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规范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变为公开规范的。如果公开规范认同隐蔽规范指导下的行动并使之制度化，那么隐蔽规范就转变成了公开规范。温州民间在所有制方面的诸如“挂户经营”之类行为所体现的“讲求实效”的精神和行动，事实上得到了政府的默认、鼓励和支持。政府的这种默认、鼓励和支持，乃是隐蔽规范转变为公开规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与温州民间擦集体和国有企业公开规范“边”的务实做法相一致，温州市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鲜明地呈现出了一种务实的态度。比如，1987年，温州市颁布《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90年颁布《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若干政策规定的报告》，不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性质给予肯定，而且准予按集体性质给予税收、贷款、土地使用、生产许可等优惠。在此情形下，大批的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戴上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红帽子”。
在1990年政府通过规范化验收合格的435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共有员工28563人，其中股东员工仅有5003人，占职工总数的17.5%。即使加上做员工的股东家属5357人，也只占到36.3%，而社会招收的非股东员工17858人，占63.7%。根据1993年对90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调查，全员持股的只有4家，仅占4.4%；部分人（主要是二三人）持股的86家，占95.6%。这些数字表明，尽管是政府已经做过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包括了不少的私有企业或股份制企业。而且，据当地政府官员考察，实际数字还要大于这些比例。一些调查者在温州发现，在谈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时候，尽管“政府官员强调它的合法合理与必然性，而股份合作企业的老板在同我们讨论的时候，则往往直率地承认自己其实就是私有企业”。这说明，政府对股份合作制的“集体性质”的肯定，使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私营、股份制等企业将它当作了“护身符”。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实际上已经使隐蔽规范合法化。在国家政策调整以及制度环境宽松以后，大量戴“红帽子”的企业，又恢复原形。自《公司法》公布以来，温州市一些号称集体企业的“挂靠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就直接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到1995年底，全市组建有限责任公司1100家，股份有限公司5家，企业集团90家，中外合资嫁接改造企业63家，实行民营、租赁经营70家。从此，隐蔽规范就转变成了公开规范。
“讲求实效”的精神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办高校、民主恳谈活动、民间创办公益性社会和文化设施等现象，都体现了浙江人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区域文化精神。
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说，“讲求实效”这种文化传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使浙江人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旧的制度安排，并通过自身的务实行动，促使政府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作出调整，进而为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新制度安排的更广阔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讲，“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的运用，乃是当代浙江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上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它对于浙江专业市场的演化、股份制的发展、私营经济的成长、民间创办社会公共事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制度创新活动的意义是巨大的。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文化精神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制度变迁能够以新规则在旧制度下面成长的渐进式的方式进行，呈现为哈耶克所谓扩展的自然秩序的特点。
与激进的模式、人为设计和建构的模式相比，渐进的、自然演化的制度变迁模式的优点，无疑是十分明显的。人为设计的制度一般将大多数当事人排除在制度设计之外，人为设计的制度尽管也通过一定的途径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由于费用和成本方面的考虑，这种意见的征求是很有限的。因此，人为设计的制度很难达到帕雷托最优。按照哈耶克的归纳，渐进的或自然演化的制度变迁模式的优点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社会经济生活的利益关系是复杂的，市场自发的秩序，是以相互性或相互受益为基础的，自然秩序是最好的秩序；其二，允许个人可以自由地将各自的知识用于各自的目的之抽象规则为基础的自发秩序，比建立在命令的组织或安排更有效率；其三，自发秩序或法治的极端重要性，是基于这样一个是事实：它扩大了人们为相互利益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些人不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小团体，也不服从某个共同的上级，由此才使一个巨大的或开放的社会得以产生。
除上述以外，渐进的、自然演化的制度变迁模式，还有其他一些不可忽视的优点。按照“边干边学”或“干中学”的假说，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型的知识，它可以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有着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或阅读书籍来掌握它；另一种类型的知识是实践型或个人型知识，它是无法言传身教的，获得它的唯一途径是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个人型的知识包括人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特定的人和组织的信息。一般而言，在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主体的知识和信仰的更新过程中，原有的知识和信息存量仍会发挥很大的效用，对社会结构的迅速改革会破坏人们长期积累形成的这些知识和信息，从而妨碍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体功能的发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他的身体各器官可以适应在几小时内温度变化50度左右，但如果是在短短几分钟内发生这样的变化，他的机体大多来不及反应因而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会大病一场。
所以，避免信息和组织资源的突然破坏，就可以降低改革的组织成本与信息成本，如果采用激进式改革，则必然破坏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存量，这样，人们便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改革的组织成本与信息成本。
