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反映的是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往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探讨往往集中于社会网络所产生的信任等社会资本。其中社会网络理论对于“嵌入性”研究的贡献在于指出网络互动模式因为社会资本的存在造成相当有效率的组织交易形式，讨论的焦点放在组织间关系如何促成彼此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又发挥哪些功能而使得组织间的互动能达到效能，增加组织存活机会（Powell，1990）。但对于组织间所存在的权力关系对组织间网络式互动所造成的影响讨论有限。事实上，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同样会形成一种权力关系。尤其在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这一特定情境下，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形成及其效应机理都仍没有得到深入剖析。下面将以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为主线深入剖析本地嵌入的动态内涵机理。
一、本地嵌入效应中的“推-拉”模式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以社会关系为主要载体，既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样也是地方发展的重要优势资源。
关系纽带本身并不一定构成社会资本，而是关系纽带所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效应构成了社会资本。随着合作供应关系的发展，网络成员之间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共同完成某些价值活动。在此过程中，企业由单纯的自利、经济动机开始，双方互动的议价与协调过程使“规范”系统日益完备，这些规范成为主导双方行为的准则和预期对方行为的基础。若过去的合作经验符合期望，则成员与成员间逐渐建立起较为亲密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彼此的“信任”日益深化（Gulati，1998），逐渐将互惠互利纳入自身的决策考虑之中。社会资本，一方面体现为以低成本获取资源的能力（伊建华，2004）；另一方面构成了企业间经营交易活动的重要社会控制机制。这些社会机制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甚至有助于网络成员的创新。而这在纯市场性交易关系中是难以实现的。社会资本一旦建立在地方基础上，则成为当地的一种资源优势，成为当地重要的区位要素。
它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本地嵌入，以及本地企业与产业的发展。
由此看来，本地嵌入的实体性要素影响效应要素的过程就是企业在本地嵌入过程中形成社会资本的过程。而本地嵌入影响地方与跨国企业的绩效的过程则是各种效应组合和互动的结果，其中之一就表现为社会资本的作用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资本成为本地嵌入效应要素的一种表现形式。
网络权力是本地嵌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性。网络权力产生于网络成员间的依赖性。企业间的依赖性有几个来源：第一，来源于跨国公司与本地产业网络成员的资源依赖程度。跨国公司在本地嵌入中建立的各种经济社会连接，本质上是网络成员双方资源能力的连接关系。资源连接关系的建立必然会形成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这样的依赖性是任何分工结构下的合作供应关系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上游提供的零部件和相关技术能力，是核心厂得以生产优质产品的基础；相对的，下游顾客的订单则是协力厂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而许多协力厂更依赖核心大厂提供生产、作业的相关知识与技术。企业之间的资源越是具有互补性和专用性，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就越深（谢凯宇，1999）。第二，处于不同的网络位置拥有不同的网络权力。产业网络中谁具有关键性的资源，谁就有较大的权力与战略的自由度。Galaskiewicz（1985）把网络成员的角色划分为三类：网络中心者、网络媒介者、网络边陲者。网络中心者在网络中属于上层组织，其影响力大，具主控权，当然相对地位也高；网络媒介者（broker）是网络关系中的枢纽，同一个网络中的各个成员如果想要相互沟通，必须以网络媒介者做中介才能产生互动；网络边陲者在网络层级中属于下层组织，由于本身资源不足，为了求取生存不得不与网络其他成员联系，对外建立关系，以寻求支持。Thorelli（1986）认为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是指足以创造、影响网络的权力位置。高权力中心性企业的特点是企业在网络中处于一种战略性的地位，即中心性愈高的企业所能掌握的资产、信息及地位流动的程度就愈大。所以中心性愈高的企业至少有两项优势：一是议价力提高。Burt（1992）从组织的角度思考，要能在产业网络中取得利益，就是要能在其中扮演“桥”的居间角色，当组织在产业中能掌握愈多的信息和控制利益，即组织在产业网络的中心性愈强，议价力愈高。二是外部依赖性降低。权力中心性高，对于网络连接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分散。依赖性有两方面特性：依赖的“深度”和依赖的“对等性”（谢凯宇，1999）。这两者皆取决于交换资源的“重要性”和“稀少性”（Pfeffer &； Salanick，1978）。
形成相互资源依赖关系，一方面是产业特性所决定的，比如产品供应弹性越高、产品客制化需求越高、技术知识的可分割程度越低、标准化程度越低的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相互依赖性往往越高；另一方面，受双方资源的特殊性影响，特殊性越高，厂商越难寻找到替代来源。当企业与网络成员皆各自拥有对彼此而言重要且稀少的资源时，双方将进入深度且对等的交互依赖关系。此时，合作供应关系将有助于确保关键资源的可寻得（addressable）能力，并达到锁定资源的效果。当存在不对等的依赖关系时，如单方面投入高专用性的投资，则依赖程度较高的厂商会落入不利的地位，或面临投机行为的威胁（Williamson，1985），故厂商会避免进入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影响企业网络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力水平，资源能力越低，越容易形成对对方的不对等依赖关系。综上所述，网络权力既是企业为了获取关键性资源而形成彼此依赖关系的结果，同时企业一旦拥有了网络权力则有助于资源的进一步获取。正因为此，企业会尽量在降低对产业中其他成员的依赖性的同时，让这些参与者更依赖自己，以获取更大的网络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权力的效应对于本地嵌入起到了拉动效应。
尽管资源互赖关系的建立是创造合作利益的共同基础，但是网络互赖关系的形成对于双方是具有风险的，尤其是对于处于单边依赖的一方来说。比如，关系专用资产的投资使厂商面临更高的投机行为风险，即使在双方具备对等依赖性的情境下，厂商仍需投入相当的谈判、监督等交易成本以确保自身利益。尤其当交换关系涉及无法评价的隐性知识，或难以厘清责任归属的事情时，交易成本更会大幅提高。而双方所建立的共同规范、相互信任关系则可有效地降低这些成本。因此，共同规范与相互信任是涉及关系专用资产投资与资源共享所必须发展的机制，而该机制的发展又有助于资源的共享与连接，创造合作利益。由此看来，社会资本的形成降低了网络权力不对等性带来的信任风险，促进网络权力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由于社会资本的建立，企业间形成相互依赖性的关系则更为容易。这里并不是说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之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在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的效应机制中，往往是社会资本先导。
