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一批说故事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才不会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个煎饼……”，他们的故事，应该很像《奥德赛》的开头，说的是一个人“飘游到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在家中见不到的事物。是什么令我们的祖先守着炉火，眼睛闪光，听一个家伙絮絮叨叨地说话呢？这人是外邦人，传令人，还是还乡浪子？他的故事，像抛进波澜不惊的生活里的石头，激起了什么样的涟漪呢？这些涟漪传到了我们这里，减弱至什么程度呢？
说起《奥德赛》，想起了《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的威名，是在大学里听到的。那会儿，欧美现代文学，刚刚挤进门缝儿，而其影响力，又绝不仅限于中文系的学生。“现代派”，对差不多所有人来说，都是有魔力的词儿，我们像在山洞里沉睡多年，醒来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要赶上时代的进度。短短几个月里，每人都知道了一大批作品和作家的名字，急不可待地等着译作。译作出得很快，但无论如何，也供不及这批贪婪的学生——我们恨不得在一年之内，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读到，仿佛读到之后，便成“现代人”，与世界齐头并进，而甩开周围的人几十步了。
完整的译本，来不及提供，便有些选段，出现在选本上，好比有口皆碑的餐厅，让香气飘到我们这些排着队、伸长脖子等座儿的人前，暂且慰藉大伙儿的饥肠。这些餐厅中，门口排队最长的，便是《尤利西斯》了。
我们从各种评介中，得知它是多么的伟大，又是多么艰深——高越而险峻，还有什么品质，更能吸引攀登者呢？我在选本中读过它的一小角，说老实话，完全不知所云，这让我更加心向往之。图书馆里有《尤利西斯》的英文原本，很难借到，不过我终于借到了。我那时的英文程度，根本不配阅读《尤利西斯》，我压根儿也没有那痴心妄想，把它借到手，只不过是想看看它是什么模样，闻闻气味，掂掂分量，在枕头下压一压（或许希冀有什么神秘的通道，能让书里的内容就近往脑子里传一点儿），如此而已。
我的朋友圈儿里，碰巧有《尤利西斯》的第一位中文译者的儿子。在他父亲着手此书的译事后，每个假期过完，他从天津回来，我们几个人，总要打听一番，其实他知道的也不多，而他那副慢条斯理的样子呀，真是气人，我又不免担心，他父亲多半也是这个慢脾气。可不是嘛，他老人家把译作出版，是十年后的事了。
十年……我从“文学青年”，变成了一个三十岁的、受偏头痛折磨的、得过且过的家伙，尤为要紧的，是我已经停止文学阅读了，就连《尤利西斯》汉译本的出版，也是在又两三年后，偶然得知的。我在朋友的书架上，看到了这译本。此时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心情，也许心跳了一下，也许没有，多半只是礼貌地瞥了一眼，或从书架取下，握一握手，寒暄两句，又放回去。
我能不觉得自己老了吗？
且慢。我想起了大学里读过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满脑子想的“只是离开”，然后，“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然后稍停一下，喘一喘气。我的气很短，我老实告诉你说。”下面一段说抽烟和肺病的破事，接着，“嗯，等我喘过气来以后，我就奔过了第二四街。天冷得像在地狱里一样，我差点摔了一跤。”作者用好几行字写霍尔顿过马路时头脑中的念头。最后他总算穿过了马路，“我一到老斯宾塞家门口，就拼命按起铃来。”
我好奇的是，如果主人公在外面漫游了几年而不是几天，这书得写多长。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我喜欢的小说。我喜欢现代文学的许多品质，佩服当代作家对人的精神细致入微的探究，佩服这探究所需要的勇气和观察力，同现代文学相比，古典文学离真实世界——哪怕是古典世界——实在是太远了。
但是……是啊，但是，我多么向往古典时代的康健之气。我甚至想过模仿前人的笔法，编一个记行的故事，可是呀，便是编得出来，那故事怎么看也不像是当代生活的写照，不管我用多么实际的细节填充它。
打个比方，我连个陌生人都想象不出来。哪里还有什么陌生人呢？想象能遇见的最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差不多敢保证，从他那里听到的一切新鲜东西，实际并不新鲜，他的生活细节，不过在我（这里我很想使用“我们”一词）那个木橱的某些小格子里，填上新的材料，而没有什么，令我觉得应该为其腾出新的格子，甚至新造一只橱子。
