始，人们发现苏联队一改第一场的稳健打法，上来就步步紧逼，有时候对带球队员实施双人夹击，造成京联球员数次无法带球过中场。大家突然意识到，第一场的13分差距完全是“老大哥”让球。当真功夫拿出，中方球员就感到处处别扭。苏联队高大队员科尔基亚、科涅夫也不再斯文地在外面倒手，而是带球如猛虎般长驱直入，使得京联防不胜防，有多次眼看他们在京联队篮下三番五次摘得篮板而京联却一筹莫展。在场观众说：“‘老大哥’一真刀真枪，咱们就无招架之功啦！”“人家打球一点儿不含糊，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热爱祖国的品质，咱们得好好学习啊！”第一场仅输13分的京联再度交手竟然输了个17∶91！第二天体联再战苏联，也以13∶90惨败。中国篮球界终于认识到，这才是双方真实的差距。
面对巨大差距，中方球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打出自己的风格。第五场学联队由陈文彬、王琦、赵振锦、唐振生、周宝恩首发，他们采用了多跑动、多骚扰、抢占地面的战术，用“8”字阵形挡人掩护，然后用相对灵活的身躯突入腹地，上半时仅负3分。下半时学联队体能不足的弱点显露无遗，加上苏联队又开始较真儿，学联半场输了30多分，以27∶60再败。
东长安街体育场的观众座位有3000个左右，但由于苏联是世界强队，加上“老大哥”很受国人推崇，比赛时总是能涌进4000多人。
只可惜观众在寒冬中太受罪了，而这样的天气还一票难求，北京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篮球的热爱。苏联队的打法让当时的观众颇为惊异，“老大哥”的优异表现也给中国篮球乃至体育界一个启示：要打好篮球不仅要苦练，还要有自己的专业球队，要有几级训练体制，靠业余队打球不可能达到高水平。苏联竞技体育的体制开始被我们几乎全盘吸收。
2．感谢“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
50年代除去苏联外，东欧篮球水平也很高。苏联、东欧篮球包揽了那个年代的欧洲冠军。1952年夏，波兰篮球队来华访问，从北京到各地转了一圈后，于8月14日和北京市体育工作者进行了座谈。
当时中国篮球的水平与欧洲相距甚远，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波兰篮球代表队对中国的篮球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们指出中国运动员普遍体力差，耐力不够，比赛前的十几分钟还有竞争力，之后就每况愈下，尤其女子运动员普遍臂力差，球传不远，不能造成快攻，而且防守时脚步不灵活。波兰同行还指出，在中国转了一圈，只有在北京遇到的体训班和八一队水平不错。中国球员普遍打得慢，而且华而不实的动作多，波兰队所以能全胜就因为个子高、速度快、体力好。波兰篮球队对北京以及各地的篮球场之多、普及之好深表钦佩，他们说这是欧洲各国所不及的。波兰同行预言，用不了几年，中国的篮球水平一定能上去。
那时中国篮球主要与苏联和东欧交往，苏联、东欧对中国篮球的帮助是全方位的，中国学习苏联、东欧也是全方位的。当时《新体育》杂志总结：波兰篮球运动训练方法是科学的，比如强调体能，波兰运动员都达到了“劳卫制”所规定的32项指标，他们还用徒手体操、器械体操、足球、排球、手球来做辅助训练。波兰篮球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习惯与比赛中的细节也被记录下来，中国篮球界研究发现，波兰球员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和衣服都要保持干净。运动员准时起居，禁止吸烟。比赛时，精神要保持高度集中，运动员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教练的意图，球员被换下后，教练都要把他的优缺点讲明。
中国篮球在与苏联、东欧交往时也带着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波兰篮球队对中国同行说，他们起初也是学习美国篮球注重个人表现的那一套，但在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理论、技术后，波兰篮球队变得更讲究整体和实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今天看来，20世纪50年代中国篮球队访问匈牙利时留影。队中有多名球员来自北京队。前排左起：何诗荪、王兴全、杨福鹿、张锡山、刘二柱、李汉亭、鞠芬康。后排左起：中国队翻译、牟作云（领队）、鞠芬庚、张根铨、白金申、刘贵已、张长禄、程世春、陈文彬（教练）。
60年前在北京的中波篮球交流会也有偏颇，因为彼此都并不了解真正的美国篮球。
三、北京是篮球运动的竞赛中心
1．最早的“德比”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了全国篮球运动的竞赛中心，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比赛都在北京举行。
自50年代后期起到60年代中期，北京队和八一队是国内最强的两支男子球队。八一队在50年代初期就组建了，北京队则在1956年才正式成立，以致1951年首届国家男篮组建时，北京的球员还在代表华北队出战。北京市体委一直在筹划成立首都的篮球队，后来的北京队大多来自中央体育学院。当时尚无“德比战”之说，而中国男篮的德比战始于1954年10月17日，地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先说说这场“德比战”观众的阵容吧，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贺龙、罗荣桓以及多位部长和高级将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仍是中国篮球比赛最高级别的观众。
八一队阵容整齐，组织后卫是身高1米70的余邦基，而在当时被称为“大个儿”的吴自秉身高1米86，庞世侯1米88，王兆钰和周春霖也都1米80多。中央体育学院队的陈文彬、白金申、张锡山、李汉亭也都1米80多，只有刘二柱接近1米90，这些球员都成为后来的北京队队员。
这两队各有特点，八一队打法顽强硬朗实用，中央体育学院队更讲究战术，进攻时常用“8”字阵形流星般来往穿梭。比赛中，中央体院队的张锡山、李汉亭把八一队的余邦基、王兆钰盯得死死的。余邦基虽然身高只有1米70，但技术出众是当时组织进攻的好手，他动似脱兔，常常突到三秒区内从容分球，八一队比赛时，一旦他不在场上，一些解放军战士就喊“上余邦基”。中央体院队的张锡山比余邦基年轻，他身高1米84，弹跳、速度出众，防守主动积极也抑制了余邦基的组织。而中央体院队刘二柱、白金申、陈文彬与八一队庞世侯、周春霖、吴自秉的对位防守也呈现出龙争虎斗之势。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央体院的陈文彬，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北京队和国家队的教练，他是典型的学者型教练，几年后为中国篮球的迅速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50年代中国篮球运动员的身高无法和国际强队相比，但这一劣势也逼得中国篮球不得不更讲究技战术和灵活快速，因此增强了比赛的观赏性。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为双方的精彩表现而鼓掌。上半时双方难解难分，以平局告终。下半时比分依然拉不开，打到29平时，中央体院队李汉亭4次犯规，为保存实力体院队换下李汉亭换上徐仲已，八一队对徐的特点比较陌生，这也给了体院队可乘之机，几分钟后中央体院以41∶33领先8分。八一队向来以意志顽强着称，比分拉开反而让他们放下包袱，开始绝地反击，他们把1米86的吴自秉和1米88的庞世侯共同埋伏在篮下组成杀伤力强大的“双塔”，这使体院队的白金申、刘二柱不得不犯规阻挡他们篮下进攻，当他们5次周恩来总理赛后赞誉北京运动员身材高大犯规被罚出场后，双方实力发生逆转，最后八一队以63∶52获胜。
