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今文渊源》
刘绪源先生酷爱周作人的文章，读得深而细，常有新解，能启读书人心扉。三年前读过他的《解读周作人》，以为那十八万字的一本小书真是一部力作。我也喜读周氏作品，但只觉得有味，味在哪里，说不出。读了刘著，便颇能得一点意趣。比如许多人责备周作人后期作品太爱抄书，成了文抄公。《解读周作人》就在《作为文体探险家的周作人》里有力为之一辩，辩得也确有道理。这些就能使愚钝如我者，开了些窍。我当时以为，解读周作人好像可以说是为中国新文学史里的散文小品门类，解开半壁江山。还有另外半壁，则当从解读鲁迅着手了。人们不是常说吗？周氏二兄弟统领了新文学的散文领域。二先生半壁，大先生亦是半壁。现在我手上有了刘绪源先生的新著《今文渊源》，“今文”者不是经学的今文、古文之争里的今文；而是指新文学中的白话文，主要是散文。它们的源头在哪里？这书就是要对此有个“新解”。说起来，也是不能只由周氏二弟兄作为两支源头。我想也许这是刘绪源先生在《解读周作人》之后又作了深一层的探讨吧。人们不能忘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是胡适先生。不错，周作人最早在1921年6月发表五六百字的一篇《美文》，希望作家们写出议论、叙事、抒情的美文。那是要用“平淡的谈话”写出趣味来。稍后，胡适有《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在1922年2月的《申报》发表，其文主张“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鲁迅也赞同，就用“谈话风”概括了这种风格。应当说，是胡适的“谈话风”的界定，明确了新文学的语言风格。于是刘绪源先生细考了胡适个人文章中“谈话风”的风格以及它的渊源：来自《圣经》，来自儿童文学，来自讲演。胡适之文章以后，才是铺天盖地的“谈话风”在新文学里兴起。我之所见极狭陋，我觉得像刘绪源先生细剖胡适的文章，把胡适议论文工团字当作文艺作品来欣赏，归为一代文风的开创者，实较少，所以可以说这是有创新意义的。以前我们尊重胡适对新文学的贡献，主要尊崇其主张；再者，仰视其学术成就。但是对他当时所用的文体，则较少评及。我极欣赏刘绪源把白话文称之为“文章”。既是“文章”，则必定可读可诵可赏。胡适的文章就是如此。它清浅、直白，又风趣、引人；什么深奥、复杂的道理和事件过程，一经他说，都变得易于接受，可以读得津津有味。
那么这本书就是以胡适开宗。请想，最初主张白话文的人，自己的文章不“白”，何以服众？所以胡适一生的文章都是如此。同时，或略有先后，就是周作人和鲁迅两根线。我最欣赏作者对这三位的区分。胡适的文章可称“一清如水”，这当然好。但是如果所有的文章都是“一清如水”，新文学的散文岂不单调？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新文学散文主张的也不是这种单一。自然有不同的笔调出来。首先是有周作人自觉地提出“美文”，他自己在实践上也更有成就。但周氏的散文，或曰小品，或曰书评，总之不再是胡适式的“一清如水”，相反，“涩”了起来，而且“苦”，有平淡处，与苦涩相间，平淡处也染上苦涩。“苦雨斋”“苦茶庵”“药堂”里出来的货，自有它的气味，苦、涩。同时有鲁迅的杂文，那是匕首和投枪，气味又不同。这两兄弟文章又自有相通之处。刘绪源总结这三者的不同，总结得很精确、警辟：胡适的“谈话风”是向着学生听众，周作人则向着与自己站在相同水平上的读者，他的朋友，招手通气；而鲁迅则是写给他的敌人看的。谈话的对象不同，谈话风就不同。后面，作者还说到那位林语堂，他的文章是先学鲁迅，后学周作人，以办“幽默”刊物而广为人知且载于文学史，他也有自己的听众，那就是“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市场”。这是林的谈话风的所向。我喜欢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着重使用和辩明“文人”和“文章”。文人应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修炼成“文人”并不易，那不是什么人都能达到的程度。既是文人，写出什么题材、体材的作品都该是文章。“文章”就该可读可诵。作者举例不少，中外、古今。我想起，王羲之的《奉橘帖》，是送橘子给朋友的便条，文曰“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那就是好文章。是文人写的好文章。这样的作品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不能说少。山水游记，亲情怀旧、日记书信故是一大类，但奏折、公文、传记、政论，总之，实用文也许更多，这只要翻看古代大文人的文集目录，即可看清。我们的新散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首倡其帜并示范者，即胡、周、鲁乎？