一方面，制度变迁只有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容，才能有效地运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总是与文化的变迁相伴随的，制度变迁的速度也取决于文化变迁的速度。“破解”制度变迁的奥秘需要从人类学习文化开始，人类从野蛮、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就是不断学习文化的结果。历史已经表明，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而变迁的方向则取决于获取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许多规则、习惯及其制度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与制度变迁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制度、规则的变迁是人们不断地“试错”、学习的结果；反过来有效的制度又鼓励人们不断地学习。因此，正如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说，离开了文化价值观念，即使将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制度搬到第三世界，也将不再是取得良好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国外再好的制度，如果远离了土生土长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习惯、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好看而不中用”，或者在“公布”后流于形式，或者在执行中变形。这就说明，制度变迁必须与文化变迁同步进行，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与旧的经济体制相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也需要一个累积的阶段。这就使得经济体制的变迁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偏离原有的轨道一夜之间来一个“激变”（这样的“激变”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曾经发生过，但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否则，改革将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其成本甚至可能大到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渐进式的改革则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与文化价值观念不断地被校正，新的更具效率的制度安排与文化价值观念逐步取而代之，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就通过“进入”与竞争而在旧制度中孕育而生。
另一方面，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新规则在旧制度下面滋生暗长，这就对现存的不合理的法律形式形成冲击，并呼唤新法律的来临；新规则的示范效应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制度创新需求；新规则的滋生暗长是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先导，等等。因此，正是“讲求实效”这种精神传统的运用，实际上使浙江原先的限制性政策逐渐地得以放松，原有经济社会体制逐渐地得以调整，从而扩大了经济社会制度选择的集合，提供了新的获利机会，并通过体制变迁的量变积累，最终导致了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框架的形成。
（二）区域文化传统与务实的群体品格
浙江人何以具有鲜明的“讲求实效”的文化精神？近年来，研究当代浙江现象的学者，一般倾向于从浙东思想文化传统即大传统的影响方面去解释，其中尤以南宋以后兴起的浙东事功学派的观点，即所谓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最受人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论断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以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确实具有“讲求实效”的鲜明的文化品格。事功学各派的学说虽有不同之处，但在学术本质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抱着爱国之心，立足事功，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虽然如此，但如果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仍然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首先，将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归结于浙东事功学派，自然而然地会使人联想到马克斯·韦伯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于革新了的基督教伦理即新教伦理的做法。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韦伯的论断是有充分经验依据的。韦伯认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这种现象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新教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一开始就提醒人们注意：在任何一个宗教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种状况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都频频引起讨论。这不仅适用于宗教差别与民族差别相一致，从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别也相一致的情况（例如东部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变人口中的社会分布并规定它的职业结构，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也几乎总是如此。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韦伯还发现，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毕业于特别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比例，更低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文科学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此外，近代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收熟练工人，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也就是说，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倾向于一直待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则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上述表明，韦伯是从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的统计学事实出发，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新教徒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派，还是作为少数派，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因此，按照韦伯的研究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当代浙江工商业主绝大多数也受过浙东事功学伦理的熏陶，或从小就直接生长于具有浙东事功学伦理气氛的环境之中，那么当然可以断言：当代浙江人“讲求实效”精神的源头活水，确实无疑就是浙东事功学伦理。然而，问题在于，从经验事实中，我们难以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