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线路少、运输里程短外，站场和客货运输设备也严重不足，运输组织工作也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这使得沪杭、浙赣、萧甬三线的通过能力十分紧张，托运难、买票难、乘车难等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沪杭线和浙赣线，已成为当时全国铁路主要卡脖子区段之一。铁路运输能力薄弱，通行不畅，已成为浙江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薄弱环节。
为了改变浙江铁路运输不适应20世纪90年代地方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的落后局面，省委、省政府在中央铁道部安排的项目外，还动员全省力量，加强了对地方铁路的建设。“八五”期间，全省按照“统一规划，确保重点”的原则，共安排了省重点项目3个，市（地）、县建设项目1个，重点预备项目1个，总里程485.13公里，投资总概算57.23亿元。对地方铁路建设的投资强度、建设速度和工程质量等，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建设金温铁路，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股份制铁路企业的先河。90年代以后，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财力和民间资金都比过去大大增加，建设金温铁路的条件已日臻成熟。因此，省委、省政府将建设金温铁路的计划再次提上重要日程。
经过多次洽谈，该工程项目最终确定，由浙江地方政府、铁道部和香港南怀谨先生三方以股份制形式合作建设与经营。省委、省政府为此将80年代即已成立的金温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改组为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全国第一条由地方政府、铁道部和香港同胞三方合股修建、经营的地方铁路，新组建的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掌握对金温铁路的投资权和经营权。公司以客货运需求为核心，全面导入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大大加快了工程建设的速度，并保证了建成后的维护、发展等问题。经过充分准备，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正式开工，1997年8月8日，金温铁路全线铺通。它的建成，对于沿线森林、矿产、农副产品、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推动浙南和浙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全国第一家规范化的股份制铁路企业，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的市场运作模式，对于全省各地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改革空港投资体制，引导民资建机场
多渠道投资体制的创新，还刺激了浙江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随着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航空运输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导致浙江民航的运输生产速度增长趋缓；而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又严重制约了浙江民航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1992年，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机场建设的决定。
1995年9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新建杭州萧山民用机场。
1996年12月，中国民航总局与浙江省政府共同研究了杭州萧山机场建设的有关问题，签署了会议纪要。纪要确定：杭州萧山民用机场实行股份制，由中国民航总局和浙江省政府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规范的杭州萧山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由国家民航总局控股。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杭州萧山民用机场先后完成了选址、土地征用、住户拆迁等前期准备工作。1997年7月，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12月27日破土动工，杭州萧山机场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除杭州萧山机场外，全省各地机场的新建和改扩建工程，也随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有计划地进行着。1991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衢州机场正式通航，成为浙江省第六个民用航空港。1992年12月，义乌机场动工扩建，1994年12月，经过竣工验收后正式复航。机场等级由3C级提高到4C级，从而结束了浙江中西部地区无中型机场的历史。主要依靠民间资金建设的温州机场自1990年7月建成通航以来，客流量以平均每年增长40%左右的速度递增。1994年9月，国务院正式同意开放温州航空口岸，并决定在机场设立边防检查、海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等机构。1995年8月，温州航空港通过国家口岸办的验收，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浙江省继杭州萧山机场、宁波栎社机场开放后第三个对外开放的航空口岸。为发展舟山特别是普陀山的旅游事业，1992年由舟山当地政府筹资投资3.6亿元、占地3000余亩，飞行区等级为3C级的朱家尖机场动工兴建；1997年8月，正式建成通航。它的建成通航，大大改善了舟山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了舟山群岛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尤其是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到1997年底，浙江民航共开通航线149条，在飞航线118条，通航里程15万多公里。初步形成以杭州为中心，连接省内6个民用机场，辐射全国45个大中城市和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地的航空网络。各机场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四）创新水利体制，推动全社会兴修水利
水利建设是另一个因投资体制的制度创新而受惠的重大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奋斗，浙江的水利事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已建成水库3600多座，整修水闸2500多座、江堤海塘6400多公里，还整修了数以万计的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初步形成了防洪、灌溉、供水、发电、航运等水利工程体系，对减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保障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总体上说，浙江的水利建设仍然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全省江河湖海和城镇的防洪标准普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几条主要江河沿岸的城镇中，有一半以上防洪抗洪能力只具备5～10年一遇的水平，全省有75%的耕地、79%的人口、90%左右的工业企业和城镇设施，处在江河洪水和海水高潮位的威胁之下。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降雨量在地域和季节分布上的不均匀，全省又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由于水利设施简陋，水资源的利用率低，而城市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却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因水污染造成的城市水源紧缺，更是给一些城市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由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全省约有300万亩农田缺少灌溉设施，丰歉在天；连晴五六十天，就会有近千万亩农田受旱。因此，沿海地区的台风，平原地区的洪涝，丘陵山区的山洪和干旱，几乎每年都给浙江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影响着浙江的现代化进程。
