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篮球也成灾区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波及了全国几乎所有行业，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北京篮球界。在体育界，北京市体委主任张青季最早被批斗，《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个所谓“体育界最大的走资派”的“罪状”。一把手成了“黑帮”，北京体育系统顿时大乱，所有工作都处于无人管理的瘫痪状态。
北京市多数体育领导干部和优秀运动队的一些教练员、运动员被关押、批斗、下放劳动，甚至被迫害致死。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林毅忠等五位局、处级领导干部被无辜投入监狱关押近八年之久。篮球队和各运动队一样，出成绩的常常成为“出头鸟”，基本都会被诬蔑成是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篮球队和所有的运动队一样停止训练，竞技运动元气大伤。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恶劣影响下，北京市体委“造反派”夺了各级体育单位的领导权。由于没有了党组织的有序领导，体育界更是乱上加乱。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很多优秀教练员因为从民国时期过来，所以质疑、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为北京篮球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范政涛曾蒙冤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前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北京体育的总管家，他热爱体育也懂体育，新中国成立前在搞地下工作时就看过范政涛打球。为了发展北京篮球，刘仁决心把范政涛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北京队，得知他被划为右派，便和时任市体委主任的张青季于1959年把范政涛调到北京市体委系统，然后在刘仁的直接过问下给范政涛摘掉了右派帽子。
北京篮球水平的提升和基础夯实，范政涛功不可没。可惜“文革”开始后范政涛被诬蔑为“右派翻天”，刘仁也被批判为“保护牛鬼蛇神”。
当时的运动员大都比较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人们用大字报互相攻击揭短，都想证实对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自己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表现到篮球界就是如果谁练球就是走白专道路，这让原本系统的训练完全瘫痪了。运动员中流传着“一天不练手脚慢，两天不练丢一半，三天不练门外汉，四天不练瞪眼看”，而一两年不练，简直就是运动生涯的自杀行为。
不过，酷爱自己事业的北京篮球界人士还是想方设法寻找借口打篮球。比如当时流行“为工农兵服务”，他们就到工矿表演比赛，这是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没人敢反对了。
老队员李隆回忆，那时凡是工矿有比赛需要他们去，他们也很珍惜，虽然对手比较弱，但也可以保持一些竞技状态。后来运动员还想进一步扩大篮球的影响，于是借来三轮车放上篮球架，恰好先农坛距离天安门不远，于是就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比赛，引来了数千人的观看。年轻队员黄频捷和几位队友说：“老这么下去不是事儿，咱们如果不搞篮球还能干什么？”于是他和张卫平、王维君、姜洪林等偷偷恢复了全面训练，在酷爱篮球的人眼里，为祖国争光的责任和使命高于一切。
而更年轻一些的队员在这个时刻也在渐渐醒悟。后来成为国家队大前锋的张卫平“文革”时还是北京小四队的少年，更准确地说是五队，就是10名男女少年的混合队。他对“文革”中那些发言很不感兴趣，开会就爱溜号。有一天他又溜了出去，在大街上和一些寻衅闹事的学生打了起来，被军代表领了回来并严加处理，给他停了“运动灶”，那时候运动员仅有的“特权”就是“运动灶”，对一个男孩儿的打击非同小可。这还不算，还罚他到电工组劳动砸铁丝。
后来又把他调到食堂洗菜和面。但一些关心北京篮球发展的领导认为张卫平是个可塑之才，将来真的恢复了比赛，需要这样的年轻运动员。于是便撤销了对他的处罚，恢复了“运动灶”。张卫平珍惜失而复得的机会，练投篮、跑和跳，为增强力量练蹲举杠铃。仅仅一两年，张卫平的腿部、上肢及腰部力量和弹跳力明显增加，为他日后拼抢篮板和篮下强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运动队恢复训练，身高1米94的张卫平成为北京男篮和中国男篮着名的大前锋。
