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浙江对外开放与全球化的进程，既是对外开放政策驱动的结果，也是与浙江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相伴而生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与交流的国际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会导致产品体系和生活水平的均衡。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迫使资本冲破区域市场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市场。换言之，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流浪者”的身份出现的。市场经济不仅有一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用体系”的内在驱力，而且也有一种突破地域的强烈冲动。市场经济溢出区域或国家民族的界限之一种必然结果，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即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国际经济联系变量连续变化。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市场同国际市场融合并最终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早在200多年以前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活动的推动，世界市场即已初露端倪。此后，随着区域间、国家间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和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发达，经济全球化才终成滥觞之势。在当今时代，以市场为纽带，以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为媒介，全球各地的经济正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成为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全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周而复始地国际大循环，使世界各地的经济具有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以及经济波动的传导性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可以像孤岛那样，与世隔绝可以独善其身”。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逐步演化和扩展的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浙江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后进行的计划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内生的制度变迁的迅猛推进构造了最初的市场化环境。此后，经过30年的自然演化，浙江逐步地成长为市场经济大省，不仅在经济总量方面领先于全国，而且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相伴随，浙江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提高。像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已经一再证明的那样，市场经济在当代浙江的演化和扩展，也产生了一种突破地域的强烈冲动。随着浙江区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浙江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讲不好的浙江农民足迹遍布天南海北、长城内外，忍辱负重，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弹棉花的风尘仆仆，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深入边陲小镇；经商的更是在全国各地聚集成一个个‘浙江村’、‘温州城’，连接起一条条‘义乌路’、‘台州街’。”在市场化进程中，不仅有大批的浙江人突破了浙江地域的限制，到全国各地闯市场，而且也有大批的外省人源源不断地进入浙江打工和经商。这些无疑都是浙江对内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生动写照。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不仅使浙江区域市场深深地卷入到了全国的市场体系之中，与全国市场的竞争和合作，已经成为浙江区域自身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且也使浙江区域经济日益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渐提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演化和扩展，浙江区域呈现了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出口市场、出口产品多元化和贸易方式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局面。从2002年到2007年，浙江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境外投资连创新高，进出口总额由420亿美元增加到1768亿美元，其中出口由294亿美元增加到1283亿美元，均实现翻两番；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4.7倍和7.7倍；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91亿美元，年均增长26.8%。全面加强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做好援藏援疆和对口帮扶工作，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互动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区域的经济无疑已经具有市场的开放性、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以及经济波动的传导性等全球化的显着征兆。
（二）从封闭到开放与区域文化精神的变迁
对外开放与全球化对浙江区域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宽了浙江人的文化视野，推动人们从全球的视角来认识并构造文化活动。如前所述，在当代浙江区域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像在经济领域一样，文化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