面对洪涝灾害的严重破坏，全省干部群众痛感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决心以全社会力量大办水利。1996年8月，省委、省政府提出改革现行的水利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运用市场机制，把水资源的使用从无偿变为有偿，调动社会各方兴修水利的积极性；鼓励单位、个人和外商根据水库建设规划的要求，采取独资、合资、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由项目法人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管理、自行还贷，投资兴办“五自”水库工程，并从水价政策和电价政策上支持“五自”水库工程的建设。1997年8月，省政府发出《浙江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对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渠道、办法以及管理和使用，进一步作了规范。
在省委、省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全省各地以太湖治理、“三江”（钱塘江、曹娥江、浦阳江）治理和浙东标准海塘建设为重点，通过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大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水利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不断提高。由中央确定的治理太湖流域的10大骨干工程，在浙江境内就有6项工程。这些工程从1991年10月起，已先后开工建设。经过改革投资体制，加大投资力度，工程进展顺利。到1997年，太湖环湖大堤全线护坡基本完成，太浦河芦墟枢纽工程、太湖南排工程下河闸站施工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对钱塘江的治理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钱塘江中上游“三江”标准堤完成115公里，超额完成15%。1996年5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钱塘江河口整治及标准海塘建设项目论证会，会议强调了加强钱塘江河口北岸险段标准塘建设的紧迫性，省政府决定每年从省财政中拨出2000万元用于海塘维修。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钱塘江河口北岸标准海塘工程立项，并同意补助建设资金2亿元。12月，钱塘江河口北岸标准海塘300米试验段正式开工。到1997年底，300米试验段标准海塘全部建成，并开始延伸段2.5公里的施工。1997年11月，省政府又发出《关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高标准海塘的通知》，要求沿海各地采取省里补一部分、地方各级财政拿一部分、运用多种办法筹一部分、发动人民群众捐一部分的办法，以多渠道筹集资金，决心用三四年的时间，把浙江东部沿海防御海潮能力偏低的近1000公里海塘全部建成高标准海塘。为此，省财政落实了每年2亿元的补助资金，为每公里标准海塘建设补助100万元。这一办法，得到了沿海各地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
经过改革投资体制和引入市场机制，全省水利战线喜讯频传。1996年9月，全省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文成县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前期工程动工兴建。该工程由珊溪水库和赵山渡引水工程两部分组成，总投资达43.49亿元，建设工期5年。珊溪水库设计正常蓄水位142米，总库容18.17亿立方米，总装机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3.55亿度。珊溪水利枢纽工程集灌溉、供水、发电、防洪于一体，是全省第一个由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贷款的工程项目，也是率先引入市场机制以股份制形式筹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工程建成后，可使飞云江下游沿岸城镇和农田的防洪标准提高到20年一遇，并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近百万亩，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12亿立方米。通过库区移民，还将带动文成、泰顺两县近4万名山区农民脱贫致富。1997年11月1日，珊溪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1997年12月，位于瓯江干流龙泉溪的玉溪水利枢纽工程并网发电，这是全省第一个实行业主法人负责制、工程项目全面监理制并利用外资建设的股份制水电工程。同月，全省第一个建成的“五自”水库——义乌市八都水库下闸蓄水。随着水利改革的深入进行，浙江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加大对骨干水利工程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全省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掀起了新高潮。1995年，省委、省政府在温州召开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动员部署。会后全省74个市（地）、县成立或调整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领导小组，64个市（地）、县政府发出了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通知或决定。各地大力贯彻会议精神，普遍开展了河道“三清”（清淤、清草、清障），全面修复了水毁工程，认真抓好城镇防洪体系和灌区渠系、泵站配套改造，积极进行小流域治理和标准农田水利示范园的试点，使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概而言之，从1993年到1997年，浙江通过改革投资体制，积极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运用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使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得以发挥，基本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得以缓解。全省用于交通、能源、通信、水利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累计达到1070亿元。5年中，建成了杭甬高速公路、金温铁路、朱家尖机场、北仑港20万吨级矿石码头、台州电厂四期、秦山核电一期、乌溪江引水工程、SDH光缆网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
全省新增公路4102公里，铁路新线和复线491公里，民航航线64条，万吨级深水泊位12个，发电装机容量684万千瓦，1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3752公里，程控电话交换机578万门，水库蓄水容积量7亿立方米，城镇日供水能力396万吨。通信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交通不.和能源紧缺的矛盾得到初步缓解。基础设施条件的明显改善，为全省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健全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
安全、秩序和民生是人首要的亦是最基本的需要和权益，更是人们发挥主体性的基本条件，不能想象在一个没有安全与失序的环境下，能有人的普遍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可言。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与浙江地方党着力健全各项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供给密不可分。
（一）加强立法，构建法律秩序
粉碎“四人帮”之后，浙江与全国一样，首先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恢复法制，重建社会各项秩序。在省委和省人大党组的指导下，开始加强地方立法，从1979年到1984年是在实践中摸索的阶段，不过在这一阶段立法数量还比较少，涉及的内容还比较窄，规范性也还不强。从1985年到1991年，全省地方立法工作进入逐步成熟的阶段，7年来共制定和批准50多部地方性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