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一班大臣：“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人不能欺（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不忍欺（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不敢欺（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子产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名叫公孙侨。他接任相国伊始，郑国还是一派“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混乱局面。子产事无巨细，而且事必躬亲，明察秋毫，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这就是子产的“人不能欺”。
子贱是孔子的学生，名叫宓不齐。《吕氏春秋》记载，他在单父为官，经常躲在房里弹琴，但为政清净，以仁德感化人民。因此他虽然身不下堂，但是“人见思，不忍欺之”，这就是子贱的“人不忍欺”。
西门豹是战国时魏的邺令。他一到任，即刻大刀阔斧地施展权威，快刀斩乱麻，收拾舞弊贪赃和愚弄人民的人。他把借为河伯娶亲之名盘剥百姓聚敛钱财的官员和巫婆扔进河里，使猖獗一时的坏分子顿时销声匿迹。
这就是西门豹的“民不敢欺”。
在儒家的观点看来，子产的“人不能欺”靠的是明察秋毫和监督严密，西门豹的“人不敢欺”靠的却是刑罚威慑和铁腕治政，这些和子贱以仁德感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一点，可以从王朗对曹丕的回答中看出来：“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像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像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孑L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国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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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止犯罪行为，一方面靠的是监控严密，使“人不能欺”；另一方面还应以西门豹的“人不敢欺”为追求目标。这是一个似乎无奈，却绝对理性的策略。
杀一做百的策略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
有一次，他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意旨办事，用不到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没看到立仗马（一种在皇宫前作仪仗用的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就这样，李林甫身居相位长达19年。他之所以能够独断朝纲，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能运用有效的威胁，使群臣噤声。
李林甫希望所有的谏官都能害怕他，不做出冒犯他权力的举动（比如向皇帝检举揭发他的过失）。为了让谏臣们害怕，李林甫就必须以惩罚来威胁他们。一个最常用的办法是他已经使用的策略，当众宣布他会惩罚冒犯他的谏臣。如果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威胁，他们就不敢冒犯他。对每一个犯规者进行惩罚，并由此杀鸡骇猴，这是最为原始和基本的威胁。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凯文·博尔普博士和同事找来57个年龄在30到70岁之间的肥胖者，分成“激励组”和“观察组”两组，要求他们4个月内减去16磅。
研究人员对“激励组”分别实施两种减肥激励方法：一种是直接奖励法，减肥者只要完成减肥计划，每天就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奖金；另一种是存入保证金法，减肥者每天交给指定人员1美分到3元，如果月底不能达到预定减肥目标，就收不回这些钱，如果达到目标，不仅可以拿回自己的钱，还可以另外得到奖金。而对“观察组”的减肥者，他们则不给任何奖励。
4个月以后，“激励组”有50％的减肥者达到了预定减肥目标，“观察组”只有10％的减肥者达到了减肥目标。在“激励组”中，采取直接奖励法的减肥者，平均每人减肥13磅，采取存入保证金法的人平均减去14磅，而“观察组”平均每人只减去4磅。
研究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憎恶感，这刚好可以促使他们为避免损失努力减肥。”
如果把人的惰性看做减肥的敌人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也许正说明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要立威，赏不如罚。也就是说，要实行有效的威胁使“敌人”屈服，就要用罚而不要用赏。在这种情况下用可信的威胁，使可能犯规的人惮于受到直接或间接惩罚和制裁，从而采取合作。尽管罚对人的威慑力比赏的作用强得多，但是要用一种惩罚的威胁来制伏多人，则必须考察实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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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赏（承诺）罚（威胁）的作用上，二者各有侧重。赏是用人的激励机制，罚则是纠正机制。要想引导别人自觉体现价值，为事业奋斗尽力，用赏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在资源有限而且存在利益冲突的博弈中，要想使自己的一个威胁对多人有效，用赏的方法是不现实的。
随机惩罚的策略
宋康王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暴君，史书把他与夏桀相比，称之为“桀宋”。
这位宋康王对打仗颇有兴趣，却不理会朝野上下对连年征战沸腾起来的民怨，而且整天喝酒使他精神失常，异常暴虐。凡群臣中有来劝谏的，都被他射杀。他杀人愈多，臣下对他的反对愈甚。
有一天，他十分奇怪地对身边一个叫唐鞅的人说：“我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臣下更不怕我了呢？”
唐鞅说：“你杀的都是有罪过的人，那些没有罪过的自然不怕你。要是你不分好坏，想杀谁就杀谁，臣下肯定会害怕你的。”宋康王听从此计，随意地想杀谁就杀谁，不久连唐鞅也被杀了。大家果然很怕他。
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能发现：唐鞅给宋康王所出的主意其实是一条制造可信威胁的有效策略：随机惩罚。
宋康王不可能把所有的大臣都杀掉，因此对犯罪者进行惩罚只能威胁到犯罪的人，可是他想对所有的大臣产生威胁，“唐鞅策略”虽然有滥杀无辜之嫌，但是可以成功地使康王的威胁对所有人产生威慑效果，从而达到一种混合策略的均衡。