像全国乃至于全球各地一样，在传统乡村社会浙江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地域性。据钱明的研究，“大江（钱塘江）以右”的浙西地区自古以来就与苏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难分你我，故后世遂以吴会（稽）或吴越分浙东与浙西。在自然环境上，浙东与浙西相比，浙西河道纵横，一马平川，而浙东除绍兴多水，甬、台、温临海，其他各州均山峦连绵，所谓“其水俱束海为江， 潮激汛；其山俱崔巍而兀起，城垒峥嵘”。在浙西和浙东的这种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就社会风气而言，“浙东地区多山，宗族组织完备，故有淳朴纯善之民风；浙西商品经济发达，政治权益深透，故有繁丽奢靡、浮竞淫侈之民风。”从学术风格上说，“浙东贵专家，浙西贵博雅。”“贵专家”者注重于某一门学问中的卓然成就，如哲学家王阳明、刘宗周，史学家章学诚、全祖望，经学家万氏兄弟，以至现代大文豪鲁迅及教育家蔡元培等；而“尚博雅”者则崇尚博学，于学无所不窥，不讲究自立门户，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王国维，再到当代学术大师钱钟书、钱穆等，都有此特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浙东的风格是古典的，而浙西的风格是浪漫的；浙东的凝重厚实正好与浙西的时尚博雅形成对照。”浙东和浙西，不仅在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和学问旨趣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价值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浙西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优越，生活较为富庶，故性情平和中庸、温柔敦厚、知足常乐、安土恋家，带有六朝时期吴会地区豪门士族的一些特征；而浙东的生存环境远较浙西恶劣，故在性情上亦相应的具有刚勇进取、敬事鬼神、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特点，从越王勾践奋发图强，到近代宁波帮在海内外的崛起，直到当代温州人的独闯天下，都是这种价值观念的最好诠释。”上述归纳是否准确，值得进一步细究，但有一点显然是可以肯定的，在传统社会，浙西文化和浙东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十分鲜明的。
在传统社会，不仅浙西和浙东都呈现了各自文化的地域特征，而且在浙西和浙东内部也存在着相当鲜明的地域文化差异。比如，浙东的宁、绍与金、衢、温、台在学术上就有明显的不同，浙西的杭州更显得相对独立，而与周边的嘉、湖、严、绍均有差异。虽然同处浙西，“杭俗之奢靡也，野遍台池，市多浮巧”。“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各地域语言的差异，无疑是传统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的最集中的体现。浙江区域内的地方语言可以用“五彩缤纷”来形容，比如，从大的区域而言，有温州话、杭州话、绍兴话、台州话、丽水话等等。在浙江区域内，即使是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县域，同一个县域的不同乡域，也往往呈现出方言上的差异。同处台州地域，临海方言与天台方言、黄岩方言、温岭方言、仙居方言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温州更是一个多方言的地区，据民国1925年问世的《平阳县志》记载，地处温州的平阳县，“今以言语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话），曰金乡语，曰畲民语。大别区之，县治及万全区纯粹瓯语，小南区则闽语十一。江南则闽语、土语与瓯语参半，金乡语唯旧卫所而已。北港则闽语六瓯语四，南港蒲门则闽语七八瓯语二三。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此最易辨。唯土语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着，本作是语，反盖化为瓯语也。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着相杂成金乡语。”
传统社会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根源在于传统社会中乡村地域共同体的存在。根据富永健一的归纳，乡村或村落社会中地域共同体的存在与以下几个条件有关：起因于地域范围小、地理流动少和缺乏功能分化的社会关系在地域社会内部的封闭化的累积；从经济史观点出发的共同体论所强调的土地公共所有这一物的基础；亲族群体与地缘相重合而使共同体得到强化。由于传统乡村社会缺乏地理流动，亲族关系在地域社会内部累积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时它甚至可能使全村都同属一个姓氏。而且，由于亲族共有一个祖先，祭祖祖先这一宗教仪式的纽带又与地缘纽带交织在一起。另外，围绕资源、机会的利益关系的共同性。在那些耕种水稻的农村，地域的接近带来了传统的灌溉管理和农用道路管理上的合作关系，而且在农业作业上有进行共同劳动的习惯。这些由资源、机会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合作关系也是强化地域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城市中虽然没有与此相似的合作关系，但在商业街之类的私营者集中的地方，也有许多由资源、机会方面的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合作关系。正因如此，地域文化是一个与特定时空相联系的概念。费孝通用“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类型来概括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特征。正是从乡和土这两个层面着眼的。“乡”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民”作为生存依托和保障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乡民之恋乡是对其终身依靠的家、群体的依恋；而“土”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在田里讨生活的农民是“粘着在土地上的”，生时的吃用从土地来，死了也得“入土为安”。在具有几千年的两土情结的乡民眼里，离乡背井从来就是一种悲惨、愁苦的生活。这种“恋土”、“恋乡”的情结，决定了乡村俗民具有某种强烈地对所属血缘、地缘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正是由于地域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传统乡村社会，各地域文化的区分也具有相对恒常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毋庸置疑，在历史上，浙江区域文化也受到了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比如，后文将要表明，浙东儒学与中原儒学就存在着明晰的师承关系。浙江区域内的各地域文化也曾以商业贸易、讲学、访学、不同文化人群的杂处、官员的教化等途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比如，明时学术中心在浙东，所以常有浙西学者跨江来求学的。因此，“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但在学术传承上，却仍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流”。但是，无论是商业贸易，还是讲学、访学、不同文化人群的杂处、官员的教化等，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各种文化发生相互影响，却难以从本质上削平乡村社会各地域文化的差异。吉登斯曾经指出，“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连，而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连。”依据吉登斯的理论，在传统社会，由于“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与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文化的地域当然十分牢固。近代以来，尽管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也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经历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仍然是十分鲜明的。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