此著细数胡、周、鲁三根线以下的，或加上林语堂的第四根线以下的众多追随者、仿效者。刘绪源对这些人里的许多，也作过较细的阅读和研究。所以读者完全可以把此著当作一部散文史来读。在这里，我最感兴趣的是论到当代散文的部分。从源头论起，当然要说到此后的流向。开拓者们很伟大，无愧于伟大“文人”的称呼；写的“谈话风”也实在是第一流的作品，好文章。他们的后代作家们呢？作者似乎也不敢说谁可以超越前贤，或追踪前贤。书里论到“文人”的失踪。作家们不再是文人了，“文章”再难让人诵读再三，或者连读三代了。作者在《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一节里论证：“我以为是在一九四九年。到这以后，大家都自觉地、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单位，并都有以自己的某一方面（即一技之长，而不再随心所欲地）为社会服务并领取报酬了——俞平伯成了‘红学家’或古典文学研究者，沈从文成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周作人成了专职翻译家，废名、施蛰存、金克木等专做大学教授，张爱玲如果不走大概是电影剧院厂的编剧。……缺了什么呢？缺的就是‘文人’！”我想，没有文人也就不会有“文章”。而文章正是散文，叫它小品、随笔、短评、长论或笔记都行。于是好的散文不见了，或少而又少了。我喜欢作者直接论到现在的概念“大散文”。这是直接逼近当代的问题。前几年还在讨论，有人讨论谁是首倡者，什么作品是代表作。作者指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是风行一时，亮出“大散文”牌子，又确实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作者肯定余秋雨“对当代散文发展的贡献”。我也同意这一点。作者又从史的角度指出，余秋雨却并不能说是这一种散文形式的开创者。在余秋雨之前，已有前辈或前导者，比如黄裳先生，他的文集《榆下说书》里的《关于柳如是》和《晚明的版画》就是大散文。“而真正开创了大散文形式的，我以为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式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刘绪源还说：“这是一部长篇‘论文’，但它有文采，有诗意，有‘余情’是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读的，其生命力绝不低于《文化苦旅》；它研究的是中国审美趣味史，其独创性和学术含量，也非《文化苦旅》所可比肩。”我欣赏这种公允之论。这段历史才过去三十年，但毕竟已成历史，谈出来也算解决“历史问题”，使曾经痴迷于这两部书的读者，若有所悟地会心一笑。我还欣赏在这一题下的一段谈幽默的论述。一说幽默人们都想到林语堂。书里有这样的论述：“我以为，真正第一位的幽默家其实还是鲁迅。随后轮得上的，一个是钱锺书，另一个是梁实秋。”文坛上排位子，其先后次是难得公允的，更难得人人同意。我们读者在此先得一新说吧。
我读这本书，觉出提到孙犁的地方不够，以我的愚见或喜好，以为孙犁颇得周作人“说话风”的影响。他的后期作品，也就是“文革”以后的小品和读书随笔，常有苦味和涩味，并且有一种难得的平淡和亲切。问题就难在孙犁老人憎恨周作人当汉奸的行为，一直否定周作人。也许因此研究者不愿意多提他与周派散文的渊源。但我觉得文风是文风，说说是可以的。而且这也许可以算为本世纪末文学史上的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孙犁是一位战士型的作家，但是他在3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京派散文影响力正大。受到影响是正常的。（他个人并不承认）他在《题〈知堂谈吃〉》中讲得很透。其文曰：“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对周作人的两方面，他是看得很清的。后来又是说：“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对其晚景，亦知惋惜。”当年这一派文风我看是反映到他的笔墨上了。所以孙犁晚年随笔，有时短短几百字或只三两行，就传达出一种神韵，那是独特的、不能模仿的，是亦可谓有“余情”也。
最后要说，此书《序》为鲲西先生所写。作者刘绪源的思路，以及中国新文学里散文的思路，此《序》都说得很到位。读者应细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