在这个均衡中，宋康王不必在意自己在均衡点的具体策略是杀哪一个大臣，而大臣们也不必在意自己的策略，因为无论怎样做，被杀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所受到的威胁也都是一样的。
这其实也就启示我们，一旦有必要采取随机策略，想要找到自己的均衡混合策略，只要观察对手就可以了：当对手无论怎样做都处于同样的威胁之下，进而对他自己的具体策略无所适从的时候，你的策略就是最佳的随机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可以避免李林甫策略的弊端，阻止一群对手发现你的有规律的策略行动，从而免受威胁。
除了滥杀无辜的“唐鞅策略”，其实宋康王还有一种成本更低的威胁策略，不仅可以减少杀戮，还可以破解大臣们的合谋，这就是“序号策略”。他可以按职位高低为大臣们排序，并告诉第一号大臣，比如唐鞅，如果他敢冒犯国君，就会被撤职。这显然会让一号大臣老实下来。
接下来，康王可以告诉二号大臣：如果一号老老实实，而你不老实，我就会把你杀掉。由于二号大臣认为一号会老实，所以他也会老实。用同样的方法依次告诉三号直到十号大臣，如果他前面的大臣都老实下来，他不老实就会被杀掉。这样，所有的大臣都愿意老实。他们就算串通起来，也无法破解这一策略。因为一号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一定不愿意参与这种冒犯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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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随机进行惩罚时，每个人都可能宁愿被惩罚而选择不合作；但是只要让惩罚有一种明确的联动机制，依次分配下去，除非你面对的是一群非理性的对手，否则这样的威胁一般是可信的，可以让对手顺从你的要求。
抽查的威慑力
三个数学家和三名经济学家结伴同行。数学家买了三张车票，他们精于计算，一人一票，三人三票。经济学家则别有想法，三人只买一票。
数学家知道了，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静候好戏上演，因为他们知道三个经济学家分享一张票，一定会被稽查捉个正着，罚款免不了。
稽查来了，经济学家远远看见他逐个车厢查票。稽查走近时，经济学家一窝蜂挤入洗手间。当稽查敲厕所门时，一位经济学家从门缝中扬了扬手中的车票，稽查看了看车票：走开了。
翌日，他们换车，这一回数学家学乖了，三人只买一张票，但经济学家连一票也不买。数学家心情兴奋，因为估计经济学家这一趟肯定无法过关。
稽查远远走来时，效仿昨天经济学家的做法，三名数学家第一时间挤进洗手间，而经济学家紧跟其后。数学家听到有人敲门时，从门缝中扬了扬手中的车票。不料，门外是经济学家冒充的稽查员，悄无声息地把这张车票没收了。
经济学家取得这张票子，躲进另一个厕所，当稽查来敲门时，经济学家扬了扬手中的车票而过关，但数学家因为没有票子而被罚款。
针对春运买票难，学者和媒体热议实名购票制，而有关部门的答复是逐一查验会增加拥堵。其实实名制购票不一定逐人检核，像印度等国对实名制所购车票只进行抽查，进站与登车时根本无人检票，并不费多少人力。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在车站和车上抽查和税务局查偷漏税一样，是完全现实并且能够形成有效监管的。
在生活中，抽查作为监管方的一种随机策略，能够以较低的监管成本促使人们遵守规定，因此已经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当中。
在深圳，违章停车的罚金是停车场收费的很多倍。多数地方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10元，那么按照每次违停20元的标准进行处罚，能不能使司机都不再违停呢？有可能，条件是交警必须在每次违停时都抓到他们。显然这种监管方式虽然严格，但是成本过高，把深圳的交警数量增加几倍也是不够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抽查就成为一个同样管用、代价又小的策略，同时提高罚金的数目，使其高达每次200元。这样，哪怕20次违停中只有1次会被逮住，也已经足够让司机下一次乖乖把车开到停车场了。这样，既能靠现有数量的交警完成这项工作，又能达到令多数司机不敢违停的目的。
交警选择这样一种随机策略，比任何有规则的行动都更为理性而成功。在违停现象异常增加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调整巡查的频率，来改变提高抓获违停的概率，从而改变这种现象。
实行实名购票以后，在车站和车上抽查车票和身份证，与交警监管违停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果进站时让每位乘客都接受检查，从而确定是不是有人没有用身份证购票，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费用高昂。
随机抽查不仅可以查出违规者，还能有效地阻吓有人以身试法。不过，这么做和处罚违章停车一样，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处罚的力度，甚至在实行初期使其超出所犯过失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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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规行为的惩罚不仅要与过失相称，还要与抽查被抓住的概率结合在一起考虑。因为被抓住的概率低，所以要施以比必然被抓住的过失更高的惩罚。
用“无影手”制伏敌人
有这样一个虚构的笑话，小布什和萨达姆、本·拉登等几个老对手在中东的一个秘密地点进行和平谈判。当小布什在谈判桌前坐下时，他注意到萨达姆椅子的扶手上有三个按钮。
几分钟之后，萨达姆按下第一个按钮，一个拳击手套弹了出来击中小布什下巴。为了和平，小布什决定忽略这个问题。直到萨达姆按第二个按钮，一条木制的短棍摇摆着击中小布什的下巴。萨达姆开始笑了起来，但是，小布什再一次忽略了这个问题，并且继续会谈。一分钟之后，小布什看见萨达姆按第三个按钮，他立刻跳跃起来，但弹射出的大皮靴还是击中了他。小布什害怕了，同意暂停一切军事行动，等待下一次谈判。
三个星期以后，和平谈判再次进行，当萨达姆带着几个盟友在会议室坐下时，注意到小布什的椅子扶手上有三个按钮。在谈判开始之前，小布什按下第一个按钮，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然后小布什按下了第二个按钮，萨达姆移动身子，但是又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萨达姆有点神经质。几分钟之后，小布什按下第三个按钮，并且凝视着墙上的地图，像前两次一样，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萨达姆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了，我要回巴格达了。”
小布什回答：“没有巴格达了。”这下子，萨达姆、本·拉登和所有的对手都屈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