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技术、社会和经济急剧发展变化的10年。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远程可视通信成了平常之事，人类创造了太空奇迹，计算机科学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就。因此，这一时期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人类期望日益增长的一个革命性时代。然而，这也是一个暴力频现、社会动荡不宁的年代。又因为世界经济发生巨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致使各国失业增多，工会与管理部门经常发生冲突，出现了技能快速过时等现象。
Tracey，1974：vii
翻阅1998年的报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Tracey 1974年的评论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末的澳大利亚和世界。不同之处在于，30年前的这种变化现在已是无处不在，并更加剧烈，具有强势闯入的特点，原因在于人们迫切地想要提高组织效能，提高生活质量。19世纪的生产单位是个体、农业集体和小组，20世纪兴起了组织、大公司和国际化，21世纪的发展方向将是结合前面两个世纪的经验，由人组成实体组织。
本章着重阐述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对人及其发展的影响，并对全球化这个概念进行验证。由此，笔者发现了工作场所的四种发展趋势：知识工人、远程工作者、临工和自我管理团队在数量上正在不断增加。此外，本章还阐述了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本质等问题。
全球化发展：机遇还是威胁
汉字的“变”有两层含义：“危险”与“机遇”。将我们引入新千年的信息技术革命，既为我们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在过去10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4倍，到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100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加大。在一些国家，我们看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发展是相融合的；而在另一些国家，我们却看到长期慢性营养不良和环境恶化的悲剧。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国际贸易、技术突破，导致了不同层次的世界意识及对地球公民的重新关注。
美国经济学家Thornburg（1997）认为，约翰·F.肯尼迪的假设“高涨的经济大潮能浮起所有的船”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工作机会不随财富的增长而增加是可能的，即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能确保工作岗位的增多。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公司规模实际上是越来越小；效率驱动会改变企业的发展战略；收益和成本在不同行业不会同等降低。反思一下帕累托法则（见第十三章）是十分有趣的。帕累托的理论是：相对少的产品能收回大量的成本（20%产品能收回80%的成本，或20%的产品产生80%的收益）。如果20%的产品能收回80%的成本，那么投资回报收入（ROI）是令人乐观的。这条法则好像也适用于市场社会：20%的人产生或占有80%的财富（Handy，1997）。一个竞争性的行业会抛弃80%赢利少的产品或客户，转而去注意20%赢利多的产品或客户。Korten（1995）提供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数据：《福克斯》杂志前400名最富有的人在1993年拥有3280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的GNP总和；70%的世界贸易掌握在500家大公司手里。
高薪阶层与低薪阶层之间的薪水差距也在拉大。当低薪工作被自动化操作所替代或转移到其他薪水更低的国家时，低薪工作便迅速消失了。英国诗人雪莱在19世纪早期，即工业革命之初曾写道：“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经济学家》（1998年1月2日）报道说，美国的贫富分化正在加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美国家庭总数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6%，而另五分之一最穷家庭的收入则降低了3%。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USACentre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对此作出了一份总结：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80年代以来，差距增加了50%。最富家庭的收入增加了30%，而最穷的则降低了21%。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与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之间的差距增加了50%（Harding，1995）。
当澳大利亚最富裕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国家财富时，越来越多的其他人在争夺余下的财富，这就加剧了社会财富拥有者之间的差距，制造了社会紧张（Way，1997）。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ACOSS）和堪培拉大学国家社会与经济模式研究中心（NATSEM）的主任Ann Harding的研究显示，有证据表明富人正在越来越富。
ACOSS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在解决贫困和降低贫富差距方面取得了显着进步，但最近这个进程缓了下来，贫穷再一次损伤社会，贫富差距又在扩大。
当穷人不能变得更穷时，他们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Waters（1995）十分重视正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现象：以人均收入为基础，1800年的贫富比为2：1，1945年为20：1，到1975年则是40：1。帕累托法则同样适用：20%最富有的人掌握了全球83%的收入，而20%最穷的人则只占有全球1.6%的收入。这些数据表明了这样一个趋势：全球经济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
ACOSS的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每9个澳大利亚人中有1人生活贫困。这意味着有180万穷人，其中包括63万儿童（Way，1997）。10%最富有的人掌握了超过50%的国家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只拥有3%的财富。Harding（1995）的研究表明，1981-1982年到1989-1990年间，10%最富有的澳大利亚人占有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增加了3.1%，要达到平衡就只能是其他90%的澳大利亚人所占比重减少。
