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会希望，在已经不存有任何“理性”或“灵性”动力的头脑所产生的冲动中，总有一些冲动是仁慈的。这种愿望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本人非常怀疑，在剥除了“道”灌输给我们的对仁慈冲动的偏好和鼓励之后，在变得仅仅依赖其自身作为心理事件的自然强度和频率之后，这些仁慈的冲动是否真能有多大影响。我非常怀疑，历史上是否曾有任何一个置身传统道德约束之外却获得了权力的人曾以仁慈的方式使用权力。我倾向于认为，决定者会仇视被决定者。虽然他们认为他们在我们这些对象身上制造的人工良知只是一种幻象，他们仍会察觉到，这种人造的良知为我们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生命意义，这使我们的生命优于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命。他们会忌妒我们，就像太监忌妒男人一样。但我并不坚持事情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仅仅是个推测。但如下事实却不仅是推测：连我们获得这种“被塑造出的幸福感”的希望，也寄托于通常所称的“随机事件”上。在这种随机事件中，仁慈的冲动总体上主导了我们的决定者。因为，在失去了“仁慈是好的”这一价值判断之后——也就是，没有回归于“道”之中——决定者没有任何根据来提倡和维护这种仁慈的冲动（而不是其他的冲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根据逻辑，他们必然只是不加选择地服从冲动，而这冲动是随机产生的。这里，“随机性”便意味着自然。决定者的动力将来自遗传、消化、天气和各种联想。他们那种“看透”一切“理性”动力的极端理性主义使他们变成了一种行为完全非理性的生物。如果你不愿意服从“道”，也不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屈服于冲动（长远来讲，也就是屈服于纯粹的“自然”）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如此这般，我们将发现，恰恰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时刻，整个人类将受制于某些人类个体，而这些人类个体受制于他们纯粹“自然”的非理性冲动。不再受价值标准约束的自然统治着决定者，并通过他们统治人类。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达到顶峰时却变成了自然对人类的征服。我们取得的每个表面上的胜利都一步步带领我们走向这个结局。自然所有表面上的失败都只是战术撤退。我们以为我们正在击退她，而实际上她正在诱敌深入。她举起双手，我们以为是举手投降，但其实是在张开双臂以便将我们永久束缚。在被彻底规划和决定的世界中，“道”仅仅是规划的产物。如果这种世界成为事实，自然将永远摆脱人类这个在几百万年前背叛了她的难缠物种，也再不会被人类关于真理、怜悯、美和幸福的喋喋不休所困扰了。野蛮的征服者反被征服。[12]而且，如果优生学足够有效的话，就不会再有下一次反叛了，所有人只会臣服在决定者脚下，而决定者臣服于自然脚下，直到世界的尽头。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自然”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汇，考虑它的各项反义词是理解它的最好方法。“自然”的反义词项有：“人造”“文明”“人类”和“超自然”。“人造”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义项。但如果我们参照其余的几个反义词项，我想就能大概知道，人们在使用“自然”一词时指的是什么、又将什么与她对立。“自然”这个概念似乎是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同于那些不完全属于这两个维度，或完全不属于这两个维度的概念。看起来，“自然”是一个数量化的世界，而不是质性化的，是物质的而不是意识的，是受束缚的而不是完全或部分自治的，是无所谓价值的，而不是拥有价值观念并感知其存在的，是基于动力因（或者，根据一些当代理论体系，根本无所谓因果关系）的，而不是基于目的因的。[13]我认为，当我们以分析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事物，并依一己之便支配、控制、利用它时，便是中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忽视它的目的因（如果存在的话），以及对它进行量化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降低到了“自然”的层次。我们对这一事物作出的总体反应中本来会包含某些要素，对于这些要素的压制有时是非常明显，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在解剖室里，在我们能够解剖一个死人或是活体动物之前，总有些东西需要被克服。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强行归入纯粹的“自然”范畴，而它们总会抵抗这种意识活动。同样，在另一些情况中，我们也需要为自己拥有的分析性知识和操纵能力付出一点类似的代价，即使我们已经不再认为这种代价值得重视了。我们将树木雕切成屋梁时，并不将其视作树妖[14]或美丽的物体。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可能曾痛切地感受到这种代价，而维吉尔[15]和斯宾塞[16]诗作中流血的树木也许正是对这种原始亵渎感的遥远回响。随着天文学的发展，星辰丧失了它们的神圣地位。在化学农业中，垂死的神祇[17]失去了立足之地。无疑，对很多人来说，这仅仅是一个逐渐发现的过程：我们逐渐发现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发现旧日那些对伽利略和“偷尸贼”[18]的反对声音仅仅来自于反启蒙主义。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有一种观点认为，剥除了质性特征并被彻底简化为数量概念的事物是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对这种观点全盘接受并最为确信的，并不是最伟大的当代科学家们。几乎没有科学家或科学界以外的其他科学拥护者会这么想。这些伟大的头脑知道得非常清楚，事物在这样被对待时只是一个人造的抽象物，它的一部分现实属性已经丧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对自然的征服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形象。我们把事物还原为仅仅是“自然”，以便“征服”它们。我们总是在征服自然，因为“自然”一词本来就用来指称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征服的事物。而征服的代价就是将一件事物仅仅作为“自然”来处理。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是在扩展其范畴。在我们能够丈量星辰并对其称重之前，星辰并不属于自然。