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为什么日子过得那么窘迫？因为父亲那几年到太原进教育学院读书，家里只我这个半大的孩子还算是个劳力。我不干，祖母做饭没有引火柴，我小小的心已懂得疼她。祖母最喜欢用高粱茬子引火，高粱茬子在灶艟里哔剥爆响的声音听着畅快，不像麦子谷子的茬子既不耐烧，又缺乏火焰。高粱茬子有酒的火性，烧成灰烬半天半天不冷。夜里常常看见灶膛的热灰里，有一闪一闪的小火星在游动，祖母说，是“七寸人”（民间传说中的矮人）打着灯笼去赶集。我痴痴地望着灶膛，觉得“七寸人”一定也是高粱养育大的，跟我一样。他们白天隐身在高粱茬子里。有一回，我埋了三个山药蛋在灶膛的热灰里，掏出来吃的时候，只剩两个，我诬说是妹妹偷吃了。祖母笑着说：“不是二妮子吃了，是七寸人吃的，一个山药蛋够七寸人全家吃好几顿。”祖母说的一点不神秘，像谈邻居的家常小事。当时我相信是真的。世界太神妙了！
七
高粱收割完后，在我的心灵上，没有收获的欢快，也不觉得田野因此而轻松与开阔，我的天地被破坏了，火焰的大地突然熄灭，变成灰烬般的废墟。小小的心灵伤感好久好久才能习惯。再也没有那十美好的境界去深深隐藏自己了。
茬子一刨尽，显露出久违的甜根苗，小小的野花野果，还有祖先的坟墓。我们必须赶在翻地之前，挖几天甜根苗。常常带着狗一块下地，狗在空旷的田地里奔跑、耍欢，到处闻来闻去，用爪子刨田里的地鼠，追赶啄食的成群的乌鸦。大人们嫌我们挖甜根苗，把地弄得坑坑洼洼，他们远远地喊叫、威吓。田野的空气变得陌生与空虚了。疲累已极的土地卸去了沉重的负担，舒畅地喘着气，远远望去，田野笼罩着一层浑沌的尘雾。田野上高粱的气息还恋恋地凝聚不散，这是因为到处遗留着高粱多彩的叶子，血红的，黄的，更多的是青的。风吹卷着它们，飒飒有声，如羽毛似的飘动着，飘得很高很远。滹沱河带着它们流向东山那边。大道和曲折的小径上，村里街巷的角落，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它们仿佛是高粱的多彩的词语，热诚地跟世界对话，依依地告别。
田野一旦失去了高粱，就失去了热烈的气氛，突然地变得苍凉和冷寂了。酸枣丛千万颗晶莹的红果，成为田野上仅有的光彩，一直到白雪封盖住苦寒的大地，酸枣还火种似地红着。家乡的传说中，酸枣是高粱坚贞的情人，她总是守望在高粱地的近旁，用犀利的尖刺护卫着高粱。养种高粱的庄稼人从来不忍心砍伐地边的酸枣丛。高粱的故事，祖母能讲很多，关于高粱的曲子村里的年轻人都会唱不少。我也可以唱。
八
养种过高粱和诗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间三十年了。我知道他心里埋藏着许多未完成的诗，其中最沉重的几首里，有一首一定是感念高粱的。他去世前从西北高原回过故多两次。最后一次带回一小袋家乡的高粱。当时是1961年，他想把它们一粒粒地播种在子孙们的心上。在我的心上也播种了几粒。我此刻写高粱，真正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握笔书写，我一个人感动不了写高粱的这支笔。高粱最难养种，最难触动它，它的鹰爪般的根，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灵里。要撼动它，非得带出我的心血不可。我感到父亲默默地立在我的身后，正如童年时我练着吹笙，他总是站在不远的地方，仔细谛听着每个音律。我觉得父亲正看着我此刻写下的每一个字，我感到了他的温热的目光和呼吸。这不是幻觉，也不荒诞。我写高粱只能凭藉父亲对高粱那种虔诚的心境与情感去写。找握着的笔，本来应该由父亲握的，我只配当他的助手。我们家那么多美好的传说，那么多纯情的牧歌，从来说不清是由谁写的编的，它们是一代一代的人传说传唱下来的。高粱情也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一个人是没有力量把它写尽的。
此刻是深夜。故乡的高粱正开始拔节，我听见了……
离别故乡
一向以为，童年活在心灵中，不管想不想它，绝不会弃离自己，它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随时可以身心地融入它的境界。可是这一次，立意要好生写写自己的童年，却引起我无限的伤感。童年与我之间，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茫茫的距离。这里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上的可以丈量的含义，它近似疏远或淡化，是一种心灵上茫茫然的感觉。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自己的影像，我向它走去，怀着虔诚和信任，可是，不是越走距离它越近，而是越走越远了，它远出了淡出了我的记忆。