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初建阶段和发展阶段，上海大众基本停留在生产功能，而且生产的是从德国大众直接照搬过来的成熟产品型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大众即使大力实施本地嵌入，其实网络范围和规模也是有限的。在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整个汽车市场处于垄断环境下，上海大众作为子公司根本没有自身成长的内外压力，母子公司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冲突。一直到了1997年以后（即完善阶段），由于国内汽车市场需求环境与竞争环境的变化，才凸显了子公司成长需要与母公司对子公司“海外工厂”的角色定位之间的不协调。中国市场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及中国动态市场给上海大众提供的能力成长空间进一步推动了母公司对子公司战略角色的调整。子公司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相应带来的自主权和委派功能任务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其本地嵌入程度。由此看来，一个动态的本地市场环境既是引发母子公司关系出现的起因，也是引领母子公司关系协调化的动力。
上海大众作为一个子公司也实现了从原先的生产基地型（专业技能型）向当地实施型的转变，以及后来向本土生根型或营运中心型的角色过渡。上海大众在这个角色转换中，当地政府与德国大众总部保持的良好关系以及积极游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如果国内对于中国汽车业整车行业的“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成败仍存在很大争议的话，那么在这过程中，上海本地汽车零部件工业无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开始的时候，上海大众出于各种理由和借口，给本地零部件企业设计各种或合理或不合理的门槛。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是本地零部件企业的落后，即使是达成合作关系，多半是一种不对等依赖关系。当初这种现状无疑也给当地政府的谈判拖了“后腿”。当前，本地企业整体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这种改善，对于地方的影响来说，体现为两方面：第一，与汽车整车厂的关系逐渐趋于合作伙伴关系，企业间通过正式与非正式交流实现了合作和协调，强化了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基本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网络文化。这些都有利于本地企业的能力提升和价值获取。第二，本地企业通过与上海大众的合作关系已经逐步成功嵌入到汽车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海也作为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上海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发展也成为包括上海大众在内更多的跨国汽车企业选择嵌入本地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四节 本章小结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章基于“企业-本地产业网络-地方”三元概念框架，提出了试图整合三种理论视角（跨国公司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从静态视角着眼，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受到本地区位环境、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本地区位因素划分为地理性因素、创新性因素与制度性因素三个方面。地理性因素尽管未必成为本地嵌入的促进因素，但却往往是构成本地嵌入的基本性条件。创新性因素，尤其是基于产业集群的创新性环境，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起着积极作用。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应从一个动态演化角度去看待，对本地嵌入既可能起着积极作用，也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阻碍因素。本地制度与跨国公司行为错位匹配会导致本地嵌入的失效，因此更加突出了当地制度动态性的重要性与持续创新的必要性。另外，跨国公司在整体战略布局所形成的战略动机、规模优势、进入模式，以及子公司的角色演化（表现为子公司的自主权与功能活动范围）构成了来自跨国公司内部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全球价值链因素，跨国公司和区域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类型与位置同样影响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方式与程度。
从动态角度着眼，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演进机制表现为四个主体（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本地企业和当地政府）在不同情境下（跨国公司内部网络情境、本地区位环境和全球价值链特征）的互动作用，形成四大演进动力（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子公司的自主行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企业成长）和三大演进模式。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博弈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表现为从强制性制度环境到激励性制度环境的转变，以及从地理性区位优势到创新性区位优势的转变；母子公司互动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表现为子公司成长与本地网络关系的共同演进；全球价值链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表现为宏观层面上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演进和微观层面上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博弈均衡变化。在上述演进机制下，本地嵌入在内涵层面也表现为实体要素层面和效应要素层面共同演进的过程行为。在本地嵌入过程的不同阶段，四大演进动力各自的作用力是会交替和变化的，三大演进模式也并非是独立并行的，而是呈现出交替主导的组合关系。具体的主导组合关系是因应彼时彼刻所处的外部情境环境而定。上述本地嵌入演进的过程机制逻辑在上海大众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几点启发，同时也回应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争论。
