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这种看法相当流行。但是，法国革命战争突然呈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战争现象的世界，带来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些现象在最初或许显得有些粗暴和简单，但谁都不可否认它们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以致人们想抛弃旧的方法，对上述一切新发现和伟大思想都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人们甚至认为，旧的方法已经完全不需要，也绝不会再出现。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在军事艺术中也是一样，旧的观点也不乏护卫者。他们把新出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甚至悲哀地认为这是军事艺术的没落，只有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才应该成为今后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但是任何人都能清楚地发现这种见解是多么的缺乏逻辑性，所以人们只能认为它是概念的极端混乱。但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次出现的人，也是考虑不当的。因为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才能被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它的大部分都是由于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不过，在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还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就不应该把它们当作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完全能够确定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打算进行深入探讨，只是为了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用来说明它不过是双方在种种条件受到限制产生出的产物，是缓和了战争要素的产物。不可否认，在这样的较量中，某一方的统帅可能比对方的统帅更高明一些。也就是说，这一方的统帅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就可以凭借高明的手段得到某些利益；而在兵力较弱时，他则可以运用杰出的才能与对方保持均势。但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我们并不能从中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常常可以成为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由于条件限制不敢发动大规模决战。所以，这种战局永远不会为军人赢得最高的荣誉。
以上是关于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接下来，我们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特殊影响，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的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如果临时发生的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变成了行动的动机，那么国家的总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削弱。所以，当军队到达一个战局中它本不应该到达的地方时，那么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就会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关于这一点，可以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战争的总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不相同，虽然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要强烈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却绝对没有采用过两次。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军事行动中几种手段，并且涉及了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点，至于如何实施的具体措施，在前文也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些不同的手段中提炼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显而易见，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于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了依靠经验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追求大规模决战的目的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它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而是更加客观，也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也使人们能够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但是这一点对于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就要困难得多。甚至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在不寻求决战的防御上也是行不通的和毫无用处的。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却是最有用的，当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这种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成为影响结果的一种优势因素。
但是，这些仅仅是事物的个别方面，绝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这种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能够打破一般原则。道恩元帅和腓特烈大帝在其个人决策方面的特点差别是，道恩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腓特烈大帝则善于经常集中主力，紧紧接近敌人，见机行动。这两个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也源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批判者没有权利和资格认为，不同的作风和方法之间有高低之分，也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是从属关系。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作风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它们的使用价值只能通过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判断。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会一一详细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而可能产生的不同作风和方法。至于它们的影响，前文已经谈过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本章中无法提出一般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和事实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每一个不同的场合，每一场不同的战争，我们几乎都会碰到一些特殊的现象，甚至这些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也不是毫无用处的。真理存在于所有情况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熟练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到真理，尽管历史在这一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给进行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也就能够使我们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更准确地说，是我们要再次重复和明确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列举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即双方都软弱无力时才能应用它们。如果超出这个领域以外，就一定存在另一个较高的法则，它能够对战争起支配作用，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所以，统帅们不能忘记这一点，不能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把狭窄领域内的东西和个别现象看作是绝对的。统帅也不能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认为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更不能在担心这些手段不适用时还继续坚持使用。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产生上述那种错误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在实际中不是这样的，因为所有事物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的。为了使观念更加明确，必须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战争大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所以就必须看战争与哪种方式更为接近。
由此可见，首要的问题就是统帅必须预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明确他是否有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放弃那些仅仅为了避免小损失的小措施，而必须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善自己的态势，以迎接较大的决战。也就是说，统帅必须首先正确地估计情况，才能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我们也将引用一些由于对情况估计不足而导致错误行动的战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坚决采取行动而采取措施的。1757年，奥地利军队并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以至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率领军队投降的境地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仍旧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就足以证明，奥地利对情况完全判断错误。
1758年，策芬修道院协定不仅完全迷惑了法国（当然这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土地。至于腓特烈大帝1759年在马克森和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对敌情完全判断的错误，前文也已经谈过了。
1792年在估计敌情方面所犯的重大错误，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次错误会超过这次。人们原本以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次内战，没想到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这个估计错误导致后来的严重的结果，甚至以后几年遭到连续的失败主要原因都要归咎于1794年的这次战局。在这次战局中，联军不仅错误估计了敌人进攻的强烈性，仅仅使用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方法，而且普奥两国放弃比利时和荷兰也表明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这股来势汹涌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是奥军对拿破仑错误估计的表现。
梅拉斯将军在1800年遭到的惨败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他对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错误估计。
1805年，作为那徒具科学形式、力量又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乌耳姆虽然可以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状态，就是把一些陈腐、狭隘、无用的观点和措施，与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结果。如果普鲁士能清楚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并正确地做出评价，那么它就不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并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另辟一个战区；就不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的攻击并期待取得某种成果；就不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在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这些没有实质性的问题。
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也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那批有名望的人物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仅仅是为了使敌人为进攻俄国而付出代价。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失败的可能性是多么大。尽管他们当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敌人的兵力优势却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最主要的错误就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仅仅把它当作是一次普通的败仗而已。其实，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场主要的决战如果遭到失败，将会带来一系列恶果。甚至利用德里萨营垒，也是基于完全错误的判断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俄军要固守这个营垒，就必然会遭到四面围攻而完全陷于孤立，法军就完全能够迫使俄军放下武器。但那时这个营垒的构筑者在当初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强大和意图这样坚决的敌人。
就算是拿破仑，也不是没有过错误估计情况的时候。1813年停战以后，拿破仑认为派几个军团就完全可以阻止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兵力，他自信这几个军团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可以促使对方如同在过去的战争中那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的作用。拿破仑对于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一直都是估计不足的，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莱比锡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而拿破仑之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在郎城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偶然的完全在拿破仑意料以外的情况。在滑铁卢，终于拿破仑为自己的估计不足而受到了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