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生活困苦,为何不向君主禀报?擅自散发私财救难,看在别人眼里,似乎是在沽名钓誉,且目中无主,因此必须立刻停止这种做法,否则你将引火烧身,将被逐出季氏之门。”
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心目中所谓的政治家应时刻作为君主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并依循道义说服君主,来为人民谋幸福。
受过孔子这种公私分明的教育的人,即使偶尔和君主对立,也不至于像阳虎那样图谋不轨。
孔子活跃在鲁国的政坛,先是任县令,后来又担任建设厅长,再升为司法部长,但这些官职在正史中却未见记载,孔子很可能被抛弃在政治之外。有位学生就曾冒失地问孔子:“老师!您为什么不当一位政治家?”
“《书经》上说:事亲以至孝,必能和兄弟和睦相处,政治只是在社会上扩大而已;如今我从事教育工作,不正是政治的本身吗?所以不一定参与国政才算是政治。”
乍听之下,似乎有些答非所问,但却将孔子一心从政的愿望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出来,他因不能从政而露出不满情绪。
每个人都知道,孔子有参与政治的热望,虽有数名弟子早已入政坛,但孔子本身却无一官半职。当然任官的弟子也都没法为孔子出谋划策以便让孔子出任,结果,孔子担任了一个毫无实权而仅供君主咨询的顾问官职。
但是,孔子终于在政界有了一席之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孔子一展宏图、施展抱负的好机会。
孔子的从政理想
孔子第一个目标,就是将政权夺回还给君主,以压制称霸一方的权贵,并在鲁国率先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模式,等鲁国实现后,再向全社会普及推广。
第一步从三个大姓开刀。
季氏、孟氏、叔氏为三大权势,他们分别在距国都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许多城堡,拥有大量兵力和武器。因此,只要破坏这些城池,分散他们的军队,就可削弱他们的力量。
最先毁城的是叔氏,季氏也在孔子的帮助下毁掉,只剩下孟氏。孔子一行人乘胜追击,逼迫孟氏毁城,但孟氏采取拖延战术,不听劝告,这是因为有人向孟氏献策:
“城堡是孟氏权威的象征,我反对毁掉它,君主只要装着若无其事就行了。”
眼见即将成功的计划毁于一旦,于是孔子主张攻城,请求国君出兵,由于被孟氏看出了企图,以致没有达成愿望。
第二年,孔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据说孔子是因为对鲁国绝望后,欲寻求理想的国君才周游列国,其实孔子是受到放逐的处分。他在外度过十三年的流亡生涯,写下了不少思乡的诗篇;那些在官场中的弟子也先后被驱逐出境,追随孔子的寥寥无几。
理想不灭信念不死
当孔子来到郑国国都的城门时,有位男子看见孔子的模样,便说道:“惶惶如丧家之犬。”
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人,其下场最为可悲。孔子如同寻求主人的野狗一般,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除了边远之地,无所不至,在这期间他们倍受冷遇。
对孔子抱有强烈敌意的各国士大夫们,他们心想——若孔子一来,情形就会和鲁国一样,鼓动国君削弱贵族势力,所以他们常常妨碍孔子一行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据记载,孔子曾遭受三次危及生命的险境。
对孔子较礼遇的国君,也不过提供孔子衣食所需,丝毫无任用之意,孔子感到“天命”的存在,人力是无法改变的。
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预谋反叛,要求孔子参与他们的行列,孔子的弟子深怕世人对他们的评价越来越糟糕,因此强烈反对参与这项活动,虽然孔子不愿轻易放弃任何一次从政的机会,但语气却不似先前那般强烈:“有句古谚:真坚者砥不薄,真白者染不黑。更何我又不是条苦瓜,怎么能甘心被别人嗤之以鼻呢?”他们明知,若事情不能妥善处理,就会有乱臣贼子的恶名,但他们仍然无法消除追求功名的念头。
有次,孔子喃喃自语:“唉!难道就没有人了解我吗?”
子贡在旁听了,很不以为然地抗议说:“想不到老师竟说出这样的话!”
子贡的意思是,至少我们深知老师,才愿意追随他,而孔子答道:
“不!我并不是怨天尤人,我是为万民的幸福努力,这番苦心只有上天知道而已!”
