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和1992年4月，全省又先后两次开展了打击取缔卖淫嫖娼的专项斗争。
为增强专项斗争的针对性和打击效果，1990年10月底，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又对重点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全省排出186个需要重点治理的地区和单位，其中省级重点12个，市（地）级重点33个，县（市、区）级重点141个。1991年5月，省综治委印发了《浙江省重点治理方案》。
各地根据方案的总体部署，按照“打击开路，教在其中，责任落实，重在治本”的工作思路，先后开展了重点整治。至年底，被列为省、市级重点的45个地区和单位，有3／4按预定目标进行了整治；被县（市、区）定为重点的141个地区和单位，有80%进行了整治。
按照“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浙江在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同时，把做好防范、教育、管理、建设等治本工作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采取了多种措施。无论是在“严打”战役期间还是之后，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都经常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治安形势和违法犯罪发展趋势的教育，提高大家的治安防范意识。全省以城市、集镇、交通沿线为重点的治安、联防网络逐步建立。农村、城市居民区和大多数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建立健全了治保委员会或安全保卫小组，制定了规章制度和防范措施。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妇女禁赌队”、“移风易俗理事会”、“行业安全小组”等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组织，开展了“厂村”、“厂街”联防共治活动。各级公安、政法部门经常收集治安信息，分析治安形势，及时堵塞治安漏洞，尽可能预防和减少犯罪。社会各界和学校、家庭，普遍重视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引导青少年奋发向上。许多市、县在城乡普遍建立了青少年文化中心或青年民兵之家，组织青少年参加各种学习和文体活动。以老干部为核心的“关心下一代协会”，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己任，热心教育青少年。许多老同志担任了校外辅导员，以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事迹和党的光荣传统教育年轻人。对失足青少年，各地加强帮教工作，找出他们内在的闪光点，因人而教，扬其所长，改其所短。温岭县泽国区积极鼓励先进青年与后进青年“结对子”，帮助包括解除劳教人员在内的失足青年转变思想，勤劳致富，使失足青少年都取得了进步，有的还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团干部；有的搞多种经营，靠劳动和科学致富。许多地方开办了工读学校，一边组织失足青少年学文化、学科学、学法律，一边让他们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培养热爱劳动的美德。这些做法，对扭转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浙江各地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治安责任制，从而创造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成功经验。首创于20世纪60年代的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经过历史的扬弃，其精华部分在80年代开展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再次得以发扬光大。全省最早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的奉化县，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奉化经验”。许多乡村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了“奉化经验”后，感到“合同一签，责任在肩”，责任心大大增强。“枫桥经验”、“奉化经验”，都是浙江农村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功典型，体现了农村特色。此外，还有适合工厂集中地区的工厂安全保卫责任制——“兰溪经验”，适合小社会大企业治安工作的“衢化经验”，显示出开放地区治安工作特色的“北仑经验”等等。1990年11月，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共总结交流了30个先进典型经验。这些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继承和创造的成功经验推广以后，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维护社会安定，最关键的是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浙江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思潮相对也比较活跃，一些错误思潮的散布和传播，蛊惑人心，严重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此，省委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错误思潮和非法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整顿党风，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迅速恢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定，确保了浙江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四）加大法律制度供给，保障市场秩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地方党关于社会秩序的制度供给的重点，转向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保障因（主要）市场因素而带来的社会民众的民生问题。
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推动下，省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加强了地方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工作。而且，立法工作更加强调针对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针对经济生活中一度猖獗的制假贩假行为，先后制定了《浙江省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为促进和规范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制定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浙江省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条例》；为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了《浙江省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浙江省财产拍卖条例》、《浙江省个体工商户税收征收管理条例》、《浙江省经纪人管理条例》；为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制定了《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浙江省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浙江省土地监察条例》、《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为维护农民利益，制定了《浙江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制定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为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浙江省严禁卖淫嫖娼活动的规定》
等。此外，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根据浙江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立法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立法数量的不断增加，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用法律法规加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的问题越来越多，也反映了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不断加快立法步伐，以尽快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为促进法律法规的落实，并增强人们的法制意识，省人大常委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和省政府法制工作部门，把加强执法监督放在与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每年都抓住事关浙江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或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监督，并不断探索和完善加强监督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执法检查强调突出重点，加大力度，注重实效。
对《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义务教育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法》等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组织了多次检查。执法检查的方式，从起初的由省里组织检查组下去检查，发展到由省里统一部署、全省上下配合共同检查。如1994年6月和9月对《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和《教师法》执行情况的检查，1995年对《环境保护法》执行情况的检查，1996年对《土地法》和《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执行情况的检查，1997年对有关文化市场管理和禁毒禁赌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都采取全省统一部署、上下配合的方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检查。检查中，坚持开展检查与加强政策教育相结合，注意检查的广度、深度与强化案件查处相结合，加强综合检查与帮助当地制定好改进措施相结合。每次大检查后，省人大常委会都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检查结果的报告，并就相关问题作出决定，或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政府抓好落实，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法律法规在浙江的贯彻实施。
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针。为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重要方针，1996年上半年，省委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8月12日，省委九届七次全会郑重作出了“依法治省”的决策。9月4日，省委召开全省法制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指出，依法治省，就是全省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管理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务，逐步实现全省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牢牢把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浙江实际出发，大力加强立法、执法、普法和法律监督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依法管理国家及各项社会生活的民主权利，为加快浙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会议要求，实行依法治省必须正确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民主法制教育与民主法制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会议还对依法治省需要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作出部署。11月2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作出《关于实行依法治省的决议》，标志着全省依法治省进入实质性阶段。
（五）构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民生安全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秩序经济，更是竞争性经济。市场经济体系在激发人们发家致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会因竞争而带来弱势群体在民生问题上的困扰。让每一个人过上幸福生活，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党执政的根本宗旨，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为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浙江地方党不断加大保障民生的制度供给的力度。
浙江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起步于1984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级劳动部门和社保机构近10年的努力，到1994年，全省已初步形成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本框架和网络。其他社会保障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等等，也都进入探索试验阶段。但这些方面的改革，由于管理体制不顺、企业机制不活、有关法制尚不健全等原因，覆盖面还不广，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仍然相对滞后，制约了其他方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