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化效果或隐喻作用，在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浙江区域企业组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1985年对温州31家雇工大户的一项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主要来自购销员、社队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或者原生产队、生产大队的队长、会计，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回乡青年。他们不仅是当地农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物，还在多年来与本社区及外界的相对频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基础。正是通过这些社会网络他们获得了支配如权利、地位、资金、财富、学识、机会和信息等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作为历史传统翻版的温州家庭手工业应运而生，其形式是前店后厂式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在“顶天立地”式的城镇街道两旁的民房内，一户就是一个家庭生产单位。在底层的铺面房，临街的一半是店，后面一半为厂（作坊），产品就摆放在店内。据统计，早在1985年，温州家庭工业就已发展到13.3万户，产值11.3亿元，占农村工业总产值的61%。此后家庭工业不断发展壮大，有的成长为比较大的私营企业。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温州，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浙江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台州和金华地区。王晓毅、朱成堡曾将浙江亲缘或准亲缘网络型企业大致区分为四类：一是家庭网络型，这种企业属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为家庭成员共同管理；二是家族网络型，它是由同一宗族不同家庭合作构成的企业。构成企业基础的家庭通常由一人在企业中作代表，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三是姻亲型，这种企业建立在姻亲的基础上，由具有姻亲关系的家庭共同出资组成；四是准亲缘网络型，这种企业是由不具有亲缘关系的家庭共同出资构成，它或者是建立在业缘基础上，或者是建立在朋友的感情基础上。
科尔曼认为，任何人际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和受委托人。超越个人之间的交换是复杂的社会交往和组织关系。布劳认为，无论在微观领域中，还是在宏观领域里，交换都需要有一种“共同价值观”作为媒介。这种价值观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步产生，在组织中逐渐形成，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在社会各成员中逐渐地内在化。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指出：“当科研合作机构与联营企业获得成功，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那种‘胶合剂’不仅是就这种复杂而富有活力的关系做出详尽规定的合同（当然合同也很重要），也不仅是将各个机构连接起来的信息系统（当然这些网络促进了信息共享）。在新经济中，促成这种合作的因素主要由网络内部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互惠准则或开明的自我利益组成。”布劳认为，不管是在微观领域还是在宏观领域，交换都需要有一种“共同价值观”作为媒介。这种价值观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步产生，在组织中逐渐形成，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在社会各成员中逐渐地内在化。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建立起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而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又大行其道，那么，特殊主义就有可能成为布劳所谓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为社会成员的交换和组织提供一种基本准则。在浙江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达成交换和组织信任关系的“共同价值观”，无疑既包括了人们对亲缘和地缘关系的认同，也包括了费孝通所说的对“圈内人”的认同。这两种认同显然都是特殊主义取向的，而它们对浙江私营企业成长的意义却十分突出。
在以自我为中心，由“己”到“家”、由“家”到“国家”、由“国家”到“天下”的特殊主义关系网中，对私营企业成功具有重要作用的，往往是与业主本人来往最密切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乡等。学者对温州苍南项东村的调查表明，在问及村民建立企业时会与什么样的人合伙时，19人中10人（占50%以上）以上回答要与兄弟姐妹合作，6人回答要与朋友合作，3人回答要与亲戚合作。在回答“谁是你最信任的人”这一问题时，15人中有8人（占50%以上）认为是兄弟姐妹，有3人认为是家族成员，有4人认为是朋友和亲戚。在问及“如需要钱会向什么人去借”这一问题时，26人中，有5人回答会向兄弟姐妹借，有13人回答会向亲戚借，有8人回答会向朋友借。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往往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私营企业筹集资金的最有效的渠道。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流行于全省各地的“呈会”这种民间企业筹集资金的形式。所谓“呈会”，在杭州、温州、金华等地称作“摇会”，在绍兴、舟山称为“纠会”，有的地方称为“兜会”、“助会”、“合会”、“拼会”等等。它们虽然名异实同，但都是浙江传统民间经济互助民俗。而“呈会”这种民间资金筹集形式的运作，往往需要借助于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以特殊主义的信任作为润滑剂。叶大兵在对温州从“呈会”到民间筹资、股份所有制的演化历程进行分析后，认为，从“呈会”习俗的诞生到初期的股份所有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融入了社会伦理这条无形的民俗潜流，是它自始至终支撑着这一民俗的形成和发展。“在它的初期，‘呈会’是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基于传统伦理观念（包括道德、亲缘、地缘关系等）和人情关系支配下的一种互助借贷行为。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在市场机制下，一方面人们更加积极地运用伦理观念，对生产资金进行补充。通过‘伦理＋利息’这一公式，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实践证明，浙江人利用和继承“呈会”习俗，实际上就是将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资金筹集的方式。比如，温州的一种“呈会”形式，称为“玉成会”，也叫“人情会”。这是一种既体现团结互助，又平等拿取低利的经济互助形式。如每份50元的称“50会”、每份100元的称“单百会”。“玉成会”或“人情会”发起人大都因生活所迫或为解决生产资金周转困难，所以邀集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而设“会”。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关系为中介，“呈会”从过去少量的互助借贷，逐步发展为生产中缓解融资困难，提供社会企业经营的资本，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一种新的资金积累与经营方式。
