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者可以预先制订好作战计划，甚至在大多数的场合制订的计划都不会被破坏。进攻者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制订计划，而这种配置情况也只能通过事先侦察才能了解，侦察得知的情况和延误时间带来的改变，都是进攻者无法预料的。我们在这里的论述与第四篇第十二章并不是矛盾的，因为这里所指的防御者，是指没有遭到失败的。不过，即使防御者有这样支配敌人的权利，那么这与争取某些次要利益的场合还是有差别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也就越大。
（3）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容易退却，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另一方面，他还要竭尽全力使进攻者难以前进，例如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派人破坏桥梁或道路，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等。
最后，我们还不能忽视民众武装这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关于民众武装，我们将在专门的章节中论述，在这里就不做详细分析。
我们已经论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以及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来实施这个防御手段。首先是如何选择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选择向本国腹地退却，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退往可以包围敌军两侧的地点，不仅令敌人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也使防御者不致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防御者选择的退却线在国境附近，那么这种危险就有可能成为现实。如果1812年俄军没有选择向东方退却，而选择向南方退却，那么就会遭到这样的危险。
这个条件是有这种退却措施的目的所要求的。至于向腹地内哪个地点退却更好，就需由掩护首都或者其他重要地点的意图来决定，这就要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
如果俄军当年的退却是预先计划好的，那么他们就完全可以从斯摩棱斯克向卡卢加退却，如果这样，莫斯科就有完全免遭战争蹂躏的可能，但是俄军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而这时，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约有十三万人，如果俄军早已拟定了退却线——从斯摩棱斯克向卡卢加，那么半路上所进行的这次会战，也不会遇见优势极大的法军。因为法军这时无法从这支军队中抽出大量兵力派往莫斯科，而拿破仑更加不会把这样少的兵力派到五十普里（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莫斯科。
经过几次战斗以后，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十六万人。如果他选择在进行主力会战前冒险抽出四万人向莫斯科派出一支部队，而仅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的话，那么到会战时可能就只剩下九万人左右，也就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少了四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如果把博罗迪诺会战作为衡量标准，就可以认为俄军凭借这个优势可能将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这样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要比在博罗迪诺附近时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可是俄军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因为他们的退却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兵力不足，难以进行会战，所以就越退越远。而且，俄军所有的给养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考虑放弃这条道路。而几乎所有俄国人都认为，就算能够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胜利，也不足以抵消因为没有掩护而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
1813年，如果拿破仑将兵力偏向侧方，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占领阵地，而只在巴黎留下几千人的兵力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巴黎被侵袭的可能将大大降低。而如果联军知道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驻守，他们就决不敢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至六万人的军队。如果两者的情况是相反的，即联军处在拿破仑的位置，面对的敌人是拿破仑，那么恐怕没有人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但是倘若拿破仑拥有联军的优势，他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向首都。由此可见，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决定不同结果的就是——不同的精神状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补充一点：即在向侧方退却时，首都或者其他需要被保护的地点必须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被敌人的别动队占领和抢掠。具体的相关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论述战争计划时进行讨论。
还有一个这种退却方式的特点需要我们注意，就是在退却过程中突然改变方向。俄军一直按照一个方向实施退却行动，而过了莫斯科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选择向梁赞方面退却，随后又转向卡卢加。如果这时俄军必须选择继续退却的话，他们自然就选择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因为这又令他们接近敌国边境了。但是，即使拥有显著优势，也不会继续沿着这条在俄国国土上绕了一个大弯的交通线追击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法军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甚至还有可能必须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他们之前辛苦占领的阵地都必须重新让出来，而不是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的西岸地区。
当然，如果局势按这个情况继续发展，那么俄军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有很大可能由于这样的路线，他们就与本国的主要部分隔开了，这与最开始他们进行退却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实际上，这种不利也不是一定会出现，如果法军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是极为可取的战略措施，因为它会带来下列巨大利益：
（1）一旦我们变换了退却的方向，敌人就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交通线，但是要重新确定一条交通线往往是件困难的事情，并且，这种改变对于敌人来说，只能逐步地进行，以至于他必须逐步寻找新的交通线。
（2）这样的绕道和变道，使双方又都重新接近了国境，进攻者无法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经占领的退却者的国土，几乎就要放弃它们。
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两支军队在这样的战场上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逐。如果其他有利条件存在，在较小的区域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但是必须要由具体的场合和具体情况来决定。
既然选择了诱敌深入的方案，那么一旦确定了退却方向，防御者的主力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进行追击，也就无法达到目的。但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防御者所预计的这个方向前进，防御者也无法迫使进攻者完全受上述条件的束缚。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防御者是要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展开离心的退却。
