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消极的防御性战争，绝对不会成为防御战争的终极目标。就算是力量再怎么薄弱的防御一方，都必然会拥有可以对敌人造成一定影响和威胁的各种手段。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这种战争的目标会使敌人感到疲惫。如果敌人是进攻一方，那么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积极的目标。在实际战争中，如果他的行动没有达到即定的目的，即使是他除了兵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损失，那么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失败。而防御的一方的损失却都是有所价值的，都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防御一方的战略目标在一开始就明确是据守，事实上这个目标已经完美的实现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对防守的一方来说，防御的积极目标可以是单纯性的防守。如果我们能够做出判断，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肯定，作为进攻的一方在经过若干次失败的尝试性进攻以后，由于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目标而使自己感到疲惫，因此而放弃了进攻，那么我们上文的论点就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作为进攻一方来说，在他们的战略目标中是不存在这种结果的必然性的。
在实际战争中，从双方在战争的过程中的兵力损失的实际情况中就能说明，在双方投入战争总的人数上来看，作为防守一方的人数是远远少于进攻一方的。前文所说的进攻受到了削弱，不过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在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转折点出现的情况下，作为防守一方所受到的削弱必然要比进攻一方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战争中防守的一方，就算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那么防御者的损失在所掌握资源的比例上也是远远大于进攻方的。另外，也可以说明这种观点，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防守一方的一部分国土和给养基地可能已经被进攻一方所占领。
因此，进攻的一方主动放弃进攻这一战略目标的想法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如果进攻的一方在战争中不计成本地连续发动进攻，而在这种情况下，防守的一方如果除了消极的抵御进攻，而不进行任何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么进攻一方早晚会实现进攻目标。
在实际战争中，即使是进攻一方因为所掌握的战争资源的枯竭，或者是因为进攻方的战争疲惫而导致了媾和，这也只能说是由在战争中大多数场合所具有的不彻底性而造成的，在理论上却不可能把它当作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正因为这样，防御就只能在等待中找到它的目标了（防御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就是等待）。等待具体包括了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如果处境不能抵抗本身这个内部的手段而发生改变，就只能期望外部力量的加入而得到改善。所谓的外力的援助，也就是指两国所处的政治关系的改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防守的一方有了新的同盟国，或者是原本反对防御者的同盟瓦解了。
作为防守的一方，如果因为己方的兵力过于弱小而不可能发动还击，等待就成为了唯一的目标。根据前文所给出的防御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防御都是符合这种情况的。根据前文的概念，防御是比较强硬的作战方式，因此，如果有以各种激烈程度不同的还击当作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同样也可以采取防御的作战方式。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在开始就对这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这两种情况对防御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长期地占领，并且完全地维护自己的国土。防御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时间，因为，获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积极目标的唯一途径。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也能够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在媾和时，也能为他提供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但是，在战争计划中还是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进去。当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一些区域获得的利益只能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即使他在这些区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必须会用在其他的区域上。因为，在这种形势下，各处的战争形势常常都是紧迫的；如果这样的机会都不能获得，那就只好获得微小的利益，即获得暂时休整的机会了。
在防御者的兵力比较大时，防御的目标和本质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也能够采用一些小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主要地区等，但这时主要的目的是取得短暂的利益，这种短暂的利益并不是永久的占据着，而是用来弥补以后作战时的损失。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包含有积极的想法，防御已带有不小的积极的性质，而且，在各种条件下，越进行激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也就越多。换言之，是采用主动防御，以便在未来真正地有把握地对敌人发动第一次还击，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也就是给敌人设下一个大胆进攻的圈套。若想取得最大的战果，那就是向本国的腹地退却。这也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别最大的一种手段。
我们回顾一下军事历史，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状况就能够知道这一点了。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大帝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并且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为他后来夺得萨克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样，萨克森在他的战区中是不容忽视的，是他的战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补充部分，所以占据萨克森，极大地加强了他的军队力量，并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力量。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腓特烈大帝不断地发动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马克和萨克森战区之前，他完全可以发动战略进攻。但是这次进攻失败了，迫使他在战争后期采取了防御的手段，迫不得已再一次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的手中抢回了自己的领地，当时，腓特烈大帝用的是同一支军队，首先向奥地利发动了进攻才抢回自己的领地。然而，这种优势也仅仅是采取防御手段以后获得的利益，为他夺回自己的领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758年，敌人对腓特烈大帝的包围圈逐渐缩小，在兵力上也开始对腓特烈大帝十分不利时，腓特烈大帝还企图在摩拉维亚发动一次小范围的进攻。腓特烈大帝想在敌人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准备之前攻下阿里木次，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利用阿里木次把它当作对付奥地利的一个外堡，作为反接近壕，并不是想保留阿里木次，更不是想把它当作继续进攻的基地。腓特烈大帝这样做，迫使奥地利军队必须把这次战局的后一个阶段全部用来收复阿里木次，甚至还能够迫使他们为了收复失地不得不发动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大帝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进行一切真正进攻的想法，因为他认识到，进行这样的进攻只能把兵力对比的差距拉大。把兵力集中分配在他自己的每一个区域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战线不长这个有利条件，向遭到威胁的地区突然加强兵力，在会战不可避免发生时就进行会战，一旦有了时机，就发动小型的入侵，然后就进入悄悄地等待，为有利时机的到来积蓄力量。这就是腓特烈大帝进行战争所计划的基本内容。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腓特烈大帝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消极了。因为腓特烈大帝知道，即使取得了胜利，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就争取用小部分的兵力来对付局势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对腓特烈大帝而言，如何赢得时间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维持他先前所占领的区域，土地在腓特烈大帝眼里变得越来越珍贵，甚至不惜一切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兵力设置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设置都称得上是单线式的防御。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他企盼冬营，以及在没有遇到重大损失就顺利地进入了冬营时非常高兴的情形。
我们认为，如果有人要在这方面责备腓特烈大帝，只看到他的勇气削弱，那么，这个人就会得出非常草率的判断。
如今在我们看来，能够寄托最终希望的手段，已经不再是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对拿破仑来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是很容易被冲破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因为历史时代发生了变化；战争也完全变得不一样了，它是由一些新生的力量进行的，这新生力量不同于以前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可以发挥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在这里，我们还需注意一下敌人的特点。而在那个年代，那些用来对付帝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在腓特烈大帝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用来对付帝国的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经能够把它们看作是最高的智慧了。
战争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大帝利用悄悄的等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躲避了那些完全可以使他的力量彻底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相比并不占据什么优势，并不像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比较有利得多。然而，俄国人在战局进程中，能够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兵力，使自己的兵力不断地得到扩大。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西班牙的消耗战使他措手不及，幅员辽阔的俄国，足以使俄军能够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最大限度地削弱他的军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能获得胜利（亚历山大不媾和或者他的人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如何会取得胜利呢？），俄国完全可以发动强烈的还击，用这种还击来导致敌人的灭亡。可见，即使拥有再高超的智慧，恐怕也不可能提出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诞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种计划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出来。如果我们想在历史中获得一些知识，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作是未来也许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绝不是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的，只要这个人对这种事情有判断的能力。在边境，如果俄国人稍微进行防御，那么，有可能会发生法国力量的衰退和对俄国形势非常有利的剧变。然而，这种剧变，绝对不会是非常坚强有力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国是用牺牲和冒险才换来了这种巨大利益（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所有的国家来说损失都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大部分国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由此可见，要想获得巨大的积极战果，人们永远只有经过积极的措施才能取得，也就是用决战作为战斗的目标，而不是以纯粹的等待作为目标。简而言之，即使在防御战中，也只有大胆地下大赌注，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