浙江私营企业的特殊主义的取向，不仅反映在企业的外部社会关系方面，也表现在企业内管理组织的家族化倾向上。黄光国以社会交易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的理论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在儒家伦理影响之下，个人在作关系判断时，会将自己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大致上分为三类，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易法则与对方交往。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的关系（遵循需求法则）、混合性的关系（人情法则）及工具性的关系（公平法则）。所谓情感性的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混合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包括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及同乡等；工具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可能为了达成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情感的成分，交往双方并不预期将来会建立起长期性的情感关系。在家族企业里，企业家以“需求法则”和在组织中工作的家族成员交往，以“人情法则”和其雇佣的员工交往，和组织外的其他人一般则是建立短暂的“工具性关系”。
浙江许多私营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用人制度，就是建立在黄光国所说的这种“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的“社会交易法则”基础上的。浙江省工商联1995年和1999年对浙江私营企业两次抽样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和董事会在重大问题上作出的决策，分别占了80.9%和78.0%。特殊主义的信任模式也给浙江私营企业的用工制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浙江省工商联1995年对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关于企业管理人员的来源与要求问卷的结果是，约有63.9%的企业管理人员是关系密切、信得过的人。浙江工商联1999年对浙江私营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上述情况有了初步的改变，但是关于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来源与要求上，仍有约61.3%的企业管理人员是关系密切或企业主信得过的人，而技术人员来源与要求中18.8%为上类人员，79.2%是具有较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另据浙江省工商局1999年对全省个体私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浙江私营企业领导层构成中，家族成员居多的占41.30%，管理人员居多的占28.64%，技术人员居多的占21.49%。应焕红2002年8月对温州乐清88个样本企业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管理人员中，有59.31%的人员与业主具有亲属、邻居或朋友关系。
其中，财务部门的家族成员比例最高为98.43%；其次为高层管理部门，所任职务为总经理、副总经理、外贸经理等，为95.65%。这两个部门之所以家族成员的比例高，是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是企业的核心部门。许多私营企业主在创业之初，往往不是纯粹为了投资，而且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家庭或家族成员的就业问题。所以，他们一般会把子女和亲戚作为招工的首选对象。其他职工通常也不是通过劳务市场，而是凭借熟人等关系而进入企业的。在这些私营企业中，人情常常是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那些与业主之间具有特殊主义关系的管理人员则主要分布在如会计、营销、人事等重要岗位上。浙江私营企业的这种“内外有别”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私营企业主的家长制、人情至上和防御性（由于不安全感）等特征，显示了他们对外人的“排斥”的或者说“不信任”倾向。
这种对外人的“排斥”的或者说“不信任”的心理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看，是在亲缘、亲缘式网络或特殊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浙江私营企业主所天然具有的。在雷丁（S．B．Redding）的整个分析框架内，华人企业家对外界，如对政府、对外人、对与自己（或企业）没有关系企业的不信任贯穿始终。不信任而导致的不安全感，使防御性成为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回答“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在企业内要重用亲戚或者搞裙带关系”
时，雷丁的回答是：因为不信任外人。由于对外人缺乏足够的信任度，所以，企业主就要在企业中营造一个围绕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家族网络或者帮派势力。另一方面，浙江私营企业主之所以显示了他们对外人的“排斥”的或者说“不信任”倾向，也是出于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和成本的考虑。这时，家族成员或同乡、朋友等信任关系即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特殊主义的家族文化约束，无疑有助于简化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3．区域信任文化模式与经济活动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的经济活动范围逐步扩展，从面向省内区域市场，发展到面向全国大市场，再发展到面向国际大市场。浙江模式中的“大市场”，不仅仅意味着在浙江区域内涌现的众多的专业市场，而且也意味着撒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交往网络，所谓“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大市场如何与浙江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网络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微观研究，社会网络研究框架倾向于分析将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模式。网络分析探究深层的结构——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面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并描述网络结构如何限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从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出发，可以发现浙江人外出经商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或行业中，往往聚集了一大批以“离土离乡”的方式进城经商务工的浙江或浙江某一地区的人群，从而在全国乃至于世界形成众多的“浙江村”、“浙江街”。全国各地的“浙江村”就如一个由亲缘、地缘网络和生产、市场网络混合成的特殊的松散集团公司。
北京的“浙江村”是近十多年以来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经济社会现象。
据周晓虹等的调查，到1995年时，丰台区一带“浙江村”的面积已经扩展到了大红门和南苑等5个乡24个自然村，连沙窝、西局、大郊亭，劲松东口等地也都像满天星一样撒上了一片片新的“浙江村”。居住在“浙江村”的经商务工者人数在10万人以上，其中约75%是乐清人（其中又有40%－50%的人来自原虹桥区），另有永嘉、瑞安和温岭等地的温州人和台州人，也有少量的湖北、四川、安徽和江苏人。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都有全国各地人聚集而成的“××村”，比如，在南京就形成了以收购、捡拾、加工和专卖废旧塑料为生、以河南固始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河南村”，以及政府出面兴建的“小手刀公寓”，“但像‘浙江村’这样历时较长、规模庞大、内部自成系统的民工聚居地还十分鲜见。”这种有自己地理边界、明确的生活和生产区域的浙江人“准社区现象”，不仅见之于浙江省外，而且也见之于浙江省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