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例可以说明所有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在军事艺术中更是如此。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很好地叙述了什么是真正的战争，在手册中他认为，在军事艺术中史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如果他不是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成，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什么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一般的理论作家很少能够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数时候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理解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毫无疑问都属于经验科学。虽然这些知识的获得大多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大多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而且，运用这些知识的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会发生变化的，因此仅仅根据手段的性质，是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的。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被人们所认识的，而且人们现在还在通过试验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千尺，它可以将它所碰到的一切生物杀伤，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但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成百上千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得知。
而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还应该探讨精神作用，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进行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在中世纪，当火器刚被发明出来时，由于构造不完善，它的物质作用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要大得多。如果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数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要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讨时所培养出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性。仅凭想象我们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些的。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军队仅用几发炮弹就能打乱如鞑靼人、哥萨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其提出的真理不是总能找到史例来说明，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个真理都用史例来说明的话太过烦琐，这一点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因为用单个的现象论证经验是很困难的。如果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非常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反复使用。由于大家的仿效，这种手段就可能流行一时。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场合，理论通常只是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不进行论证。
但是，如果要引用经验来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有所变化了。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证明。
如果我们对史例的运用进一步做考察，那么很容易就会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
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根本不被人理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此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意图。
第二，用史例来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会有所帮助，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通常在叙述一种思想时不可能把这些情况完全包括在内。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区别。上述两种情况仅仅是举例子，下面两种情况则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以证明自己的论点。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第四，通过对某一史实进行详细叙述或列举若干个史实可以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史例做第一种使用时，一般只需要简单地提出事例就可以，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在这里，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不是最重要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过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使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
史例做第二种使用时，叙述事例时要比较详细，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同前一场合一样作相同的说明。
史例做第三种使用时，通常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论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要证明这个论点，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可以了。
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就要将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确切而详尽地探讨出来，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这一点如果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许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的不足，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以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作为补救。
如果想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要好于配置在侧翼，那么只是举几次骑兵配置在侧翼遭到失败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证明，在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中还是在战区内，即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分几路纵队深入包围敌人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只是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木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奥军进攻意大利战区或同年法军进攻德意志战区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要对当时的一切情况和具体过程进行叙述，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如何造成了不利的结局。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被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因为一概加以否定对真理是有损害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一个事实不能被详述时，可以用若干个史例来补充证明力的不足，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经常会被人滥用的办法，很危险。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是简单地提出三四个史例就满足了，这就造成了一个似乎很有证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一打史例也什么都证明不了，因为别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打结果相反的史例来进行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一打多路进攻而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举出一打用同样的办法取得胜利的战例。由此可见，这样做得不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滥用史例的现象是多么容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对一个事件进行叙述，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如同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不清楚，从各方面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史例，实际上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可以证明。有些人认为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是深谋远虑、谨慎周全的范例，而有些人则认为是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例子；1797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勇敢果断的表现，也可以看成是行为鲁莽的表现；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看成是勇猛过度的结果，也可以看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都存在，人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彼此对立的意见不可能全都正确，必然有一方的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很感谢对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能湮没了的历史材料，而且他首次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同实际生活有了很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以看作是对论点的解释和进一步说明。尽管是这样，在不抱有成见的现代读者面前，他通常所追求的目的很难达到：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虽然他对事件的叙述有时比较详细，可是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只是简单地对史实进行提示还有另一个缺点：如果有些读者不太熟悉这个史实，或者记得不完整，那么就无法从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没有别的可能了。
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再现历史事件或者将其展示在读者眼前，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时大多会受到材料的限制，就像会受到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一样。但我们认为，要想一个新的见解进行论证或者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细地描述对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要更为有用。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病，并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用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去了解这些历史事件，这样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历史，会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能够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论点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该自然地产生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那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的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运用史例的困难，认识到上述的要求是必要的，那么就会认为，最近的战史，只要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会是选择史例的最好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不大。不仅如此，战史会和其他历史一样，最初的许多清楚的细小特征和情节随着时间自然会逐渐湮没；战史也如图画一样，原本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会逐渐消失，色彩逐渐暗淡，模糊不清，最后只剩下偶然遗留下来的一块块颜色和一些线条，这些线条和颜色却因此受到人们过分重视。
如果研究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会认为，同现代战争很相近，至少是武器方面很相近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与现代的战争很相近，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不一样了，当时火器还不够完善，主要兵种还是骑兵。年代越久远，战史的内容就越匮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也就越小，至于各民族的古代历史，就成为了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当然，这些史实并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只是在需要对情况进行详细说明的场合，或者是要详细说明能够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不适用。就算我们对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勃民第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非常少，我们也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的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优越性，比最好的骑兵还要优越。我们只要大概看一下佣兵队长时代，就能发现，人们所使用的工具是如何决定了作战的各个方面，因为在其他任何时代中，战争的军队都不像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都不像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有吃败仗的时候，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了，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能提供教训的不错的考察对象，因为人们相当熟悉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一般情况。
但是事情越是涉及细节，越不是普通的情况，我们就越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进行适当的评价，也不能用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可惜的是，各个时代的作家都有引用古代史例的癖好。我们不想谈虚荣心和欺骗的成分在这里面占得有多大，但也看不到任何想帮助别人和说服别人的诚挚的愿望和热情的努力。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种引用的史例看成是掩盖缺点和错误的装饰品。
如果能像弗基埃尔想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如果考虑到，要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明白这是一个需要耗费毕生精力的事业。
如果有人心甘情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为了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像去远方朝圣的人一样；但愿他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权贵，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就像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