计算机技术涌入家庭的现象与家庭收入也极其相关：70%年收入逾7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脑，而年收入为1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10%拥有电脑。1998年，互联网在全球拥有3000多万的电脑使用者，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据估计每月还会增加8%。在世纪之交，电脑使用者将超过2亿。随着社会的变化，富人似乎更能抓住机遇，而威胁则依旧对准穷人。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这一术语随处可见，但定义却相当模糊。这不奇怪，因为这个概念有点复杂，它的意义得到企业家及许多专业人士——经济学家，环境学家，律师，技术专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对新闻媒体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给出了相对狭窄的定义，仅将其与跨国企业的活动联系起来。然而，这一术语涵盖的内容应比国际贸易和生产力概念更加丰富。
掌握全球化概念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应用外太空的思维方式。应用这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时，要脱离地球对外层空间的影响，这时的重力有另外的含义。太空是无限的，无法知道它从哪儿开始，在哪儿结束，而仅有一些区分点；运动与静止有巨大的不同，但从表面上可能无法指出其不同之处。位置与距离可被看成是点到点之间的问题。
在地球上，喷气式飞机和信息技术革命已克服了距离问题，外层太空成为了我们的邻居。根据《经济学家》（1995年9月30日）的观点，距离的消失可能是影响21世纪上半叶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从悉尼发一份电子邮件或电子文件到纽约，就好像给隔壁打电话一样。
全球化的影响是多维的，它对人类的智力、情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经济、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通信、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人类活动在范围和特点上都呈现出越来越国际化的趋势。公司会像壳牌和麦当劳一样向国际化发展，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不断增加，货币可以方便地跨国界交易。这意味着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和国际法、国际政治的进步，也意味着工业结构的改进和价格竞争的加剧。同时，人们对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了更多的认识。全球化对各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全球化正在成为描述使世界发生转变的各种趋势和力量的一个术语。虽然有些趋势并非是最新的，如解除关税壁垒，但它们比过去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有力。正是多方面的共同发展及其发展效果呈指数倍的增长，造就了地球村（互联网）、全球大卖场、全球街及像《经济学家》（1998年1月2日）杂志封面所描绘的那样，全球同命运共悲喜，而且报纸上刊登的也都是对全球事件的报道（如全球灾难及经济衰退）。
经济活动
Levitt（1983）将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经济概念，看作是一个世界市场而非世界性的生产系统。Levitt是最早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的人士之一，他用“全球化”强调世界市场的趋同——在不同地方用同一方式出售同一物品，以及营销与生产标准相结合等。Levitt 这么认为并不为奇，因为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福特公司开发全球化项目的努力也许可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一个缩影。
“全球化”确实存在一个范式的转换（James，1997）。传统上，贸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公司与另一国家的公司进行的商业活动。但是，现在有1／3的世界贸易是同一家公司内部的货运活动。除了原材料和食物，在日本和美国间的贸易半数属于公司内部的活动。这是跨国公司权力的转变，也是政府对工业发展的控制力的转变。
许多跨国公司已编织了一张跨国网，由此削弱了政府的权力。政府应意识到其在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只为消除壁垒而制定政策。
Charles Handy更精确地称跨国公司为“超国家”公司，因为它们超越于“国家之上”，而非仅仅简单地跨越国界、不需要效忠于任何国家。这些公司只对股东负责，而股东仅仅对他们的红利感兴趣，并不在乎公司在遥远的不为其所知的地方是如何创造财富的（Handy，1997）。大约有70家这种巨型超国家公司的收入都高于古巴的GNP，大部分这样的公司都实行集权式的计划经济。
Handy举了Cargill的例子，这是美国的一个家族所拥有的超国家公司，仅咖啡营业额一项就比其他任何一个非洲咖啡豆出口国的GNP都高。Cargill占全球麦片贸易额的60%，这家公司除对自己外不对任何国家负责，而且只受其经营家族的利益和价值观引导。Handy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超国家公司从事着跨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传递，它们的流动资金在速度上和数量上都超过了任何一个民主政府；它们可以联营也可以不联营；它们能简便灵活地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其灵活度和速度是政府所无法比拟的；它们只对投资者负责。
全球竞争的问题引人注目，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在1990年颁布了《培训保障（管理）法》，但其关注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仍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际。
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1992）对如何处理商业竞争压力和变化作了分析。澳大利亚企业正在经历着源于本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和商品进口带来的越来越剧烈的竞争压力。
放松管制也同样加剧了竞争。商业委员会的报告揭示了裁员的持续动力：75%以上的受调查企业正在裁员，1／5以上受调查的澳洲公司打算在5年里减少1／4员工。
调查结果表明，裁员还会继续下去：60%以上澳洲企业表示在以后的6年里要进一步裁员。调查同时也表明了，在产业重组和劳动力改革持续进行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规模的缩小和生产力的提高。
Handy（1990）对美国的类似情况也作了总结，指出，任何成功的组织都会自夸其在最近10年里营业额增长了4倍而核心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在1982-1985年的年时间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员工从40万减到了10万，而营业额却在增加。
Handy引用了1987年的一个数据：1979-1989年，美国有100万以上的经理和专业工作人员失去了工作，其中半数是在1983年以后失去工作的。他们都是核心工作人员，像Handy所称的那样，是“专业核心”，包括有资质的专业人士、技工和经理——一些难以取代的拥有组织知识的宝贵人才。
然而，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的其他统计数据也表明，人力资源项目对三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是有效的：矿业、金融业和制造业。30%的企业反映，最有效的项目是有关标杆管理、企业谈判、裁员、工作团队重组、自我管理团队及其他一些有关质量的项目，如全面质量管理（TQM）和质量保障（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