我们认为，离心退却是不可取的，因为：
（1）采取离心退却会使防御者的兵力分散，有利于进攻者发起攻击。
（2）采取离心退却会使敌人占有内线之利，使他的兵力比防御者集中，进而在某些地点上占有优势。当然，这种优势在防御者不采取退却的方法的时候就不那么可怕。采取退却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能够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却面临本身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另外，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时候还应该使自己的主力逐渐达到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但是兵力分散使这一点变得没有把握。
（3）兵力较弱的一方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行动。
（4）离心退却将使敌人的部分弱点完全消失。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有两点：较长的交通线和易暴露的战略侧翼。如果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的方式，就会迫使进攻者分割兵力把侧面变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在完成抵抗与防御者对峙的任务后，还附带完成了另一个任务——掩护一部分的交通线。
综上所述，从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离心方向的退却是不可取的。倘若这是为了能够在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而做的准备，那么请参阅前一章的论述。
采取离心退却的方式能够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不致被敌人占领，那么就没有其他任何目的能够使防御者采取这样的手段。
防御者判断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依据的是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方向，以及双方各个地区和要塞的关系位置。在已经能够预见敌人行动的情况下，而把兵力配置在大多不会被占领的那些地区，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兵力浪费行为。但是在敌人很有可能会进攻的地点配置兵力，并不一定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和占领，而这种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判断能力。
1812年，俄军在退却时，曾在沃伦留下了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部队，提防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但是这个地区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所以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而这种驻留却是俄军期待自己能够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胜过敌人。这样的做法为今后的战局带来了多大的利益，我们并不想在此多讨论。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把这个部队及时集中到主力也是无法实现的客观原因。以上两个原因才促使俄国人把这支军队留在沃伦独立作战。与此相反，如果富耳将军使巴尔克来的八万人军队向德里萨退却，仅把巴格拉齐昂的四万人军队留在法军的右翼以期待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巴格拉齐昂不可能固守在立陶宛南部，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具有很大优势的法军主力所消灭。
从防御者的角度来看，应该尽可能少地放弃领土，但是这一点始终是一个次要的目的。由于受到进攻者的限制，敌人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窄，那么他的进攻就会越困难。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一开始就必须有成功的把握，而主力也不会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无论如何必然寻求在有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最后决战，而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境地以致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和使敌军退却严重削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首要原因，都是防御者的主力情况。
由此可见，向本国腹地的退却一般由没有战败和没有分割的兵力来进行，并且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退却，并坚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始终处于备战状态，进而使敌人由于忙于采取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而大大削弱。
如果能够保持这种状况，使防御者引领进攻者到达前进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必须在具备有利的条件下立刻占领同这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使用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1812年的俄国战局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现象，充分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尽管这次退却是一次主动退却，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倘若俄军能够预计这种退却取得的结果，并且有机会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那么曾经绝大部分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他们将毫无疑问地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但是，认为只有像俄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实例发生的看法，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这种抵抗方式不论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进攻者还没有经过决战就由于军队无法维持而遭到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退却，就已经达到了这种抵抗方式的目的。1742年和1744年腓特烈大帝分别在摩拉维亚和在波希米亚的战局，1743年法军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战局，1792年不伦瑞克公爵在法国的战局，1810年到1811年马森纳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通过这种抵抗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区别在于范围和规模小得多。而这种抵抗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是我们在这里所确定的原则在起作用。
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各个战局，在还没来得及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已经发生了剧变。尽管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期待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仅仅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可以带来导致胜利的兵力对比，也值得统帅们在时机和条件适当的时候采用。这个防御手段迫使敌人退却就像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自己落体定律降落一样，会使敌人的损失不断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