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谈的是优势问题，为了达到争取的相对优势，那种到处都要争取出敌不意则必不可少。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一旦失去了它，而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就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此，出敌不意不仅是取得优势的手段，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极为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加倍地扩大战果，有许多大小战例都可以佐证。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狭义的出敌不意，即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更多地指向各种措施的一般性运用，特别是用调配兵力的诸多方法达到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不仅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甚至在战术防御中更为重要。
我们说，一切行动都无一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但是，由于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的不同，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也是极为不同的，甚至这种差别由于军队、统帅以至政府的特点的不同，一开始早就已经存在了。
对于出敌不意而言，秘密和迅速是必不可少的两大因素，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的；而秘密和迅速，则又以政府和统帅所具有的巨大魄力和军队执行任务时所具有的严谨精神为前提的。虽然在战争中，我们不仅应该到处尽力争取出敌不意，使它变成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至出敌不意的效果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也并不多见，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这种手段一旦使用，不但能够得到很多收获，却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敌不意往往取得成功；但在现实中，出敌不意却大多会由于整个机器的阻滞而难以最终实现。
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在战略上，就会表现为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则越有可能出敌不意，反之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则越难有出敌不意之表现。
一次战争，通常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如果想要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则不仅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是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的。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者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少见的。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是，成功的例子仍是少见的。
与此相反，短时间或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活动，则出敌不意的可能性很大。例如，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于敌人占领某一阵地、某一地点或者某一道路等，并非难于达到。由此可见，这样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也较小；而不类似这样的一些大规模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更大。因此，如果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能够获得很大的效果，如赢得一次会战，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这可以想象，但不能为历史所证明。也就是说，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巨大效果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华丽的词藻、极度渲染的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7月22日就是因为出敌不意而闻名的一天。当日，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了一步，据说，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并为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看待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7月22日的行军会产生这样重大的意义，反之，只是会觉得对这次行军的普遍的看法充满着矛盾，甚至会觉得在一个以机动而闻名的时代，劳东的行动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能容忍那些普遍流行的历史证明呢？
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迅速地下定决心进行强行军。即使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帅——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充分地做到了这一切，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在1760年7月，腓特烈大帝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实际上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他不仅一无所得，反而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明显地恶化。无独有偶，在1813年，拿破仑也曾经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从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浪费时间和兵力，甚至使德累斯顿几乎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战争中期望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仅仅依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对于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可以说这些巨大效果的获得，与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些有利条件很少是由指挥官创造出来的。
在这一方面，这两位伟大统帅也贡献了另外两个鲜明的例子。1814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凭借两天出敌不意地行军，取得了极为不易的巨大战果，即击破了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使其所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这一次，完全是出敌不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不会这样行军了，因此，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的错误也是分不开的。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又在当夜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因此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经常采取忽东忽西的运动原则，但是14日的夜间转移阵地，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由此可见，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遇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遇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很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证明。如在1757年的战局中，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在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使得另一支军队交出战区并投降；1800年，拿破仑的那次著名的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动，在这一战例中，一支军队也在投降后交出了整个地区；还有，腓特烈大帝进军西里西亚，也可以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这几个战例的战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1756年的萨克森和1812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只有能够左右敌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够左右敌方。如果单纯为了实现出敌不意而采取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相反，甚至会招致许多恶果，至少会使得敌人不为我们的这种措施所担心，并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对策。正如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积极的行动一样，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所谈到的那样，这点并不是绝对的。其实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只有措施最恰当的一方才能必然地占据优势。
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准则并没有执行，其原因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每一个指挥官也同样重要。由于出敌不意会导致部队涣散，因此，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里都很容易表现出来。而且，这里的许多问题也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对比。如果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优势，甚至能导致对方士气低落，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收到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来可能会失败时，也会取得与此相反的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