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相互结合构成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深化的关键效应要素。一方面，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是网络成员过去长期互动过程（即作为实体要素的关系纽带的相互组合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反过来也影响了关系纽带的发展。社会资本与网络权力与实体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表现为本地嵌入动态发展的内在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对等的网络权力关系并非存在于任何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所形成的本地网络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不对等的网络权力关系下，其拉动力量是有限的，本地嵌入主要是在社会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演进。此时，社会资本主导了本地嵌入的演进，而网络权力起着强化性角色。
二、社会资本的推动效应
社会资本在本地嵌入中的推动效应表现为两个层面：“一对一”对偶层面和整体网络层面。这两个层面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分别为信任和网络文化。本书将加入时间维度，讨论信任和网络文化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过程，从而刻画了本地嵌入的动态内涵。
（一）对偶层面——信任
信任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嵌入性的核心议题。Granovetter（1992）直接指出，嵌入的网络机制就是信任。当前，信任研究成为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在不同的学科，信任被视为价格和权威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被视为管理信念与管理哲学的关键因素，被看做网络式运营的要素（林闽钢，2003）。信任可以分为不同层面：个人层面信任、组织层面信任和宏观社会层面信任。不同层面对信任的定义不同，即使同一层面对于信任的定义也有差异。
举例来说，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信任往往被当作非正式制度，认为信任在交易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交易双方提供稳定预期，节约交易成本并限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保证经济交换的持续进行。经济社会学高度重视信任的经济功能，认为信任有助于解释社会生活的秩序、稳定性与持续性。因为真正将行为者连接在一起的，并不是单一的利益刺激，还有情感关怀、道德责任规范等社会性因素（林竞君，2005）。
关于信任的起源和产生，同样存在许多争论。根据信任关系产生的不同方式和途径，Zucher（1996）将信任分为三种：①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行为的连接性决定了过去的行为对现时及将来的行为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长期持续、可靠的相互关系往往会进一步强化为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②以特征为基础的信任。即信任的形成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特质，比如家庭背景或民族性，又如生活形态、语言、地域等方面。③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即信任的形式是建构在正式的机构或合约上，通过建立一套阻止相互欺骗和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规范机制（林闽钢，2003）。林竞君（2005）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归纳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仍然倾向于从自利的角度来解释信任产生的动机，信任的产生是出于自利经济人的理性考虑；经济社会学则更多从历史、文化、社会资本的角度对信任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是行为人所处的文化及网络结构互动使人们产生了信任。
上述对于信任类型的多种划分反映了信任本身的复杂性。本书主要关注经济行动者层面的信任。在中国社会中，经济行动者的信任不同于其他个体间的信任情况。一方面他们具有工具性目的（赚钱），另一方面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建立起一定的情感性关系，因而他们间的信任中既有工具性信任又有情感性信任，即所谓的中间信任（刘东，2004）。刘东进一步指出，情感性信任关系是以亲情为基础展开的，因而不具有普遍主义和广泛主义的意义。对于经济行动者来说，这种信任关系不利于促使交易的扩展。普遍主义信任是以信任契约（或明或暗）和法律为基础的。在这种信任结构下，经济行动者可以在陌生人间展开交易，有利于交易范围的拓展。经济行动者之间一旦出现机会主义者，运用法律等信任机制的成本很高，因而普遍主义信任无法避免机会主义的出现。现实中的中间信任，往往是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的动态组合。
对于跨国公司，刚刚投资到东道国，其信任往来关系仍维持在原有合作网络成员伙伴之间。跨国公司在嵌入到本地产业网络过程中，逐渐与当地新的合作伙伴形成信任关系。但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往往是先有经济往来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才逐渐建立起彼此信任关系。
张家铭和吴翰有（2002）在对投资昆山的台湾企业富士康如何与当地本土企业同心电镀厂建立嵌入关系的个案研究中描述，富士康与同心电镀厂初始建立合作关系是基于质量、价格、交货期等专业能力上的信任，后来随着交易的持续，彼此了解不断加深，双方企业经理人的人际关系信任也逐渐基于文化同源、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源而建立起来。生产协力关系的继续，依靠的不是形式契约的制定，而是基于以往合作经验的默契与信任。这种基于专业能力的经济网络加上基于人际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加深了台商企业的社会嵌入程度，社会资源的发挥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富士康通过这种关系的建立，直接与当地厂商建立生产协力网络，完成了企业进行本地嵌入的一个重要环节，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顺，提高了市场竞争力。简言之，基于本地经济社会环境的信任扩展既是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现。信任的建立与扩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