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上校接到的任务是：在日本人尚未杀戮之前，组织八个小分队，执行这八个使命，直接空降到这些监狱所在地，解救各监狱里的战俘和犯人。在时间上，不给敌人机会动手，保证在大部队开进来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前，日军不能杀害监狱里的战俘和犯人。因为这些使命太危险，小分队的士兵们等于是从天上直接跳进虎口，以少对多，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日军的残忍和拒不投降，已是人尽皆知。皮尔斯上校接到的命令指明：小分队的士兵只接收志愿报名者。就是只接收那些在胜利到来之际，依然愿意去执行一次有可能有去无回的最后使命的士兵。
皮尔斯上校只有四十八小时组织他的小分队。他日以继夜，两天内组织起了头五个小分队。他从一百多个志愿者中选出一些已在“中缅印战场（CBI Theater）”有数年作战经验的老兵和战略情报局军人。每个小分队七个人，包括一个军医，一个日语翻译，一个中文翻译等。他的这些小分队成员个个都是人物。
泰德·那卡奇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一〇一独立支队的军人，又是日语翻译，原来就在威廉·皮尔斯上校手下工作。他在“鸭子”队。“鸭子”队的队长是斯坦雷·斯泰格少校（Major Stanley A.Staiger），美国战略情报局二〇二独立支队的军人，在中国作战几年了。他瘦、高、帅，严肃、成熟，讲话清清楚楚，一句废话也没有。他就是不说话，往那儿一站，也有一种谁也别想糊弄他的架势。参战之前，他是奥尔根大学三年级学生。现在，他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小队长。队里还有个中文翻译，叫王艾迪（Eddie Wang），从地面炮兵部队来。“鸭子”队的医生叫瑞曼德·汉切尔克（Raymond N.Hanchulak），生长在美国宾州，矿工的儿子，第二代捷克斯洛伐克移民。上士音信·詹姆斯·摩尔（Ensign James W.Moore），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二〇二独立支队的军人，他的父亲在中国南方传教，他在中国上的小学，也会中文。小分队里另一个士兵少尉也叫詹姆斯，全名是詹姆斯·汉伦（Lst Lt James J.Hannon），他在当兵前，正准备到阿拉斯加去历险淘金，因为战争，他的历险跑到中国来了。队里最小的士兵是纽约男孩比德·奥利切（Peter C.Orlich），电报员，才二十一岁。当兵前他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没去，到了中缅印战场，几年下来，成了老兵了。
“鸭子”使命是到潍县（今山东潍坊），潍县有一个大监狱，里面关了一千六百人。潍县在山东，山东的文化大概就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了，潍县老百姓忠实敦厚，从1943年3月日本人把潍县的集会中心变成潍县集中营后，潍县老百姓就没有停止过帮助狱中的战俘和犯人。甚至还有过帮助两个飞行员成功越狱的例子，他们还把一个从B-29（当时最大最先进的轰炸机）上跳伞下来的受伤飞行员，威廉·仁帕勒曼少尉（Lt.William Zimpleman）藏在潍县的游击队中六个月。
“喜鹊”使命到北平。和潍县相似，有自由的人从来没有把没有自由的人忘记。早在三个月前，战略情报局就已经派了三个美军亚裔情报人员化装进人了北平城，搞清楚了城内有军事监狱，瓦克岛的康宁汉将军就关在这里。而且，丰台还有一个大监狱，有六百四十多个联军将士。后来，当“喜鹊”使命小分队成功进入北平之后，意外发现了杜立特将军被捕的两架机组的飞行员们，还有四人活着，也关在北平。他们都被救出来了。
“红衣主教鸟”使命到奉天（今辽宁沈阳）。这队人中有泰德·那卡奇的一个老同事，叫“班长黑斯曼第二（Captain R.F.Hilsman，Jr.）”，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一〇一独立支队来的士兵。他在缅甸与日军打仗，受了伤，也不投降，躲在缅甸丛林里，和土著人一起跟日本兵打了一年的游击。他的爸爸叫“少校黑斯曼（Colonel Hilsman）”，在菲律宾的尼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和日军作战。日军大批压境，“少校黑斯曼”当时是岛上的美军司令，看看打不过，只好率军投降了。到一九四五年，战略情报局已知道“少校黑斯曼”就关在奉天。“班长黑斯曼第二”自愿报名参加了“红衣主教鸟”使命。“班长黑斯曼第二”后来回忆说，他突然站在“少校黑斯曼”跟前，“少校黑斯曼”躺在一张小木床上，瞪大眼睛，不知所以。“班长黑斯曼第二”说：“爸，你不是在做梦。”“少校黑斯曼”过了半天，坐起来看着儿子，说：“我就知道你这家伙没事。”
