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也趁机进谗言：“伍子胥虽然擅长谋策，但他却不懂为政之道。”
要离间伍子胥和夫差并不难，因为子胥一直想扮演堂堂正正的忠臣角色，所以他为了国家社稷而苦苦地进谏。俗话说忠言逆耳，加上有人离间，所以伍子胥越来越让吴王反感，彼此间的误会越来越深。
勾践和范蠡虽也出任吴国朝廷三年，但他们的地位仅仅是卑微的奴隶。有次夫差患重病，勾践采纳范蠡的建议，取食夫差的尿液以诊断其病因。不久，夫差身体康复，大受感动，于是饶恕了勾践，遣送回越国。
伍子胥知道后，由衷地感叹道：“勾践真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立志要吃夫差的心，因此才忍辱饮他的尿；有意吃他的肝，才尝他的粪啊！”
卧薪尝胆东山再起
勾践平安地回到越国。范蠡说：“节制的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时机成熟为止。”
勾践想把国家的大权交给范蠡，但他又交付给文种，自己执行军事外交的工作。
从此，越国致力从事建设，增加人口恢复民力，奖励结婚，遇人生产则多加保护，遇丧，除国君亲自慰问外，劳役全免。勾践自己亲自下田耕种，其妻则纺纱织布，各项措施均以节俭为主旨，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时期。百姓因免十年赋税，于是每户都积贮了不少资产，全国上下无不大颂勾践之德，自动提出向吴国进攻的建议。
对外则采取削弱吴国国力和松懈吴国内政的策略，不断向王献上名贵的木材和成群的美女，而吴王在兴奋之余，大兴土木，费时五年建了座姑苏台，国库损耗之大前所未有。
双眼悬门，以视越军
勾践回越后，夫差常出兵北方，威胁齐鲁等国，吴王一心一意想在中原称霸，因此多次挑起战争。
越王勾践得知消息后，立刻派文种向吴王献出许多武器，并派三千援军，预祝他获胜。因此，夫差进军中原的决心更大，而子胥却强烈地反对：
“现在我们不是问鼎中原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正以节俭为宗旨，与臣民荣辱与共。只要他活着，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越国的存在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不能因小失大，必须先剪除我们的后顾之忧。”
但忠言逆耳，夫差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视子胥为眼中钉，恨不得立即处死他。依照现在的情形，子胥应该改变进谏策略，换一种方式方法，但是伍子胥耿直的个性，使他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一味地以忠臣进谏，以感情来感化吴王，使他面临杀身大祸。
吴破齐打了胜仗，夫差召见子胥夸耀自己的成果，子胥劝他不要自满，夫差很恼怒，大骂子胥，君臣一心被割断了。
在越国，大夫文种向勾践提出建议：“旗开得胜，现在一定骄傲自满，我想向吴国借粮，看看夫差的反应如何？”
夫差对越有求必应，子胥的反对意见根本无法生效，越国人民因计谋得逞而暗中窃笑。子胥又哀叹道：“君现在不听臣忠谏，看来不多久此地将变成一片废墟。”
伯听到这些话之后，立刻向夫差进谗言：“大王！子胥外表看来很诚挚，其实冷酷到了极点，甚至连父亲都见死不救，怎么会尊重大王呢？向这次伐齐，他理应高兴，怎可因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怀恨于心说出这种话，大王应多加防范，否则他会造反的。”
夫差不愧为一国之君，没有立即相信伯的话，反而派子胥出使齐国。子胥和儿子同赴齐国，回吴之前，他把儿子托付给齐国大夫鲍氏家中，因他预料吴国不久将灭亡，深怕没有后代才出此下策，这是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得来的经验。但却被当做企图造反的证据，终被赐死，子胥感慨地说：“我辅佐你父亲称霸，又助你登基，你说要给我一半江册，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而听信于小人之言杀我，等我死去，看你有什么作为？”
临死前，告诉家人：“在我的墓前种棵树，不久将是吴王的棺材，再把我的双眼挖下，我得亲眼看着越军进城。”
吴王夫差盛怒之下，下令把子胥的尸体投入长江，一代名臣就这样可悲地死去。
范蠡的战争论
此时，在越国的勾践和范蠡正进行密谋：“吴王夫差把伍子胥杀了，我想这是伐吴的好机会，你认为呢？”
“这足以造成对方人事的混乱，但天时未至。”
第二年，勾践又问范蠡：“听说吴国发生虫害，收成大减，粮食不济，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天时已至，但人事未全。”
勾践怒斥道：“起先我提人事，你说天时未至，现天时已至，你却说人事未周，这岂不是和我作对吗？”
“不！大王！你要冷静地听臣解释，凡事须天人一致才能生效。如今吴遭虫害，五谷不收，君臣正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若现在出兵，必无法一举成功。”
不久，吴王又率军伐齐，想召集诸侯盟约，争当中原霸主，而越国趁机杀了留守都城的吴国太子。夫差唯恐联盟诸侯不成，一味地隐瞒事实真相，望能和平解决，越国自觉兵力不足，所以答应和谈退兵。
夫差回国后，并没有建立对越的防范措施，这是他严重的失策。并不是他谋得霸主之后得意忘形所致，而是多次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厌战情绪遍及全国，所以夫差只好把大量士兵解散回家，休养生息。