（一）关于本地嵌入的动力争论
在有关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动力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之争。项后军（2004）就把外资主导型区域和本土经济主导型区域的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性差异归因为不同的动力机制，前者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政府，后者的主要动力是本地企业及企业家；并且认为由政府主导来培育与外企之间的互信与社会资本，其有效性与可持续性是值得质疑的。但另一方面，当年韩国和我国台湾经济的成功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对外资的干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上述观点的分歧呢？仅仅是如一些观点所称，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下的不同国际环境对政府政策空间的决定结果吗？本章的研究结论给上述争论提供了一定的解释。除了国际环境外，其实，本地嵌入本身的过程阶段起着关键的影响。不同阶段，本地嵌入会表现出不同目标冲突问题，对不同目标冲突问题的解决凸显了不同动力的主导作用。而不是简单地说，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比如，在上海大众的例子中，在初建阶段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与跨国公司的目标差异成为主导冲突问题。在此阶段，其他地方性力量仍未发育起来，上海市政府的适当直接政策干预对于上海大众的本地嵌入推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完善阶段和扩大阶段，子公司的当地成长需要以及当地汽车配套产业的日渐成熟，成为了上海大众以及后来其他跨国公司汽车公司本地嵌入的主导动力。随着跨国公司本地嵌入从非自主性行为转变为自主性行为，从非自动性行为转变为自动性行为，其中的动力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在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上，政府是可以有所为的。
（二）关于政府的角色争论
在肯定政府作用之余，还存在另一个争论，即政府的作用应该体现为什么角色？是强制性直接干预角色，还是激励性间接调节角色？事实上，本章分析表明政府的角色随着本地嵌入的不断演进，其角色或作用方式也应该不断变化。一般来说，在后进国家，在当地产业基础环境还不完善的时候，即起步发展阶段，其他地方化力量仍十分有限，政府的政策干预（无论是强制性还是激励性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随着本地区位优势从地理性因素向创新性因素的转变，政府的作用方式可以变为间接性手段。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是让市场机制成为主导机制，而避免政府失灵问题的发生；第二，可以减少政府采取直接甚至强制性手段所需付出的更大的谈判筹码成本。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有充分认识。现实中往往出现：政府在该施力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在不该施力的时候，出于某些原因进行不适当干预。结果就出现了政府角色错位问题。如果不细加分析，就容易简单得出政府“有用论”或“无用论”的片面观点。这也是一直以来有关政府角色争论的根源之一。当然，政府“应不应该”采取某种角色和“能不能”采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说“应不应该”涉及“是否做正确的事”
问题的话，那么“能不能”则涉及“如何正确做事”的问题。所以，首先需要弄清楚“应不应该”的问题，至于“能不能”，也不要过于悲观，既然是双方博弈，至少说明存在一定协调空间。是否存在有效的博弈均衡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谈判实力和执政能力，尤其是制度创新能力。台湾在早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角色转变给政府角色争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早期东莞和苏州在招商引资的成功也提供了制度创新重要性的正面例证。
（三）政府的政策着力点问题
随着政府角色的变化，政府的政策着力点也应该相应改变。总结许多国家的外资促进政策的历史演变，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外资促进政策，各国通常只是简单实行FDI体制自由化（包括减少FDI准入障碍，制定外国投资者优惠政策，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等）。企业从一个地区被吸引到另一个地区，通常是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流动，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合适的经营环境和宽松的政策（格拉斯米尔，1999）。第二代外资促进政策表现得更为主动，通过“推销”自己的国家来积极争取FDI，最典型的就是建立国家投资促进机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投入到引资竞争，使得引资政策变得“标准化”。由此，产生了为开发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可识别的“差异化”区位优势的第三代政策，即利用产业集群来吸引FDI——将一个国家（区域）不可移动的区位优势与企业可移动的竞争优势匹配起来，借此提升本国（区域）的区位优势，进而形成“区位品牌”（郑京淑，2004）。
基于本章的分析，可以这样来看待上述外资政策的演变：首先，随着外资政策不断演进，其政策出发点越来越接近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尤其是第三代外资政策；其次，诚然，第三代外资政策很大程度上吸纳了产业集群理论观点，但需要补充的是，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是一个多尺度、跨地域空间的问题，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应该放宽眼光，既要关注本地区位环境的建设，也要熟悉当今跨国公司投资与经营管理行为的现状与趋势，同时还要将问题置于本地产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类型与动态治理关系视野中去审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政策手段介入到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博弈中，也许可以大大拓宽政策空间，至少能够降低政策的狭隘性和短视性。最后，更要关注随着不同发展阶段，适时调整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焦点。比如从初始着眼于跨国公司的本地化到着力于本地企业的培育，从地理性区位因素的建设到创新环境的建设，从本地市场保护到市场的统一、开放与规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