总之，每只鸟都有故事，“火烈鸟”到哈尔滨；“麻雀”到上海；“和平鸽”到海南岛；“鹌鹑”到越南的河内，“大乌鸦”到越南和老挝。所有这些使命，都由美国空军第十四飞行大队参与执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收音机广播“日本之音”中发布演说，宣布日本向盟军投降。在中国的日军听到没听到收音机广播，不知道。但是，威廉·皮尔斯上校的小分队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从昆明飞到西安，在西安基地等待，他们打牌、聊天、开玩笑、吃口香糖、睡觉。这些老兵，经过战争的残酷，知道“使命”是什么意思。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泰德·那卡奇，都在敌后工作过。据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夏威夷出生的第二代日裔士兵，在日占区工作的时候，居然被当地守军中的日本军官请了去，参观各连队的设防堡垒。现在，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他们只等着出发令，把最后一个任务完成了，好回家。
回家！让所有“没有回家自由”的人，都可以回家。这样，八队“鸟儿”们最后的使命就完成了。“让人们能回家”，为了这个最普通的要求，成千上万的人得先死去，这是人类发明的最荒唐、最丑恶的游戏。现在，作茧自缚，那些发动战争、把成千上万人逼进地狱无家可归的日军，要接受正义的审判了。
三、潍县疯了
1945年8月17日，潍县热不可挡。县城外，潍县监狱集中营里，战俘们除了知道“外面也很热”以外，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曾有一位集中营里的战俘，在1943年给国际人道组织写下过一篇《潍县集中营报告》。里面说道：集中营里的新闻，就是战俘们之间传来传去的小道消息。战俘给外面亲友写明信片，不能超过五十个字，写信不能超过一百五十个字。日本法西斯知道，想让战俘听话，就得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
要说潍县集中营里关着的人都是战俘，实在不准确。关在集中营里的很多人，都是一些日本人认为是他们敌对国家的平民。最早进集中营的人，主要是1943年初从北平、天津、青岛强制迁来的侨民。开始还按地区分三个食堂自己开伙，后来人越来越多，什么样的人都有了。若按国籍分，集中营里有十四个国家的人。有主教，还有四百多个神父和修女，有国际银行的总裁，有外国公司经理，有商人，有画家，有教授，有医生，有运动员，有被日军抓到的联军飞行员，还有很多抗日联军士兵和游击队员。最奇怪的是：在1943年夏天，日本人突然决定把四百多个神职人员迁回北平（原因只有日本人知道）。这些神父修女刚走，日本人又把一群“Chefoo（芝罘，即烟台）教会学校”的小学生关进来了。所以，潍县战俘中还有一大群小朋友。
到1945年8月，小学生们已是老犯人了。为什么要把小朋友们关在集中营里？也许不需要理由。不可理喻，在战争中是侵略者的游戏规则之一。日本兵在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不久，就抓走了小朋友们的美籍校长布鲁斯先生，封了学校的教室，又向小朋友们宣布：从此，这里是天皇的领地了。然后小朋友们就失去了自由。膀子上被别上标志，全被送到一个叫“庙山”的地方，然后又被送到潍县集中营。这些小学生还很小，不知道世界怎么会突然成了这个样子，小孩不能在野地里疯跑了，不能回家跟爸爸妈妈撒娇了，不能想笑就笑想闹就闹了。他们不知道那些在监狱门口和周围走来走去的日本兵，凭什么要把他们和那么多成人的自由拿走。