孔子有时也会不经意地说:“德不孤必有邻。”
有些人以冷静的态度观察孔子的烦忧,这群人被称为“隐士”。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对政治和社会都有敏税的批判,这点是和孔子一致的,但他们认为没有为此去努力的必要,凡事追波逐流即可,他们要求悠闲地度过一生。
对此,孔子叹道:“但愿如此!对我而言,人类的世界更复杂,不能使人轻闲。”
又说:“天下没有秩序已经很久了,难道人类只能稀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生活吗?因此我更坚定了革新的想法。”
十余年来,虽然足迹踏遍天下,却一无所成,在度过隐士的生活之后,孔子对自己有了更新的认识和觉醒,再也不在乎世人是否接受他的政治理想,只愿朝着自己坚信的道路大步迈进。
鸟择木而宿,木无由选鸟
孔子一行人被陈、蔡诸大夫包围在原野中,无法动弹。由于粮食已绝,一行人又饿又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孔子丝毫不为所动,神色自若,依旧读诗、弹琴,朗朗而歌。
疲惫不堪的子路,对孔子说:
“君子也会陷入穷途末路吗?”
“君子当然也免不了穷困,但却不像小人那样慌乱不堪。”
这时候,连一向被称为俊彦的子贡,也一脸不高兴。见此,孔子说:
“你以为我是无所不通的万能之人吗?”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个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的人罢了!”
虽然如此,但弟子们的信心都渐渐动摇了,孔子决定找他们个别谈话。他首先叫来子路说:“诗经上有云:非犀非虎,独我于旷野徘徊!尽心修道,作引导天下的指南针,但是却不能要求天下人均接受其教导。你不致力于修道,只一味思量如何被人接受,是否太没有志气呢?”
最后被召见的是颜回,颜回答道:“夫子之道仰之弥高、瞻之弥坚,是以天下人无以授受。然而问题不在于能否为人接受,我们应该以怠于修道为耻。如果我们坚定信心修道而不被采用,此乃为政者之耻,就今日的时局来看,不受赏识才是君子所为。”
孔子露出会心的笑容:“你的见识实在令人钦佩,如果你是位家财万贯的富翁,我愿意给你当奴仆。”
由此可见,不管所处环境有多么恶劣,孔子都不会因困难丧失了希望,只会让自己尽心尽力,不在乎结果是否令人满意。已经花甲之年的孔子,虽然对于漂泊的游历生活感到厌倦,却仍然拥有一颗平静的心。
“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这句话最能说透孔子执著于理想,绝不妥协的心。虽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波,并且没有人采纳他的主张,但是孔子却能将自己的理想贯彻始终。
借助教育实现政治理想
孔子离开后,鲁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孔子遭放逐的第三年,鲁哀公继位。鲁国被齐、吴两个大国侵扰,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季氏族长季桓子死亡,临死之前,他很后悔放逐孔子一行人而导致国力衰微,遗言聘请孔子回国。
嗣位的季康子,有意实践父亲遗志,又怕族人反对,于是先迎请孔子门下的冉有回来,给予家臣之职。冉有就职之后,一直伺机安排孔子一行人回国。不久,子贡也回到鲁国。
冉有、子贡、有苦三人,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十分活跃。为解救国家的危机,他们都马不停蹄地积极活动,更加深了世人对孔子门下人才济济的印象。放逐处分被解除之后,孔子重新踏上阔别十三年的故国。这时候,孔子也年届七十岁高龄。
从回国到去世的五年间,孔子一直过着学者和教育家的生活。虽然鲁国授与他大夫的官职,也不干涉他对政治的批评,但孔子对从政已很淡薄了。
他将《诗经》《书经》等古典名著重新整理编撰,并详细调查、记载鲁国的年代,执笔写成《春秋》一书。为了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理想,全力培养弟子,凡天下有志之士,不分贵贱,都依附在孔子门下。孔子规定入门的条件,是干肉一束,这是《礼》的最低要求。
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作为教授学生的课程。孔子以前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孔子去掉其中的射、御等武技,使其成为高度的文化教养,并以培养依德从政的新知识分子为教育目标。
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已经成功了,历经汉代至今达两千年历史,可以发现政治家必出自知识分子的原则,成为中国政治独有的传统。
就整个历史潮流来看,人类社会终究会走它该走的路,到达它应到达之点,然而孔子一生终究无法亲眼目睹历史最后的正确方向。
官场没有接纳孔子,才使孔子成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向历史的不合理挑战。虽然他未能亲眼目睹辛苦斗争努力的成果就与世长辞,但他向不合理的命运挑战的勇气,和终生追求理想坚持到底的执著,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真正意义的为官,不在于他的权力,而在于他的理想和政绩,这是迷惑于权力、玩弄权术的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