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是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意愿的理论失灵了。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
不确定性带来风险
在前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病入膏肓，改革也屡屡失败。当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便遭遇了记者的苦苦追问，在屡次解释无效后，他选择向记者讲了个笑话：“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找不出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但一样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望向记者自嘲地说：“而戈尔巴乔夫的难题就是，他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一个是聪明绝顶的，但同样不幸的是，他也不晓得是哪一个。”
不管是对未来、现在或过去的任何决策，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结果的都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分为两大类：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
主观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由于有关资料的缺乏而不能对事物的状态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其他掌握资料的人可以有的。和主观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常常具有不对称性。对个人来说，拥有信息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但是客观现实往往是：一小部分人垄断事物状态的信息，而另外绝大多数人则缺乏事物状态的信息。
客观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状态的客观属性本身不确定。对此，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去把握客观规律。但是，认识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决策者的决策就具有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直观上很容易理解，一件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越多，这件事情就越具有不确定性；结果越不明确，不确定性的存在就越显著。
当一项决策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时，其所具有的风险是：从事后的角度看，事前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甚至是有损失的。决策的风险不仅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收益的性质。所以，通俗地说，风险就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造成的决策损失。与此相反，把各种不确定性变成相对确定的东西，即便并没有降低风险，也可以使这种风险对人们的影响变小。
在美国有一则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征兵广告，既幽默又智慧。这则征兵广告出台后，收效十分明显，改变了死气沉沉的征兵局面，使许多青年踊跃应征入伍。征兵广告的内容如下：
“来当兵吧！当兵其实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或没战争，没战争有啥可怕的？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上前线后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或者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可治好和治不好，可治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
这份别出心裁的征兵广告出自于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之手。媒体记者采访了他：“为什么这份征兵广告能深人人心，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他回答说：“当人们有了接受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之后，就能应对和改善可能发生的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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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掌握影响未来的所有因素，这使得作确定性的决策变得困难重重。信息本身的价值正在于此。
信息的搜取有可能增加决策者的收益，其价值就可以用获取信息后可能增加的收益来衡量。
信息决定博弈结果
楚国有个以养猴为生的人，当地人称他为狙公。他白天必定在庭院将猴子分成几组，让老猴子率领它们到山里去，采摘草木的果实，狙公只拿出十分之一来喂它们。如果有的猴交的数目少，还会被施以鞭杖。这些猴子因为惧怕，虽然十分痛苦，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有一天正在采摘果实的时候，一只小猴子突然对众猴子问道：“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种的吗？”猴子们都回答说：“不是，天生的。”小猴子接着问：“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被他利用，并且受他的剥削呢？”
小猴子的话还没说完，众猴子都醒悟过来。当天晚上，它们一起等狙公就寝后，拿出狙公平日积蓄的果实，呼朋唤友地进了树林之中，不再回去了。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的狙公，终于因饥饿而死。
‘使狙公变得一无所有的，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状态的改变。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曾经在《冲突的战略》中，提到一个强盗的故事。
一天，一个持枪的强盗进入了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在听到楼下的响动之后，同样持枪一步步向楼下走来。于是，危机和冲突发生了。
上述危机显然会导致多种结果。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强盗平静地空手离开房子。此外，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主人担心强盗盗窃财物而首先射击，致使强盗身亡；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强盗担心主人会开枪射击，而首先射击，导致主人身亡。第二种可能结果的出现，显然对房子的主人而言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不仅失去财物，而且还丧失了生命。
对于各种可能的结果，其引发的原因却可能有无数种。例如，对于强盗死亡这一结果，除了主人担心财物受损而首先开枪射击外，还可能出于对强盗可能因恐惧而射击的担心使主人先发制人，等等。
如何成功解决冲突和化解危机？按照谢林的观点，信息的把握和传递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持枪的主人经过在黑暗中静静地观察，发现强盗的手中并没有枪；或者持枪的强盗发现主人毫无准备地冲下楼，则事态的进展会有利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但如果双方都了解对方持枪的事实，则主人向强盗传递“只是想把他赶走”的信息（或者强盗向主人及时传递只想图财、无意害命的信息）就变得十分重要。