这场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引起了很大轰动，篮球界一致认为，应该多多举办这样的比赛，从而也推动了全国篮球联赛的举行。
2．中国篮球飞速提高的阶段
1950年苏联篮球队在北京比赛中展现的巨大优势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中国篮球决心急起直追。篮球界制定了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方向，由于中国人在身高上无法与欧美人比拟，因此就重点在篮球技术上下功夫，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技术特点，比如灵活快速、技术全面、跳投（当时称“砸眼”）准确，还在抢断球、快攻、快速突破等技术上形成特点。中国篮球运动员的急停跳投发挥了我国前锋个子矮却应变快的特点。在中国篮球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篮球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5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篮球队再来华比赛时，不得不对中国队刮目相看了。比如战胜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匈牙利队和第三届世界篮球锦标赛第四名保加利亚队，就给欧洲篮球界不小的震动。
那时中国队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矮个子——钱澄海和杨伯镛，他们后来也成了北京队队员。钱澄海身高1米82，担任组织后卫。杨伯镛身高1米80，打小前锋。别看个子效力于北京男篮的着名运动员钱澄海矮，他们都是队里的绝对主力，并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篮球发展的方向。
他们二人球艺娴熟，善于发动快攻，急停跳投准确，钱澄海不仅组织得好而且是一位攻击力很强的后卫，杨伯镛善于底线突破，经常让对手防不胜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转播中国队比赛时，中国体育解说第一人张之用“见缝就钻、无孔不入”来形容他们的技术特点。这两人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钱澄海曾总结出了中国篮球秘诀：“我们虽然个子小，但运用了紧逼、快攻、跳投这三大法宝，发扬快速灵活的特点，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3．中国篮球快速生长期的教练陈文彬
好球员必须有好教练调教，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陈文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第一代国手，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陈文彬1949年到1954年曾效力于中国学联队和国家队，多次参加过国际大赛。
他1954年任国家男篮助理教练，1955年到1965年任国家男篮主教练，多次率队战胜欧洲强队并夺得过社会主义友军篮球赛冠军。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善于总结归纳，能够把脉中国篮球的方向。他博闻强识，既能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实践，又能自己翻译外国篮球学术文章与国际先进打法不脱节。后来他到北京队先任总教练后任北京男篮主教练，为发展北京篮球立下功绩。陈文彬英年早逝，当年他指导的队员如今也是老年人了，大家回忆起他都说他颇有大将风度和指挥艺术，是难得的好教练。
四、北京男女篮经历的辉煌
1．政策倾斜，出手不凡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有好几支水平不错的球队，前文提到的与苏联队交手的京联、体联和学联是其中的代表，但也都属于业余队。
北京作为首都，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运动队，这样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而北京不同于上海、广州、天津，这些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比北京多，北京在成立专业运动队时，困难也要大些。50年代初，北京的足、篮、排球均以临时集训的形式组成业余队，和兄弟省、市的专业队比赛成绩很不理想，首都的球队常常是失败者。首任北京市体委主任柴泽民对此十分焦虑，当时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等也很着急。1955年国庆节游行后，彭真、贺龙、罗瑞卿等领导人到北京饭店就餐，柴泽民与彭真市长、贺龙元帅等人一桌，贺龙的话题很快转到体育，他对柴泽民说：“老柴，你们北京队比赛老是输，这可不行……你要抓紧啊！中国球类运动水平不高，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不少，要改变现状，奋起直追，首都要带个头嘛！”贺龙建议北京市要成立专业队，培养优秀运动员。柴泽民听了贺老总的一席话，就把筹建专业队的工作很快提到日程上来，在一两年内完成了各个专业运动队的组建。
北京的篮球和足球一样幸运，1956年在贺老总和国家体委的关怀下，国家体委把国家男篮部分队员和国家女篮全体队员下放给北京市。这无疑使北京篮球队一下成为全国最强的球队之一。当时球队条件比较艰苦，北京篮球队住在茅屋胡同的院子里，身材高大的五六个球员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人一进去屋子都满满的了。球队训练多数时间是在露天篮球场，但没有人对此不满，反而热情高涨。球队有时到北京体育馆训练，坐的是四处漏风的大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