童年像一个灿烂的星座，黄昏（“黄昏”之前，我有意略去“生命”二字）之后，本该它出现，却无声地陨落了，就落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到了它以往的重量和光芒，却很难从心灵上再升起那个完整而美丽的星座，照亮自己的生命。因此我至多只能写出童年在我心灵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是的，连193年10月末。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别家乡和亲人的情形，我都无法详尽而清晰地录写出来了，这还不令人伤感吗？
那个晚上，全家人只有我和两个弟弟跟平时一样睡觉，其他人都整夜没有合眼。祖母为父亲和我出远门准备干粮，用文火烙了七八个有油盐的厚厚的白面饼，有点像西北高原的“锅盔”，只是略小点薄点。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带着这种经吃经饿的饼。祖父年青时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祖母也是烙的这种饼，够十天半月吃。我还从来没吃过这种干粮，它的特点就是“干”。揉进油盐才有点发酥，否则难以咬动。
穷人家烙的饼，只有盐，没有油，怕咬不动，烙之前，就把生饼虚切得棋盘似的，吃时掰一块下来，正好塞满嘴巴，噙好一会，口水泡软才能嚼碎，因此十分耐吃。
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饼。十岁的妹妹帮着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诉我。那天晚上，祖母一边烙饼，一边默默地流泪，可能想起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已经有多少年没烙过这种干粮。那天祖母烙饼时，油用得很多，隔壁金祥大娘闻到了油香气。第二天上午，她来我家，一进院就嚷嚷；“哎呀，你家有甚喜事？”听说我母亲把她狠狠赳了一顿。两个不懂事的弟弟晓得家里烙了油盐饼，向祖母哭闹着要，但祖母没有留一张饼下来。
母亲为父亲和我准备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裤档里，一块一块地缝进十四块银元说我三舅父牛佩琮在太原坐牢时，
母亲为他缝囚犯专用的带着脚镣能脱能穿的那号棉裤时，就絮进了几块银元，以备急用。
后半夜，祖母叩我的门，她用戴顶针的指头叩击门框的声音特别响（烙饼的同时，祖母还缝补一条狗皮褥子，所以戴着顶针）。上初中以后，我就住在与羊圈为邻的半间小屋，一向睡得很死，祖母喊我半天才醒过来，“成汉，快起来，你听，炮响得越来越近啦。”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大炮声，坐起来，感到一种很闷的声音，像远方的雷朝这里滚动，炕有些颤动。
我走到院里，远方有密集的枪声，响得很脆，格外令人恐怖，仿佛老天在做噩梦咬牙。父亲正兀立在院子里听动静。他说：“还远着哩，多半在忻口一带，诗人元好问的老家离那儿不远。”不久之前，父亲为我讲过元好问的诗。
母亲让我换上远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让我一层层地穿上。穿棉裤时，母亲才对我说：“裤裆里絮了十四块银元，万一你和父亲被冲散了，你就一块一块折下来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母亲这番话也是说给父亲听的。父亲嗜酒如命，花钱多。
父亲说：“天一亮就动身。晚了，村里人见到要问长问短。”
当时，全家人或许只有父亲一千人心里明白，这一走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天天看报，当然晓得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国内军阀混战，那最多不过几个月，这一回，谁也难以预测。父亲近来常常默不作声，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当时，我的头脑简单，不理解人世间还有生离死别这种事。我心想，跟父亲出去走走，去大地方开开眼界，起码能进省城太原转转，到一个地方躲一阵子就可回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永远地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