二、北京篮球队较早恢复训练
北京最早恢复专业队篮球比赛是在1970年夏天，当时周恩来总理见努力了20多年的中国体育因“文革”而要毁于一旦，要求当时的国家体委尽快恢复正规训练和比赛，其中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篮球运动是最早恢复比赛的项目之一。国家男篮和北京男篮都在北京，所以体育主管部门就安排两支球队在国家体委旁的北京体育馆进行了四场比赛。由于几年没进行过正式比赛，双方球员都很珍惜比赛机会。
但当时比赛片面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而不许售票赚钱，报纸的体育消息又只登在新华社通稿上，所以这么精彩的比赛几乎无人知晓，观众只有国家体委训练局和北京市体委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他们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加油。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北京队竟然取得了3胜1负的佳绩。北京男篮当时是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老一辈运动员张锡山已30多岁，他从50年代中期进入国家队到70年代一直驰骋在赛场上，他的组织能力与比赛经验在当时的中国篮坛依然属于一流。处于当打之年的李东兴、李树钊两位年轻队员有着鲜明的技术特点。李东兴有两个绰号——“二细”和“李杵”，“二细”是队友给取的，因为李东兴的块头不大，身体稍显细长，所以队员们平时都管他叫“二细”，几乎不称呼他姓名。之所以管他叫“二细”，是因为北京队里还有一个叫“大细”的队员李光照，李光照身高和李东兴差不多，都在1米90以上，但李光照比李东兴还瘦，所以大伙就叫他“大细”。“李杵”则是北京球迷给取的，因为他的动作简单实用，右臂一“杵”就进，这里面也有球迷对他的赞誉。李东兴的中距离跳投特准，几乎撒手就有，命中率很高。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这在李东兴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后卫的李树钊，既能投又能突，特别是他突破时身体重心降得很低，能很好地保护球，对手很难从他手里抢断球和掏球。比赛时李树钊在场上头脑清醒，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日后他进入国家队，北京男篮在“文革”中恢复训练，图为北京男篮队员合影。左起：管文明、张志鹏、王瑞卿、李东兴、刘向海、黄频捷、张锡山、李树钊、姜鸿林、王忆诚、何诗荪。
也证明了自身的水平和实力。
很多队员在“文革”期间也坚持了刻苦的训练，年轻球员黄频捷、张卫平、王维君（王治郅父）等也在“文革”期间迅速成长起来。
由于过去受苏联训练方法的影响，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不敢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怕把身体练僵了，以杠铃负重下蹲为例，重量最多的也只不过在90到100多公斤，这造成了运动员的弹跳力，特别是身体的对抗能力相对来说显得较弱。虽然当时北京男篮有很多队员也能扣篮，但也只限于身高在1米95以上的大个子。例如，当时在北京队里扣篮最好的是身高1米95的李隆，他可以左手抓篮筐右手单手持球跳起扣篮。黄频捷、张卫平、王维君等很多队员在“文革”期间突破了以前框框的束缚，大胆地进行了力量训练，成了举重队举重房里的常客，他们负重下蹲的力量竟然达到150公斤以上，几乎能和北京举重队的队员相媲美。
由于腰腹和腿部力量的大幅度增强，他们不仅能轻松扣篮，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大大增强。黄频捷和张卫平进入由钱澄海执教的国家男篮后，一次和美国队比赛，中国队球员中能在篮下和美国队球员拼身体得分的就只有张卫平；而在外围能抵挡住美国队球员强悍防守的则是黄频捷，因为他们两人都有着很强的腰腹和腿部力量。而中国队其他队员的身体对抗能力就显得较弱。黄频捷回忆说，当时我们的中锋和美国队球员一接触往往就会失去身体重心。
1970年国家队怎么会输给北京队三场？首先是北京队球员的实力不亚于国家队。黄频捷那时虽然还不是国家队队员（“文革”后期他成为第一批国家队队员），但当时已是国内最好的后卫，他惊人的身体素质、组织能力和强悍的防守能力，被当时中国篮坛各界人士一致看好。北京队的中锋杨殿顺身高2米26。70年代中锋身高2米就算高个了，而对手面对2米26左右的长人，简直是无可奈何。其次，北京队能取胜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快速灵活的独特打法和多变善变的防守。
