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传统到现代与区域文化精神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像全国各地一样，浙江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之波澜壮阔的区域社会转型历程。当代浙江的区域社会转型，既显着地呈现了上述社会学家所揭示的社会转型的普遍性特征，也鲜明地呈现了自身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区域社会转型，无疑肇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及其所引起的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以经济体制转换为契机，浙江区域社会经历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伦理社会到法理社会等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引发了区域社会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大变革，它既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一个区域文化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毋庸置疑，区域社会转型的不同方面，都对区域社会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嬗变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作用。在此，将着重分析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对于浙江区域文化精神变迁的影响。
1．工业化及其对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浙江基本上属于农业半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6．1%，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工业发展水平居全国中游。1978年，浙江国民收入为108亿元，其中农业50.6亿元，占46.9%。由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产品的价格是低估的，因此农业的实际比重显然高于50%。由于人多地少，农产品以自给为主，商品率很低，1978年，农业商品率大约只有32%。在工业方面，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从工场、作坊转变而来的，生产手段简陋，分工水平很低，也带有小农经济色彩。1978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居全国第15位，占全国的份额为2.9%，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14位，占全国的份额为3.1%。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出现了迅猛的工业化进程。
1979-198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6%，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出9.5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全国首位，比同期的江苏和广东两省也分别高出6.5%和7.2%个百分点。1983－1989年，经过前阶段的工业调整和恢复性发展，从1983年开始，浙江工业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尤其是农村工业化进入高潮，成为推动浙江整个工业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中1983－1988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20.8%，比同期全国增长率高出7.4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相继超过北京、河北、黑龙江和河南，居全国第7位。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工业已达相当规模，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6位，工业大省目标初步实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对浙江工业发展无疑具有催化作用，全省再次掀起了工业化高潮。1992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26.6%，1993年增长35.3%，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增长纪录。1993年下半年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之后，浙江工业也随之“软着陆”，尽管如此，工业增长率仍然不算低。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长率，1994年为28.0%，1995年为17.8%，1997年为12.8%，1998年为8.45%。省内一些经济学者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资料以及工业化各阶段指标断定，20世纪末浙江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从1978年到2007年，浙江工业结构较快变动和持续优化升级，工业经济高速增长，行业层次水平不断提升。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浙江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工业发展已进入一个相对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以食品加工制造、纺织业、饮料等为主的传统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电力、电气机械、交通运输、通信电子等具有现代色彩的行业比重较快上升，2007年机械电子产业比重达到34.4%，远远超过服装皮革纺织工业比重（18.3%），工业结构逐步趋向高级化。1980年至2007年，百分比增幅最大的前七位行业，全属于OECD关于产业技术分类中技术相对高位或资本密集型行业：电气机械（4.4）、电力（4.0）、交通运输设备（3.8）、化纤（3.7）、通信电子（2.9）、有色金属冶炼（2.6）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4）。份额减幅最大的食品加工与制造、纺织业分别减少了9.6和9.1个百分点。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200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判断，目前浙江“正处于全面提升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时期”。
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导致了浙江区域农业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引起了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变迁。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指出，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草而居，飘忽无定；从事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则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背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农业社会的人口是固定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费孝通认为，农业社会人和空间的关系上的不流动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即村和村之间关系上的孤立、隔膜和封闭。
“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因此，农业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存在着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不仅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而且文化上也互相封闭，鲜有交流和接触的机会。
在此情势下，农业社会在文化观念上，一方面，体现为沃尔夫所说的，“夜郎自大”，“迷恋穷苦”，清心寡欲和“顺从贫困即为美德”。还有就是“集体嫉妒”、喜传隐私、迷信巫术以对付那些来自其他世界的物欲陷阱和“向上爬”的作风，保持经济平均和传统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与封闭、孤立和隔膜的状况相联系，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也具有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的特征。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行为受习俗而非法律所支配，社会结构是有层阶性的，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通常是传袭的，而非获得的。根据米德的看法，在封闭、孤立和隔膜的条件下，由于和外界缺乏交流，乡村社会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变化甚微的“前喻文化”，也即“老年文化”。在这个社会中，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他们是整个农业社会的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由此，封闭的传统农村聚落文化必然是同质的、单一的，并长期存在着近亲繁殖的倾向，所谓“文化创新”这类事情当然很少发生。
与农业社会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在工业社会中，科学知识更多地应用于社会生产，蒸汽机、电力等机械力逐渐代替人力、自然力，由此形成了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了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形成了现代的官僚制度（科层制）和教育、医疗、保险、服务等现代社会机构；业缘的社会关系逐渐取代了血缘和亲属的社会关系，家庭的功能逐渐趋弱；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靠自身成就，而不是靠先赋条件。除此以外，工业社会和以前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总是处于急速的社会变革的状态之中。正因如此，从农业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必然对浙江区域文化精神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从事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的特点，改变了浙江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一些地区（如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农民在生存的压力下已经表现出了离开土地到非农领域谋生的强烈愿望。
但是，就总体而言，农业社会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逐渐地得以改变。如前所述，周晓虹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北京“浙江村”的问卷调查显示，“浙江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对“农民的孩子应以种田为本”的说法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7.1%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分别达到34.9%和20.8%（其余选择“说不准”或为未答者）。“浙江村人”在调查问卷中所表明的这一态度，显然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的实际行动是相一致的。1978年以来，伴随着浙江市场化、工业化的迅猛进程，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大批的浙江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比如，单是1992年和1993年（这两年正是浙江工业高速增长的年份），浙江农业劳动力就转移了143.1万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份额由1990年的34.91%迅速地上升到了1993年的41.15%。王金铃等对浙江农村女性从事工作（劳动）的十年（1990年到2000年）调查和比较结果也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浙江农村就业妇女中，以农业为主为主业者大幅度减少，非农劳动者大幅增加。1990年浙江农村就业中，妇女以农为主者占76.2%，2000年则下降为51.6%；1990年浙江农村就业妇女中，以农为辅和从事非农产业者占23.7%，2000年则上升为48.4%。据统计，2005年末浙江省农村实有劳动力人数为2298.54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继续减少，年末数为786.92万人，比上年减少39.71万人，下降4.8%，占农村实有劳动力的比重为34.2%，比上年下降2.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力人数为900.26万人，比上年增加61.31万人，增长7.3%，占农村实有劳动力的比重为39.2%，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劳动力人数为611.36万人，比上年增加24.6万人，增长4.2%，占农村实有劳动力的比重为26.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05年，全省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为417.68万人，比上年增长3.3%，其中出省的劳动力人数为120.80万人，增长0.6%。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化的重要的内在推动因素，也是浙江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伴随浙江工业化而来的浙江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大批浙江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便仍然是难以想象的。
从事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的特点，无疑是改变浙江农民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