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客户，也就是佃农，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地主阶级约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官户只占地主阶级的百分之二左右。坊郭户主要集中在京城及几个府州，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左右。
四北宋的手工业政策
北宋的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个大类。
官营手工业是封建国家所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场院等生产单位，其产品是供皇室消费以及各级官府的需要，也制造军队的武器。只有皇室和官府拣退的少量次品及剩余产品，才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北宋官营手工业的管理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三个，以下设有相应的所属机构，如作坊、场、务等；地方上，西京（洛阳）、真、定、青、益、梓等州有场院，主要制造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品。此外，江宁府、润州、湖州有织罗务等。宋代军工作坊普遍，各州均有设置。官营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一是出自官府经营的矿、场及山林；二是政府征收的实物税，如丝、麻、毛、皮等；三是官府向坊郭户科买的各种物品。当时，官营手工业体系包括原料、生产到消费等环节，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在手工业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私营手工业的经营形式虽然很复杂，但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与农业相结合的，二是与农业相脱离的。与农业相结合的手工业，主要是农副产品的加工业。这类手工业有时也有一定的规模，有手工业作坊，依靠雇佣劳动，但所需原料仍然是农业产品。与农业相脱离的手工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城乡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店铺及少量的学徒；再一种就是手工业作坊，作坊主靠雇工来进行生产。
在北宋的手工业中，以矿冶业最为显著，无论是规模、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唐朝。北宋从事采矿的人员称作坑户或矿户，如再从事冶炼，又被称作冶户或炉户。炉户（或冶户）不能随便改业，每年要给官府采矿服役，矿产品也不能随意买卖。官办的矿山大多利用役卒（士兵）开采，也有雇募工人的。冶炼上，因为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所以往往是征发工匠进行服役。强迫坑户和工匠为封建国家服役的制度，是手工业中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因而经常遭到坑户和工匠的反抗。情况后来有所变化，如宋太宗淳化年间（990年-994年），兴州铸铁钱，征发工匠进行生产，但效率很低，后改为“募民有力者，驰其山，使自为利，而收其铁租以铸，悉罢役者，人用不劳”[16]。相类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到了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即实行“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17]的政策。这样，扩大了矿业产品的商品性，提高了生产发展的速度。
在宋代，煤的开采量已经较大，但对煤的开采还没有相关制度。此外，对金的开采也是放任的。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载：登州生金，“取之不尽”，四方之民，抛弃农桑，蜂拥而至，每年开采冶炼数千两。又《金石续编》卷14《韶州新置永通监记》中载说：韶州永通监开采铜矿有屋八百楹，“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就记载来看，是官办的永通监招募人开采铜矿的，大概私人是不能这样大规模开采的。
宋代制瓷业发达。从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宋代窑址遍及全国各地。宋瓷窑分官、民两种。官窑主要是官府直接经营的瓷窑，也指由官府派官到民窑中监制，挑选上等佳品，上供皇室的情况。民窑是指民间经营的商品生产性瓷窑。
造船业、纺织业、文具制造业、制糖业、制茶业在宋代都很发达，并以私营为主，其中也有官营的，但比重不大。如丝织业中，北宋在开封设绣院一所，又设有染院，以保证供皇室丝织品的质量，但在整个丝织业中所占比例不大。