一千六百多人的集中营，就是一个小社会。每天早上，小朋友们和大人一起，拎着小铁桶排队打水。然后就盼着潍县农民的驴车和平板车进来，送菜送煤。农民的驴车和平板车是集中营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突然有一天，日本守兵下令：农民不准进来了。驴车和平板车只准停在集中营大门口，犯人得派人自己赶驴车、推平板车到厨房储存室。可是，没想到，中国的驴通人性，懂声音。一到门口，农民不走，它们也不走了。任你是银行总裁，还是租界警察，不是主人的吆喝，驴子就听不懂。平板车也不好推，一不小心货物就倒了。战俘和农民们都请求日本守兵取消不准农民进来的新规定。日本守兵断然拒绝，就是不准农民进来。但是，他们不知道，当一个强权不停地对人们说“不”的时候，它所得到的回报绝不可能是服从。日本守兵也绝没有想到，唯一一个他们允许进入集中营的中国伙夫，居然就是OSS的情报员。
小朋友们小小年纪，就看着那些文质彬彬的成年人白天在集中营里做各种各样的苦力，为食物计划来计划去，只要一没有日本兵看见，就悄悄地用各种方法和监狱外面的农民们换食物。小朋友们知道监狱里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那个角落里有一棵树，等在那棵树下，监狱的墙外面，会有农民突然扔进来几个馍，或者几个红薯，偶尔运气好，还会突然有一只鸡从墙外面“飞”进来。外面的农民知道，监狱里关的是什么人，也知道不管里面还是外面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反抗共同的敌人，各人有各人的方式。给监狱里面的人扔食物，是潍县农民们抗日的方式。
犯人中的老师们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办了两个学校，一个美式制，一个英式制。老师们坚信：孩子们绝不可以忘记他们是自由人，总有一天他们要重新拥有外面的世界。两年半里，学校居然还在监狱里培养出了五六个小学毕业生。给毕业生开毕业典礼，是所有大人和孩子们在集中营里的唯一节日。什么都可以被毁灭，希望不能灭。
这些战俘中有一个画家，他坚持教小朋友们画画儿。不仅潍县集中营的中式门楼和门前两棵弯成拱形的树被小朋友们画进了图画，那从墙外“飞”进来的鸡，也进了儿童画。那只能“飞”过高墙的鸡，让小朋友们对“飞”充满梦想。
孩子多了，闹。日本宪兵下令犯人们成立一个“狱纪委员会”，指令一个以前在北平市政厅工作的劳勒斯先生（Mr. Lawless）管理犯人秩序。劳勒斯很高兴地接受了工作。他很高很壮，样子就像个警察，但他对小朋友总是网开一面，很开明。犯人们暗地里拿日本兵开玩笑，说：“日本人笨呀，选谁当警察不行？选了劳勒斯。选错人啦。”因为劳勒斯名字的英文意思叫“无法（lawless）”。毫无疑问，劳勒斯先生自己的脑子里也整天想着怎么“飞”出去。最关不住的东西，就是“自由”，像是关不住的花香。墙、高碉楼和铁丝网是潍县集中营的特征，“自由梦”也是。一千六百个“自由梦”，像地下的火山岩浆，日夜燃烧着。
1945年8月17日，是个闷热的大暑天。早上九点来钟，战俘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院子里墙根下的一点儿阴凉里。小朋友们东倒西歪，没有精神出来玩了。有个小姑娘正发着烧，躺在监狱医院靠窗的一张硬板床上，想着自己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突然她听见了飞机的声音，犯人们都听见了。越来越响，一个大飞机越飞越低，快碰到树梢了。犯人们站起来，跑到院子里，仰着头，说：
“这不像是日本的飞机呀，日本没这么大的飞机。”
“这是我们的飞机！快看，飞机上是一个白色五角星！不是那个红肉丸子。”
“对，是我们的！看机翼上是美国星条旗！”
这架大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飞了一圈又一圈，这是一架B-24。战俘们高兴极了，对着天空叫喊，挥舞着拳头，在院子里跳舞。突然，他们再也不听日本守兵的规矩了，全都向潍县集中营大门跑去。那个躺在板床上生着病的小姑娘也跳起来，跟着大人跑。她突然知道：自由要来了！这时，飞机肚子打开了，一个接一个跳下七个全副武装的美国空降兵，七个降落伞，七朵白云，七个自由梦……
潍县疯了！
这架B—24飞机叫“盔甲天使”，它低飞到离地面一百四十米时，第一个跳下“盔甲天使”的是“鸭子”队队长斯坦雷·斯泰格少校。他已经确定下面就是他们要找的潍县集中营，在飞机上，他就看到集中营里一小块空地上，人们向他们挥舞衣服，他都能看见有些是带格子的苏格兰短裙。按照使命的计划：队长第一个跳下去，脱了降落伞，什么也不管，准备直接面对日本兵，若对方有动武举动，立刻回应，若没有，立刻把魏特曼将军的“通告日军投降协作信”交给日军。他的降落伞不收，给下面的物资空投做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