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股力量的影响下，中国启蒙思想发生了新的取向：（1）否定“生存竞争”，倡行互助进化。（2）批判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提倡世界主义、大同主义。（3）批判资产阶级私有制，提倡公有。（4）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从大战中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这种思想新变动，使中国思想界直接趋向了社会主义。从此社会主义思潮如同排山倒海而来，势不可挡。
第四，四股强力同时趋进及十月革命的榜样：马克思主义成了唯一的选择。
1919年前后，正当中国面临新的选择时，由四股力量所组成的历史强力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集聚：中国80年资本主义追求失败，它以严峻的事实历史地指向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日益推进，沟通着中国人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危机；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世界范围风起云涌。从此，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他们认为更具有人情味、更接近“世界之美丽精神”的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其中包括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等。在这种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时，由于中国人急迫地希望不经过革命就直接跃入社会主义。于是，在北京，开展了广泛的工读互助运动；在南方，毛泽东也试图在湖南实践“新村”。然而，这些实践只是截取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却缺乏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由此理论基础所推导出来的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因而很快就失败了。
经此挫折，先进人士开始集中注目于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而且还有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及其达到理想的途径阶级斗争。从而，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最成熟、最系统、最科学，而且最具有可操作性，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凸现出来。加上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美好榜样更使经过改良实践失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受教育和鼓舞。从此，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合力的推进下在中国骤然兴起。
总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也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想移植。而是中国人面对新的选择时，由世界文化变动及中国整个思想大势演进所引起的反响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无疑体现了这种历史逻辑推演和历史实在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思想演变的结果和需要，近代中国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对于中国来说，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为了战胜这个敌人，革命营垒需要有坚强的领导者、组织者。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出世以前，中国国民党（其前身是中国同盟会）曾经在中国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但到五四运动前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并没有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甚至完全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它已经不能再领导中国革命了。中国革命要胜利，中国社会要有光明的前途，就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必须依靠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也就说，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在中国成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党的产生提供了阶级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产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中国革命的这种要求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这样，一方面，一部分工人在与这些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自己有了阶级觉悟，成为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另一方面，进行教育的知识分子理解工人的疾苦，看到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同情工人，实现知识分子工人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为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新的革命前途，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取代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挽救中国危局，领导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坚定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下，不断的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最终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