制盐业，从经营方式上看，有官制和民制两种。河东路的安邑、解池是官府直接经营，生产者称畦户，生产方式主要是晒盐。沿海地区，用海水煮盐，生产者称亭户。官设的盐场，以亭户煎盐，计丁输课，官给本钱。四川地区挖井取卤，煎煮为盐，称为井盐，生产者称井户。其他地区也有刮碱土煎盐的，但数量较小。
宋代由官府垄断的是兵器制造业。宋初设有南北作坊，后改为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戎具、旗帜、油衣、藤漆、什器之物”[18]。此外，开封还有东西八作司，规模也很庞大。当时，京师所造的武器，每十天一进，由皇帝亲自察看，可见北宋对兵器生产是非常重视的。北宋武器制造上最突出的成就，是火药被运用到军事上，并设立有专门生产火药和猛火油的手工业作坊。军事方面的作坊技术严格保密，不许外传，工人也只能从事一种技艺，不许更换。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军匠。这是从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在官府手工业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军匠带有终身服役的性质，并按军队内部规定发给工值。二是征发的工匠。北宋工匠单独立户籍，或在普通户籍上标明工匠的身份，所谓“名籍既定，有役按籍而雇”[19]。不过，“雇”带有强制性，所以又称为“括”或“追集”。如仁宗时，修葺皇宫，曾令各地“并发工匠赴京师”[20]，这说明征发工匠是一种劳役性的制度，只是有时给以一定的报酬作雇值罢了。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按籍而雇”的办法，比唐代手工业者无偿为官府服役二十天的规定有了进步。三是招募工匠。被招募的工匠要在手上刺字。北宋初招募工匠较少，后来逐渐增多。《金石续编》卷14《韶州新置永通监记》载官办的韵州永通监情况说：“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箸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这种办法是从唐代“和雇匠”中发展而来的，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制度，后在刺绣、制茶等作坊中得到了推广。
除上述外，官营手工业中还有以罪犯充役的，或用营妇（官奴婢）进行生产，不过所占比重并不大。官营手工业中还保留了很多落后、野蛮的制度，各作坊都派有官吏、内侍带兵校对工匠进行监视。这些内侍和官吏往往刁难工匠，克扣钱粮，从而引发工匠的反抗斗争。通过不断斗争，手工业工匠后来的情况有所好转。如雇工匠逐渐普遍，罪犯及其家属充役的现象减少；强迫督促工人生产，逐渐改变为以利益刺激工人生产，如采取“能倍工即赏之，优给其直”[21]，或实行“官给以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值，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22]。这样，工匠生产有了一定的积极性，生产也有了发展。
五北宋的商业政策
如同手工业的经营形式一样，北宋商业亦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类型。官营商业主要是指对盐、茶、酒、矾、香药的专卖制度，被称为榷禁。可以说，北宋时期，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业部门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重要经济基础。
北宋时期，由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也日益频繁。在城市周围及乡村间交通要道附近，形成了很多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称之为“虚市”；在四川称之为“痎市”；在北方及江淮地区称之为“草市”，又统称之为“坊场”。北宋政府对坊场课税，每年税收在千贯以上的官府直接设立税务机构进行收税和管理；年课在千贯以下的，采取“买扑”的办法，即“通计场分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23]。这些坊场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交易网络，极大地活跃了当时的经济。
随着坊场贸易的增加，定居人口越来越多，逐渐发展成市镇，有的市镇甚至发展成县城。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市镇往往因为工商业繁荣，交通发达，税收也相当可观。有的市镇年税收在一万贯以上，蕲州的蕲口镇年商税甚至达到二万六千五百四十贯。北宋时期，坊场的税收，是商税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市镇坊场商业发展的同时，北宋城市商业也非常繁盛。唐代城市的坊是封闭式管理，而北宋都城开封的工商业者可面街开店，随处营业。唐代城市的坊是有开启时间的，也就是夜间禁止人们出坊门活动，而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有了夜市，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此外，开封城内还有一些大型的定期交易市场，如五月初的鼓扇百索市、六月的巷陌杂市、七月初的乞巧市，都是定期的市场贸易，尤其相国寺每月八次开放，至时，四方商旅趋京师，各种商品应有尽有。此外，开封大中型的工商业者达六千四百多家，小商小贩也有八九千家，工商与居民杂处，彻底改变了唐以前坊市分隔的格局。与手工业一样，北宋商业也有自身的行会制度。行内的行老，可以招集行人，商定物价。
