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永远不会有一个国家，对待他国的事情像对待本国的事情那样认真。如果他国遇到了危险，这一国家最多只会派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而一旦这支援军失利了，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援助的义务，继而尽可能地寻求各种适宜的理由以便脱身了。
在欧洲政治中，具有一种惯例：如果加入攻守同盟，国家之间必须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这并不表示一个国家因此而必然与他国团结一致、共同应敌，战争的对象、敌人使用多少兵力，并不在它们考虑的范围内，它们只是彼此约定，一旦发生争端，相互要派出一定但是通常数量却十分有限的军队。而且，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的时候，同盟国也并不认为自己同敌人已经处于一种真正（必须以宣战开始，并最终以缔结和约结束）的战争中。即使是这种概念上的援助，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同盟国能够把按照约定所提供的一万、两万或三万援军，完全交由正在作战的国家使用，让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部署，甚至让它们可以把这支援军当作自己雇佣来的军队，那么，事情之间就产生了某种内在的联系，战争理论从而不会在这方面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然而，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通常援军都有自己的统帅，而且这些统帅通常只按照自己本国政府的意志行事，自己本国政府所制定的目标，又往往与政府的不彻底的意图相一致。
事实上，不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本国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的事情而去援助他国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不会是毫无保留的。即使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总是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当作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敌人，它们往往会像做生意一样行事。这两个国家都会根据它们各自可能承担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投入三至四万人作为股本，并且事先声明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本金以外，再无法承担任何的损失。这些同盟者，通常只会约定提供条约所规定的少量的援助，而把更多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利用。
这种态度，在同盟战争中是极为普遍的。只是到了现代，当遇到某些极端的危险使某些国家（如反抗拿破仑的国家）不得不走上自然的道路，当遇到某些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服拿破仑的国家）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时，诸多国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其实，过去那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具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从根本上讲，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能完全划分出阶段的概念。但是，这种态度的来源并不仅仅是被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它也来自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与他国进行的战争中，其中的政治原因对战争的进行也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要求敌人做出适度牺牲，那么我们就仅限于通过战争取得一个较小的战果，并且使我们认为，通过很小的努力就可以取得这个战果。
相应地，敌人也会有大致同样的估计。一旦其中的一方发现战况的发展与自己预先的估计有所偏差，比如发现自己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比敌人强大而是比敌人衰弱，则通常就会感到自己或缺乏军费，或面临其他弊端，从而开始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
于是，只好尽可能地应付下来，希望未来能够发生对自己有利的事件（即使毫无根据，也并不妨碍抱持着这种想法），如此一来，战争就会像久病的人一样，毫无生气地拖延着。而战争中相互的作用，因为其中一方想要胜过对方所引起的竞争性、暴烈性和无节制性，也都会由于动机的微弱而消失在这种停顿状态里，双方都会更加谨慎地、极大地缩小自己活动的范围。如果不得不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的影响非常之大，那么，这种影响也就毫无界限可言了，甚至我们还不得不承认，有些战争存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威胁敌人，以此获得更多支持谈判的筹码。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一直成为一种哲学的探讨，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也必然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因为在这里找不到关于战争概念所包含的所有必然的东西，从而使战争理论失去了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尽管如此，但是不久也会有另一条自然的出路。总而言之，军事行动中缓和的因素越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军事行动的动机越弱，其行动就会越消极被动，行动也就会越少，也就越来越不需要指导原则。于是，整个军事艺术就仅仅只剩下小心谨慎，其主要任务在于，让动荡不定的均势不会突然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从而使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致成为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到目前为止我们始终围绕着战争的性质与个人、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这一情况进行讨论，或者从这一方面，或者从那一方面展开，以免忽略了这两个对立的因素中的任何一个。然而，这种对立的根源其实还是存在于人本身，因此，仅仅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关于这些矛盾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时，也会由于部分相互抵消而结成一种统一体。如果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并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最初就可以对这种统一体进行探讨的。那么，这里所说的统一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内容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当然，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战争其实仅仅是由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所引发的。因此人们一般都做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旦爆发，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立即就会宣告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一种只受战争本身规律所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与此相反，也就是说，战争其实不过是政治交往以另一种手段的存续。我们之所以用另一种手段的说法，就是为了要同时明确这种政治交往并不会因战争而中断，更不会因战争而变成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无论使用的手段如何变化，实质上政治交往总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着；甚至战争事件所遵循及被约束的各种过程与情况，也不过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这里还会存续什么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下达，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会随即中断吗？难道战争不正是作为另一种文字和语言，用以表达它们的思想吗？当然，战争也有它本身存续的语法，但却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逻辑。
由此可见，离开政治交往谈战争，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只会割断形成关系的那些线索，从而获得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目的的东西。
哪怕一场战争真的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不受限制地发泄敌对感情这一要素时，我们也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即使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所有那些因素，或作为战争的基础，或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如在第一篇第一章中为我们所列举出来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性质吗？它们不也都与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吗？同时，现实战争，也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具有矛盾并不彻底的存在，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服从其本身规律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谓的整体则就是政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必须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来看待问题了。
战争之于政治，其产生于自身性质的那些周密的结论是不会被重视的，不仅最终的可能性不会被考虑其中，甚至只有那些最直接的概然性才会被作为根据。一旦在战争的整个行动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甚至使得战争变成了一场赌局，每个参与其中的政府采取的政治方式，只会是想利用自己机智和敏锐的眼光在这场赌局中战胜敌人。
如此，政治就把战争这个足以摧毁一切的存在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把需要凭借全身和双手的力气才能举起，并做出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了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只是一把比赛用剑，而政治只是利用这把剑来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于是，胆怯的人在面临战争时，所陷入的矛盾就自行解决了，假如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既然战争隶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是如此，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的时候，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甚至相反地还需要不断地考虑它。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能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也只有这样，在判断战争时，我们才能根据一个正确而恰当的观点和立足点，从而制订和评价一些大的计划。
然而，政治因素并不能完全地渗入到战争的各个细节部分，例如配置骑哨、派遣巡逻哨等，这样具体的事宜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为根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和战局的计划，甚至包括会战计划的制订，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并没有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一观点，因为在研究个别问题时，这一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只有在制订战争和战局计划的时候，它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