三、“文革”开始后篮球水平下降与比赛的形式主义
中国篮球在50年代末已经达到欧洲强队水准，北京篮球队也在“文革”前夕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但经过几年折腾，水平急剧下降，有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下降的幅度。60年代由于中国篮球水平高，一些友好国家很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当时古巴和中国关系很好，应古巴篮球界的邀请，中国派遣了篮球专家赴古巴任教，帮助古巴队提高篮球水平，当时国家体委派遣了北京篮球队总教练程世春先生赴古巴完成这个任务。临行前国家体委一位副主任对程世春说，去古巴任教要当“老母鸡”下蛋，意思是说不要大包大揽，而要培养古巴自己的教练。所以当时中国篮球专家赴古巴任教是怀着这种目的去的，旨在提高古巴的篮球运动水平，培养古巴的教练员。经过程世春的无私帮助，古巴的篮球运动水平迅速提高。次年古巴男子篮球队来华做访问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国家男篮等队进行了比赛，古巴篮球运动员具有南美风格，有很多黑人运动员，弹跳力非常好。
但学生还是没有打过老师。几年后，因“文革”停止训练，“老师”水平一落千丈，而颇有天赋的古巴人曾有过居于世界前三的水平。“文革”后期中国队去古巴比赛，被学生轻而易举地打败。
1972年以后，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力图扭转极“左”路线的危害，体育领域也开始抓成绩了。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没有变，体育事业依然举步维艰。197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就始终离不开“批林批孔”和反对“锦标主义”，有时候大搞形式主义，要“下基层开门训练”，还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整个北京代表团被这一类的要求搞得如坐针毡，诚惶诚恐。大会组委会搞了个所谓“工农兵评论”，来代替专家仲裁，这些“评论大员”们大多都是外行，经常做出让人啼笑皆非的评论。“文革”中还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的举动，篮球比赛前两队球员进场就高呼毛泽东语录，如果有个球员犯规，就举起手高呼：“要斗私批修！”比赛激烈的时候，常常在比赛暂停期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落后的球队则一起高呼：“主动地恢复……常常是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四、70年代竟然是篮球最普及的岁月
1．职工、学生篮球热是北京城市一景
说起来很让人惊异，凡是五十多岁以上的人回忆起北京篮球的普及，都觉得群众篮球最红火的年代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那时“文革”已经从大规模的批斗武斗进入了相对平静期，尽管“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一打三反”还在各个领域继续折腾，但人们比“文革”初期还是少了些躁动。那时虽较为贫困却相对安逸，加上文化生活贫乏，于是业余时间打篮球成了年轻人的时尚。
那时工人打、农民打、战士打，到处都有篮球比赛。在一个工厂里，能普及到车间之间都打对抗赛，而北京四个城区和郊区无一例外都有篮球联赛。北京朝阳区的企业最多，每次朝阳区职工篮球联赛报名的超过百队，要分20多个组打预赛，因此到处都是篮球比赛，到处都是喝彩加油声。
如今年逾古稀的葛锦堂是70年代职工篮球赛的裁判，他说蓬勃开展的群众篮球运动使裁判一度非常繁忙，他有过一天吹三场比赛的经历，下午2点一场，5点一场，7点半一场，虽然累得够呛，可是觉得很有意思。那时裁判都是无报酬的，但都争取机会吹。
到了后期裁判一次有4角补助，吹完后饥肠辘辘吃半斤炒饼还能剩2角。如今年已花甲的吕文民1969年进工厂时刚16岁，他回忆说那时候想看书没书，想看戏就来回来去地八部，唯独篮球比赛还有悬念，于是他就成了业余篮球赛的热心观众，后来升格为记分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爷们儿记分员”。他自带粉笔、黑板给车间比赛记分，直到晚上9点多打完最后的一场比赛。篮球不仅活跃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在某种程度缓解了单位的派性，因为“文革”中一个单位都有两派，起初篮球队也以派性组织，比如某厂的篮球队分为“抓革命促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