越国见吴国的战备不全，就再次出兵，战争长达五年，并不是因为吴国顽强抵抗所致，而是越国稳住阵脚，采取以逸待劳的作战法，范蠡采取的战略，一向以“判断状况”为基础，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战争科学论。
他说：“作战的要诀，总而言之，要遵天地法则，从阴阳变化而行动。在敌军领先的情况下，应耐心等待机会来临，这是所谓的阴变，如果我军赢得先机，就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一举压住敌军，此为阳变。我们要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多方引诱近敌，对远敌则须以威势吓阻，千万不可轻易地变动攻势。
当敌军拼死防备时，不要勉强进攻，若敌军发兵挑战，就固守不应。作战时应经常斟酌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若敌军欲发挥刚力，我们就发挥柔力，以挫其锋；若我军取得攻打的机会，就该全力以攻，一气呵成。当敌军仍留有刚力，不可强取，若残留柔力，则可轻取之。所以从天顺时，比什么都重要。今吴军体力充沛，动作迅速，因此我军不可急取。”
越军远远地包围吴都，避免与吴军正面作战，为时三年，吴军终于不战而亡，越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达成灭亡吴国的愿望。
会稽之辱
吴王派大夫公孙雄来到包围越军的阵营中，这年离会稽之辱已经22年，公孙雄像奴隶般脱去上衣跪拜在地，向勾践哀求：“请大王听孤臣由衷地禀奏，夫差先年在会稽对大王多有冒犯，但也饶了大王一命，愿大王看微臣薄面，也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公孙雄之意，乃上次夫差在会稽山放走了勾践，这次勾践也该回报一下，饶恕吴王才是。
勾践为情所动，欲接受他的提议，但范蠡说道：“会稽一战，原是上天有意赐越予吴，而吴国无福享受；如今上天又将吴赐予越，若逆天行事，其祸必至，难道大王忘了会稽所受的耻辱了吗？”
“你说得不错，但听使者之言，朕岂能太过绝情呢？”
范蠡于是走到使者面前，一声令下，军鼓响起，士兵们拿着武器将使者团团围住。
“越王已将全权委托于我，你最好快滚，否则将你处斩。”
“范蠡大人！你说不可助纣为虐，不好的行为往往为君子所忌，但愿大王能在越王面前美言几句。”
“吾国本是东南蛮夷之邦，君子之道与我何干？”
公孙雄只好绝望地退出。
范蠡不断地派兵包围吴王夫差所居住的姑苏台，逼夫差自裁，夫差临死时，用布包起自己的脸说：“我没脸去见伍子胥。”
飞鸟尽而良弓藏
范蠡是帮助勾践复国的第一功臣，却只被封为上将军，范蠡因而决定请辞，名义上是“君受辱而臣死”——君面临会稽之辱时，臣未能一死殉君，如今请辞以谢罪。事实上，范蠡看出勾践是个可以共苦而不能同甘的人，若自己仍在这显耀的名声下流连忘返，迟早有杀身之祸。
临行前，他写信给他唯一的盟友文种，说道：“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越王是个可共苦而不能同甘之人，你要慎重考虑去留。”
从此以后，文种称病而居家不出，于是谣言四起，说文种预谋叛乱，结果勾践下令处斩文种，真的应验了范蠡的预言。
情感与理智
伍子胥和范蠡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因为个性的迥异，而在官场里落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纵观伍子胥一生，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为情而动，为情而忠，他寻求的是肝胆相照的心灵上的默契，而忽视了他身在官场，应该有君臣之别，有奸邪之识。他能用尽心思去对付敌人，却不能留意剪除身旁的异己，他没死在迎面而来的利刃，却死于背后奸佞的谗言。所以说，官场中是没有情感可言的，只有利害，只有看不见的你死我活。伍子胥的悲剧是他的性格悲剧。
而范蠡却正好相反，他的为人处事比较冷静沉着，在他的原则上讲求正反的辩证法。他遇事往往能深思熟虑，分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按部就班地将吴王夫差逼上自杀之路的独断行为，是考虑到勾践优柔寡断的个性，明知自己说的话正确，但不能放手去做。可见范蠡是个头脑灵活、明察秋毫的智者。他断然离开他关爱的国君，更是他理智升华的结果，他深知功成名就之后，君臣会反目为仇，可见范蠡对于感情和个性从来不抱任何希望。
他是个智者，也是个通人，为着名利又能看淡名利，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为后世官场中一个最好的典范。
范蠡的后半生，带来了一桩千古美谈的公案。那就是他一叶扁舟，是否载走了美人西施。他是冲着美人而弃富贵呢，还是功成身退呢？
据说范蠡载美泛湖之后，化名陶朱公，改行经商。他的经商方式十分独特，从事投机以获暴利，他把钱财都分送给穷人，以免遭人忌妒，于是陶朱公名声大扬，被后世奉为财神爷。
总之，作为历史人物的范蠡的形象，象征着谋略、飘逸、财富。
今太湖北岸的无锡，有座“蠡园公园”，名称即取自范蠡，是当地四大名胜之一。据说，在吴国故都苏州，正计划重建伍子胥之墓。这两个分别贯彻情感与理智的生活方式，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然向我们发出情感与理智对照性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