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国祚绵长，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政事繁复，人物众多，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史事特别丰富，仅就保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据近人初步统计，就有四亿字左右，穷一个人的毕生时间，恐怕也只能勉强通读一遍而已。即使是单纯了解两宋政治发展的历程，重要制度演变的轨迹，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着名人物的活动出处等方面的内容，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为此，笔者在积极汲取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希望能写出一部条理较清楚、重点较突出，能扼要地反映整个宋代基本政治轮廓的史书来，以适应当前学术界和社会的需要。但是，由于受篇幅和精力所限，即使事涉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内容，本书也有许多未遑顾及或未能深入地进行研究和论述，对此深以为憾。好在当前已有学者撰写了有关宋代职官、科举、法制、监察等方面的专史，足以弥补本书之不足，只得以此聊作自慰。
这里尚须略作提及的有两点：一是笔者以前曾经与徐吉军研究员共同撰有《南宋史稿》一书，其中南宋的政治和军事部分由笔者承担，因此在撰写本书时，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会与前书出现重复，有些内容经笔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后，可能又会与前书有所不同，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二是本书在阐述历史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对有关史料的考辨，力图将一些被古人有意无意歪曲了的记载加以澄清，尽可能地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貎。对某些陈陈因袭、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发现自以为有不合史实之处，也不揣识昧，难免要作出一些商榷，以便将自己的浅见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政治人物的记载和评价则力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打破对正面人物只载其嘉言懿行，或千方百计地加以拔高、讳饰，对反面人物只言其劣迹和罪行，甚至道听途说的贬词也作为信史，而不问其他的陈旧史法。在评价时力求做到有功言功，有过言过，功不饰过，过不掩功。这不是和稀泥，搞折衷，更不是搞翻案，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做出公正而客观的评价，避免作出悼词式的或判决书式的结论。
本书的某些观点可能不够成熟，但写出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抛砖引玉，以利于将宋史研究引向深入，以利于史学园地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然，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全书错谬之处一定不少，还望读者不吝批评教正。
2001年秋天，正当笔者准备撰写本书之时，不幸遭遇丧母之痛，巨大的悲哀整日环绕我的脑际，几乎使我久久动不了笔，人也变得消沉起来，因为当时自己已快到退休年龄，真想从此搁笔休息。但一想到慈母王云霞女士生前要我“做好人，讲好课，写好书”的谆谆教导，回忆起她只要身体许可，就经常站在我的身旁，笑眯眯地看着我撰写论着，甚至有时候还帮我打扇的情景，又使我增加了不少勇气。因此，不违母训，当是我完成本书和后来一个又一个研究课题的极大动力。
本书卷首印有苏轼行词的《范纯仁告身》（局部）和南宋时候所刻印的《舆地图》复印件。这两件珍贵文物的原件，皆收藏于日本，承蒙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近藤一成教授厚意，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将它们的复印件和所拍照片赠送给我，今天遂得以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贤妻向幼琴女士对我的帮助最大，她除了要承担全部的家务以外，还要不时地为我核对史料，通读书稿，纠正文字和内容上的错误，并经常与我一起工作到深夜。虽然对她来说，这完全是一项额外负担，但仍然做得细致认真，一丝不苟，从未有一句埋怨之辞。何兆泉、郑瑾、魏峰三位博士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抽出宝贵时间，帮我认真地通读书稿，并核对了部分史料，纠正了一些失误，对本书的帮助也很大。
本书因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才争取到浙江大学“十五”211工程出版基金的资助。浙江大学出版社张道勤编审，对书稿作了非常认真、负责的编辑工作，真正可谓是一丝不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上述学者和为本书出版提供了种种可贵帮助的同仁，笔者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何忠礼
2006年12月修订于杭州凤起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