是的，新的法度，新的范式（这个词儿倒是新的，我是头一次用），太难得了。在一切皆为一切人所知（我们自以为如此）的时代，在边疆已被推至人类暂时的极限的时代，我们可以坐拥事物的样本，在实际地遇见事物之前，已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的旅行，从头到尾都是设计好的。我自己的旅行也是如此，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坐在一个陌生的门廊下，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来走去，就是不想搭话，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一切都太熟悉了。这时我便沮丧地想：“我老了。”
“真实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这么写道。他解释说，我们会“把真实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加以取代”。那么，从来就不曾有什么“真实的旅行故事”，在古典时期，更加没有。但这里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呢，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谁又在乎是不是“真实”呢？我们要讲故事；我们要听故事。
又过了几年，我在上海的一个小书店偶又见到《尤利西斯》，我买下了。我在火车上读了一些段落，回到家中，放在一边了。刚才我想从书架上翻出它来，没有找到。便是找到，十年前我没有把它读完，现在我更读不完了。
如前所说，我“老了”，对眼皮底下的许多事，以及对描述这些事的文字，失掉了兴趣。我知道《尤利西斯》是伟大的小说，但此时此刻，那不是我需要的那种伟大。我同意，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把眼睛转向自己，我们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论自己，但有些时候，我还是想听故事，粗糙的故事，外邦的故事，包含新的精神法度的故事，我们的文明在其中流动不居的故事。
《十日谈》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十个人（还有一些仆人）到山中的一所屋子里躲避瘟疫，他们讲故事……不，换一个想象，想象一群人来到某处避雨，可是，他们再也不走了，他们太喜欢这地方了，就在这里盖房子，交往，婚娶，种植……他们对自己说：“雨还没停。”是啊，有些雨，确实是永远也不会停的。
选自2013年《南方周末》
评鉴与感悟
读到一本好书，就是获得一颗宝贵的种子，再贫瘠的脑子被这样的种子敲打得久了，也会长出些葳蕤的植物。这是读书的力量。当然，刀尔登不一样，他本来就会读书，自然，关于这读书的回忆也非比寻常，穿过斑驳时空，似乎约略能够感受到：他刀尔登为什么会长成如今这般模样。
真实后面的真实
韩石山
真实后面还有真实，是我近来读书时，不止一次的慨叹。且举一例。
抗战中期，傅斯年分别致信朱家骅、翁文灏二人，希望他俩能与陈布雷相商，由陈出面，建言蒋介石特批一笔专款，接济因病致贫，困居李庄的梁思成、梁思永两家人。几个月后，蒋介石果真批下一笔两万元的巨款，由翁文灏转交傅斯年。近来央视播出的多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中，有傅的领款收据（实物）。这一义举，在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的传记中，均有记载，一些相关的图书（比如《发现李庄》）也不忘提及。
这是历史的真实，谁也无法撼动其坚硬的根基。
再坚硬的根基，也挡不住有心人细细察看。
往细里看，二梁的情形并不相同。思永是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本人有病，傅斯年身为史语所所长，为之请款，乃职责所系，义不容辞。与思永相比，思成的情形大为不同。思成系营造学社代社长，营造学社并非史语所的下属单位。思成家庭，因病致贫，非是思成本人患病，而是其夫人林徽因身染沉疴。思成本人与史语所的关系，仅是前一年被聘为史语所的兼任研究员，每月有一百元的薪饷补助。
这样一来，说是为梁思成请款，莫如说成是为林徽因请款。往深里说，傅斯年情感上侧重林徽因，甚于梁思成。这是一个近乎刁钻的命题，端看能否给出周全的论证。
给朱家骅、翁文灏两人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蒋介石特批的两万元款项，是9月28日派人送到翁文灏办公室的。也就是说，蒋那边，五个月未见动静。且来看看，这五个月里，傅斯年还做了些什么努力。