直到我们开始对灵魂进行心理分析[19]，灵魂才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从自然手中夺取权力也就是将事物拱手交给自然。只要这一过程在达到最终阶段之前结束，我们就很可能可以认为人类的收益大于损失。然而一旦我们踏出最后一步，将我们自己的物种降低到纯粹“自然”的层次，整个过程便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此时，将要获利的一方同时也是被牺牲的一方。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坚持执行一个原则直到得出表面上合理的结论会导致彻底的荒谬，这便是其中之一。就像那个著名的爱尔兰人，他发现一种特别的炉子可以使他的燃料花费减半，于是得出结论说，两个这样的炉子便可以使他的房子变暖，而不用任何燃料。这就是那个魔法师的交易：放弃我们的灵魂来换得权力。[20]而一旦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自己，被放弃了，我们由此被授予的权力也不会属于我们。我们实际上将会成为奴隶和傀儡。我们将灵魂交付于何方，谁就是我们的主人。将自己仅仅作为一种“自然之物”来处置，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可供科学操纵随意改变的原材料，这是人类的权力的一部分。在我们对此逐渐习惯之前，这一观点是令人痛苦和震惊的，就像人们初次去解剖室时的感觉一样。但反对这种做法的理由并非基于这种感受。痛苦和震惊至多是一种警示和症状。反对这一做法的真正理由是，如果一个人选择将自己作为原材料来处理，他就会真的成为原材料。他天真地想象这原材料将由他亲自操纵，但事实并非如此。操纵他的将是已然非人化的决定者心中纯粹的欲望，即纯粹的自然。
我们过去一直像李尔王一样，努力想要两者兼顾：既想放弃人类的特权，又想保留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么，我们是永远受制于“道”所规定的绝对价值标准的理性精神，要么，我们就是区区“自然”之物，可以被揉捏切割成新的形状，全凭主人的兴致。而我们的主人，按照前面的假设，除了他们自己的“自然”冲动外并无其他动力。只有“道”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人类行动法则，这种法则以同样的方式凌驾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上。要实现“不同于暴政的统治”或“不同于奴役式的服从”，对客观价值持有绝对的信仰是必要的。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单单就我们当前共同的敌人发表意见，可以说，这些人甚至不是我所考虑的主要对象。如果不受到遏制，之前所讲的这个过程将导致人的废除。它在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中发展迅猛，完全不亚于在法西斯主义者中的发展。他们的方法（起初）可能在残忍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长远看来，我们中有很多目光柔和的、戴夹鼻眼镜的科学家，受欢迎的戏剧家，以及我们当中的许多业余哲学家，他们企图要做的事情与德国纳粹统治者的行径并无不同：传统的价值观念将被“揭穿”，人类将被随意切割成新的形状（这种切割，如我们假设的，必然是出于一种专断的意愿），而执刀者就是掌握了这一技术的某个幸运世代中少数的几个幸运儿。有一种信念已经开始对我们的语言造成影响：相信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意识形态”，相信人类因此可以被作为纯粹的“物质”[21]、标本或配制出的混合试剂来对待。过去我们消灭败坏的人类，现在我们清理不合时宜的因素。美德已变为“顺应”，勤奋已变成“活力”，看起来能够承担任务的男孩子则成了“潜在的军官材料”。最精彩的是，连节俭和克制，甚至是寻常的智能，都成为了“促销抵抗力”。
通过将“人类”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使用，正在发生之事真正重要的意义被掩盖了。“人类”并不必然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只要我们仍然遵循着“道”，我们便能从中找到具体而确定的现实，参与这种现实就等同于作为真正的人类而存在：拥有真实的共同意志和人之理性，活着，并像一棵树一样生长，随环境的变化而伸展，呈现出永恒变化的新生之美与奋斗的尊严。站在“道”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谈论人类对自己的控制，这种控制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类似于个体的自我控制。但一旦我们离开了“道”，并将其看成一种纯粹的主观性产物，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那时，所有人类真正共享的便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一个“最大公约数”，人类对自己的征服也就单纯地意味着决定者对决定对象（人类原材料）的统治，意味着决定者对一个“后人性”世界的统治。而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在，自知或不自知地，奋力建造这个世界。
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阻止有人将这个讲座理解为一次对科学的抨击。我当然否认这一指控，真正的自然哲学家们[22]（确实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在世）会觉察到，当我为价值辩护的时候，在众多价值当中，我也在为知识的价值辩护。一旦知识的价值扎根在“道”中的根茎被切断，同其他价值一样，它也必将枯萎。但是，我可以更进一步。我甚至认为，要解决我们的困境，办法可能将由科学中来。
我已经将这样一个过程描述成了“魔法师的交易”：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将世间万物一件件地交给自然以换取权力，最后终于交出了自己。这句话绝非儿戏。在同一个地方，魔法师失败了，而科学家却成功了。这个事实导致在流行观点中，这两者形象之反差是如此鲜明，以至于连科学诞生的真相也被误解了。你甚至会发现一些人在记述十六世纪时，将魔法描述得如同中世纪的残余，而科学则是将其扫除的新生事物。真正研究过这一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在中世纪是没有什么魔法的，它的黄金时代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严肃的魔法探索和严肃的科学探索是一对双胞胎：一个病死了，一个强壮地活了下来。但他们确实是双胞胎。他们诞生于同一种动力。我承认，在早期的科学家中，有些人（当然并非所有人）是被一种对知识的单纯热爱所驱动的。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那个时代的特征，就能看清我谈到的这一动力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