除开封外，洛阳、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市）、杭州、苏州、荆州、扬州、成都、广州、南郑（今陕西汉中市）等也是繁盛的商业城市，城市商税成为北宋政府一重要的财政收入。
北宋对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酒、铁、矾、香药等实行榷禁专卖制度。其中盐分两种：“引池而成者，曰颗盐”；“鬻海、鬻井、鬻硷而成者，曰未盐。”流通办法也分两种：“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24]所谓官鬻，又称榷盐，即官府对食盐的垄断性经营。宋政府把全国划分成几个盐区，运作办法是以低价从“亭户”手中强买，然后再以高价向用户卖出。此外，依照赋税折变的办法进行纽折，如陈州客户食盐一斤，交钱一百文（当时市价二十至三十文），又将一百文折成小麦二斗五升（市价每斗五十文）。这样，每斗盐须纳现钱一百五十文，实纳一百四十文，少要十文，可能算是一种优惠了吧。有些地方的农民吃不起盐，或其他的原因逃走了，官府却把每丁的食盐钱摊到未逃人户的身上，称为“乾食盐钱”。北宋的食盐专卖，也是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
所谓对食盐通商的办法，是指官府将盐转卖给商人，由商人按指定区运销而已。通商的形式各地并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将盐课均于两税后而行自由通商，有的地方仿照坊场的做法实行买扑制，但大多数地区实行钞盐制或交引制。钞盐制是在庆历八年（1048年）改革解盐专卖制度而发展起来的。具体做法是，由商人输见钱于缘边州军买钞（买盐的证券，又称交钞），然后再赴解池请盐货卖，这一制度推行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关内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便之”[25]。之后，盐法屡有变化，但到北宋末，蔡京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钞盐制，同时加大对商人的控制。
北宋政府对茶实行的专买专卖，称为“榷茶”。北宋川峡、广南地区不实行榷茶法，由民间买卖，但不准出境。其余地区种茶的园户均由官府管理，园户用茶向官府交纳租税，剩余部分由官府全部收购。北宋政府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无为军、汉阳军、蕲州之蕲口设立了六个榷货务，垄断茶的买卖。京师开封设榷货务，“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26]。淮南地区则设立十三个山场以买卖茶叶。北宋榷茶收入相当可观，如景德元年（1004年）时达五百六十九万贯。
北宋通过对茶的专买专卖制度对茶农进行残酷的剥削，商人也很难从中获利。对辽夏战争之后，因西北边防物资储务空虚，北宋招募商人入中。商人利用这一时机，购买好茶，转卖各地，对北宋的茶叶专买专卖制度形成很大的冲击，从而使北宋榷茶收入大幅度下降。
北宋的曲酒专卖收入非常可观，要远远超过榷茶的收入。
北宋时期，矾的产地不多，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灵石县产白矾，慈、隰及池州铜陵县产绿矾。在这些地方，北宋均“设官典领”。造矾的称为“镬户”，产品由官府全部收购，不过这项收入有限，多时也不过三十余万缗。
六北宋的贸易与货币
北宋的贸易以“入中”与“折中”的地位最为突出。当时北宋与辽、夏的冲突不断，西北边境运输困难，物资匮乏，官府乃求助于商人，于是产生了“入中”与“折中”这样的贸易形式。
所谓“入中”，主要是指官府在黄河以北募商人输刍粟于西北二边，然后发给“要券”（又称交引），到开封或东南州军取盐、香药、宝货及钱，以充其值。陕西方面，商人输刍粟后，以劵到两池取盐。这种制度叫“入中”。“入中”后来逐渐得到推广，即不论商人入纳刍粟或其他物品，也不论纳入沿边或其他地区，均称为“入中”。所谓“折中”，是指对商人的货物，优其价，并以盐、茶、香药等物折合酬价而言，所以“折中”又称为“折博”。北宋初，开封置折中仓办理这方面业务，后折中仓改称“折博仓”。
由于实行上述制度，商人们空前活跃。他们“入中”后带着换得的取茶凭劵——“茶引”，到淮南十三山场，或到海州取茶，从事贩茶活动；带着换得的取盐凭劵——“引钞”，到解池，或到淮南等地盐场取盐，从事贩盐活动。这种商业虽然随着西北战争的起伏时盛时衰，但北宋对商人的依赖不断加深，以至发展到提高折中价格，称为“虚估”，来刺激商人的入中。结果是，“兵食皆仰给于商旅”[27]。这样，商人不仅赚到了钱，而且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真宗变革茶法时，还要征询豪商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