翁文灏那边后来是见了效，并不是说朱家骅这边没有尽自己的努力。可能是朱觉得，这样的事惊动最高当局，未见得会有效果，还不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解决。他的办法是，说动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给林徽因设个学术著作项目，给以“科学研究补助”。为此，傅斯年与林徽因相商，让林报上她旧有的《中国之建筑》未完成稿。傅还拉上李济，给林写了推荐书，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拟请给以最高之待遇，即立武先生近示一般办法中三百八十元之数”，且建议“似可由四月份或五月份起支给”。这是傅的一个举措。时间是5月13日。可说全是为了林徽因，连借梁思成之名都免了。
再一个是，等了许久，陈布雷那边没有动静，傅斯年决定亲自向蒋介石进言。他让李济拟稿，李济不知傅的心思，只有实实在在地拟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梁思永对于中国上古史之贡献”，第二部分题为“梁思成、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之贡献”。从分量上说，前者重些，后者轻些。这个拟稿到了傅斯年手里，大加删改，将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对于建筑学之贡献放在前面，将梁思永对于中国上古史之贡献放在后面。且加大了对林徽因的颂扬，有这样的话：“思成之夫人林徽因女士，当代之才女也。亦留美学建筑，与思成同志，于营造学社之工作贡献甚多。”特别强调“徽因女士虽工作亦如其他营造学社社员，但并无独立之收入……卧病之人尤不能缺少医药营养，故思成所需之救济，与思永等”。时为6月16日。（台湾史语所《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281页）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一家要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在重庆等待航班期间，住在上清寺聚兴村中研院招待所（后来搬到沙坪坝何廉的房子）。此处也是傅斯年在重庆的办公处。傅曾去看望过梁林夫妇。1945年11月30日，傅斯年给其妻俞大彩的信里说：“梁思成夫妇这次来，竟是颇疏远的样子！”（同上书第1627页）
那只是梁思成夫妇在一起时，给傅斯年留下的印象，或是傅斯年自己的感觉。这一段时间，傅斯年很是忙碌，刚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又奉最高当局之命去昆明处理学潮，还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7日给俞大彩信里，又一次提到了梁思成夫妇：“现在托徐轼游兄带去此信，另带啤酒一小罐（林徽因送我，梁二反对之）。”（同上书第1666页）梁思成排行为二。信中梁二，该是傅俞夫妻间平日对梁思成的指称语，不会是此番专为蔑视而另铸新词。
重庆居住期间，林徽因曾去医院检查身体，病情恶化，活不长久，朋友圈内已广为人知。3月5日傅斯年给俞大彩的信里说：“林徽因的病，实在没法了。他近月在此，似乎觉得我对他事不太热心，实因他一家事又卷入营造学社，太复杂，无从为力。他走以前，似乎透露这意思，言下甚为怆然，我只有力辨其无而已。他觉得是他们一家得罪了我。他的处境甚凄惨，明知一切无望了，加上他的办法，我看，不过一二年而已。”从信中可知，这期间傅曾去看望过林，且有较深入的交谈。写至此处，傅斯年特加一注：“你可写信给他。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金岳霖转。”指称女性仍用他字，该是傅氏的一个习惯。据此信可以看出，俞大彩与林徽因的感情亦不薄。傅斯年知道，光复之后，分手在即，他已不可能给林徽因切实的帮助，仍希望妻子写信劝慰病困中的老朋友。（同上书第1674页）
不知道说了这么多，于这个近乎刁钻的命题，算不算给出一个也还周全的论证。
以上所言，皆确凿有据。这后一种真实，对前一种真实，绝不是什么消解，而是更高层面上的认定，让干瘪的历史真实，放射出人性的光辉。
选自新浪博客
评鉴与感悟
当年韩老还在《山西文学》当主编时，编稿之余，也会给年轻人谈些读书经验，纵横捭阖，有些我们听进去了，有些却没听懂。他是学历史的，也爱较真，所以在常人最轻易放过去的地方，每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这篇，他致力考证，最终看到了另外一种真实，历史就在这些细节中，变得丰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