信息披露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而改变博弈的结局，这一点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给法国政府造成了沉重负担，戴高乐总统决定同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以便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当时法国驻阿的殖民军军官们听到这一风声后，为了阻止战争的和平结束，密谋组织兵变。
戴高乐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但是阿尔及利亚远在非洲，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时居然没有什么良策来应对。这时，一位幕僚给戴高乐出了个似乎不着调的主意：把几千台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发到驻阿部队中。军官们认为，让士兵们听听法国流行歌曲，是一件好事，因此也没有干涉。然而，在正式宣布会谈开始的那天夜里，法国士兵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是戴高乐的声音。第二天早晨，军官们发现大部分士兵对事态的真相已经一清二楚，只能放弃了兵变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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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参与人对信息的掌握通常是不对称的，如果博弈只发生一次，则无疑具有信息优势的人会获得作为信息租的收益；但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则今天利用信息寻租者必定会在寻租过程中泄露其所拥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减轻，这又是重复博弈之所以会改进资源配置状态，使人与人的关系走向公平和谐的原因。
强硬对待劫持者
三国时，夏侯懋镇守濮阳。吕布派将领假装来降，乘机劫持了夏侯懋，来索取财宝，众位将领都束手无策。韩浩独自带军队屯在营门外，要求众将领按兵不动，各个军营安定了下来。韩浩便进入夏侯懋所在之处，斥责劫持人质的人说：“你们凶残顽劣，竟然敢劫持我们的大将军，你们还想活命吗？我接受了命令来讨伐贼人，难道能因为一个将军被劫持就放纵你们胡作非为吗？”接着他又哭着对夏侯懋说：“事关国法，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迅速召集军队攻打劫持者。劫持者惶恐惊惧，磕头求饶，韩浩马上把他们全捉了起来。
曹操听说这件事后，十分赞赏韩浩的行为。他发布命令：从今以后，再遇到劫持人质的人，就一定要全力攻打他们，不要顾忌被劫持的人质。从此以后，劫持人质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曹操之所以表扬韩浩，是因为他明白，只有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阻吓有意劫持者，打消他们通过劫持人质来索取赎金的念头。只有这个绝不谈判的威胁是可信的，那么，劫持者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注定徒劳无功。
但是其中的风险也考验着韩浩和曹操。每一次，只要遭遇劫持事件，一旦这个威胁必须实践，拒绝妥协的态度可能使被劫持者命丧黄泉。但这种风险也恰恰是区别一个有战略眼光的领袖和一个短视者的试金石。只有前者才明白，屈服一次绝不仅是满足一批劫持者的要求那么简单，还会诱发更多的劫持。事实上，这一思维方式是很多决策者的共识。
1978年，意大利总理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红色旅原打算通过绑架总理来要挟政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红色旅创始人。然而，他们的各种要求均遭拒绝。因为意大利政府的立场是坚决不同恐怖主义分子对话。经过一段时间较量，意大利政府寸步不让，红色旅就把总理杀害了。意大利政府为什么拒绝使用其他手段解救人质？我们可以引用“劫机模型”来分析。
假定劫机者的目的是为了逃走，人道的政府为了解救人质，同意放走劫机者；非人道政府无论任何时候总是选择把飞机击落。如果是完全信息，非人道政府统治下将不会有劫机者，人道政府统治下将会有劫机者。
但是，如果想劫机的人不知道政府的类型，那么他仍然有可能劫机。
当政府为非人道政府，凡遇到劫机者一律格杀勿论的时候，如果知道政府的类型，企图劫机者拥有完全信息，那么就不会有劫机者；如果劫机者不知道政府的类型，就会有劫机的行为。当政府为人道政府的时候，如果劫机者知道政府是人道的，那么会有更多的劫机。而在劫机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怀疑政府对劫机者的态度，可能不敢劫机。所以在政府人道的时候，最佳的选择是不要大肆宣传政府的人道。相反在政府非人道的时候，最佳的选择是让人们都知道劫机者必死无疑。
在人道主义政府时，如果有更多的企图劫机者知道政府的态度，获得完全信息，那么劫机的次数就会增加；在非人道主义政府时，若有更多企图劫机者知道政府的态度，那么劫机的次数将会减少。虽然采取非人道的方式在开始阶段会对一些无辜者造成伤害，但总体来说可以减少对更多人的伤害，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府的态度；另一个方面，如果被劫持人质也知道政府是非人道的，那么就会在飞机上对劫机者做出反抗，因而可以让所有人质一起来对付劫机者，这样应该可以降低总体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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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防止犯罪的发生，仅有严厉的刑罚是不够的，还要让人民了解那些刑罚。因为如果他不知道会面临刑罚，他就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许多悲剧也正是因为不了解法律而酿成的，普及法律的教育还是最重要的。
清官为什么难做
战国时，魏国西门豹初任邺地的县官时，为官清廉，疾恶如仇，刚正不阿，深得民心。但因他对国君魏文侯的左右亲信官员从不去巴结讨好，所以这伙人勾结起来，说了西门豹许多坏话。年底，西门豹政绩突出，本应受嘉奖，却被魏文侯罢了官。
西门豹心里明白自己被罢官的原因，便向魏文侯请求说：“过去的一年里，我缺乏做官的经验，现在我已经开窍了，请允许我再干一年，如治理不好，甘愿受死。”魏文侯答应了西门豹，又将官印给了他。西门豹回到任所后，开始疏于政事，而且重重地搜刮老百姓，并把搜刮来的东西奉送给魏文侯身边的官员。一年过去了，西门豹回到国都述职时，魏文侯亲自迎接并向他敬礼，对他称赞有加，奖赏丰厚。
这时，西门豹严肃地对魏文侯说：“去年我为您和百姓做官有政绩，您却收缴了我的官印。如今我因为注重亲近您的左右，所以印象好，您就对我大加礼遇，可实际功劳大不如过去。这种官我不想再做下去了。”说完，西门豹把官印交给魏文侯便走了。
清正廉洁却被罢官，其含义发人深省。西门豹前后判若两人，想必他对为官之道也是十分清楚的。他不想做一个谀上欺下的“坏官”，只想做一个清明、严格、廉洁的“好官”。做“好官”难，做“坏官”易，既然这样，只有以弃官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了。
二手车市场模型以及“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大家又相继发现了许多“柠檬市场”。比如在烟、酒等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也是因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隐藏了信息。经济学家斯宾斯发现人才市场其实也是个“柠檬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愿意开出的是较低的工资，除了平庸的“柠檬”之外根本不能满足精英人才的需要，结果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发现信贷市场也是个“柠檬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只好确定一个较高的利率，结果本分的好企业退避三舍，而压根就不想还贷的坏企业蜂拥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