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简要结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着以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双重风险为主导，风险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严峻考验，农业风险管理也必须跟得上这一形势需要。综观农业风险管理的各种手段，农业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业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业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政府给予其支持也是很有必要的。对于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而言，将会与政府和农户打交道，也是政府补贴的重要载体，在三方互动机制的作用下，保险公司取得兼具商业和政策的优势，获得运作的成功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国外范例（如，法国安盟）也比比皆是。对农户而言，面临农业风险的多元化，很有必要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获得一份有效的保障，“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当然，通过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的协作，农业保险取得一定的成效，农户因此获益更是现代农业制度孜孜以求的目标。只有建立这样一种由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协调互动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的长效机制，才会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5.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研究的模型构建及理论反思
近年来，农业保险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和保险理论界的重视。中共中央2004年、2005年两年的一号文件都不同程度提出，要尽快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进行试点工作。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要求各地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又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2006年6月26日、2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监会召开由各省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参加的保险工作座谈会，这在新中国保险业发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笔者有幸感受到以吴定富主席为首的保险业界对农业保险发展给予的热情和厚望；相关省市的代表亦介绍了各自所辖地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并对农业保险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对策。农业保险的发展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广泛关注。
我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恢复以来，以中国人保、中华联合为代表的商业保险公司一直在试办，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于农业保险在理论上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实践中也鲜有成功的经验。较为典型的理论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处于“供需双冷”的尴尬局面，但泛泛而谈居多，未能继续深入研究，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传统的需求理论认为，需求不仅仅意味着一部分顾客对某种特定商品的消费欲望，需求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顾客的支付能力。然而，农业保险商品的有效需求（以下简称农业保险需求）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以农业保险需求的传统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对农业风险管理的几种常见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反思，以求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新的突破。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一）保险需求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较早研究保险需求的是普拉特（1964），他曾证明：效用函数为V的人风险厌恶倾向更高。莫森提出的另一个成果是，在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者时，保险是劣质品。在此假设下，保险费附加因子λ上升，会对保险需求产生两个相反的效果：
负的替代效应和正的收入效应。之后，莫森（Jan Mossin，1968）和史密斯（Smith，1968）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霍伊和罗布森（1981）根据一组稳定的相对风险厌恶函数，提出了保险是一种吉芬商品的理论条件。布里斯、迪翁和艾克杜（1989）更进一步地发展了霍伊和罗布森（1981）的分析，给出了保险不是吉芬商品的充要条件。此充要条件限制了绝对风险厌恶的变化范围，使得收入效应总是小于替代效应。国内保险学术界，对保险需求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保险业发展研究”课题组（1990）、楚军红（1998）、黄寿山和李开斌（1999）、卓志（2001）、阎建军和王治超（2002）等，他们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保险需求理论的系统研究依然匮乏。
（二）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研究的文献
回顾国外对农业保险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的理论研究自20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对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进行了解释。Calvin与Quiggin（1999）研究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概括看来，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等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不可能完全适合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我国学术界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的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但是，国内农业保险理论研究，正如笔者引言中所述，目前较为典型的理论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处于“供需双冷”的尴尬局面，泛泛而谈者居多，未能继续深入研究，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对此进行了归纳，认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致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
同时，庹国柱、王国军和刘京生也分析了农民还有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间作套种以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罗梦亮（200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中，收入具有较强烈的不确定性，一旦居民面临冲击，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他又进一步具体给出了受灾次数与相关估计参数之间的关系，并证明，预防性动机与消费保险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即对预防性动机比较强的家庭，以村为单位的保险消费的作用相对较弱；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与受灾次数之间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关系。马树才和刘兆博（2006）研究认为，中国农民在转型时期面临着自然、市场和制度的不确定性，有着很强的风险防范意识，正是由于农村保险市场不发达，保险服务网络不健全，保险宣传不够，从而使农村居民对保险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受到了限制，再加上保险理赔服务上的不到位，就促使了中国农民的储蓄行为表现为一种以预防为主的保障式储蓄，使得农业保险需求进一步下降。张跃华（2005）对中国农业保险问题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中国农业保险的需求不旺盛主要在于农业自然风险在农民生活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一般农户农业收入比例的降低，以及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变化，使农业保险对农民的福利水平提高并不占有主要地位。
（三）问题的提出
综上观之，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国内外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业保险供求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业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业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业保险供给的因素，并对农业保险行为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进行系统分析。从农业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业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制度是管控农业风险的有力、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供给的研究，决定农业保险的政策定位和制度设计。
基于上述研究状况，本文从保险需求的传统模型分析出发，运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构建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农业保险与非农收入、多样化种植和政府救济等农业风险管理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农业保险需求不足进行了理论反思。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不尽相同，不妥之处求教于大方。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农业风险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
（一）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研究的模型构建
毋庸置疑，农业保险的需求主体是农户。在我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农业生产均以农户为单位，这是由农业生产地理依附性强而决定的。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必然要求种养地域扩大，地域扩大则会带来增长的边际成本，从而导致规模不经济。
在我国，现今技术无法支撑大型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因此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家庭（即单个的农户）生产为主。商业性农业保险，如同家庭财产保险，应在完全竞争的需求市场框架内进行分析。
传统模型用于农业保险供求分析稍显不足，一是农业保险是产量保险而不是收入保险，二是农业保险模型未考虑到农户自身的风险防范机制。我们这里将从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出发，分析农户自身的风险防范措施，及各种措施之间的替代关系，再通过分析农户对风险管理措施的选择行为来分析农业保险需求低下的原因。
（二）农业风险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
农业保险是一种产量保障手段，它无法防范因价格波动形成的市场风险，因此农业保险不能完全实现农户的风险管理目的。
农户在选择风险管理手段时，会斟酌各种措施的利弊，以选择相同风险下成本最低或相同成本下风险最低的管理措施。在进一步分析农户的风险管理决策前，先有必要考察农业风险管理的各种措施及其特点。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1）预防：包括针对不同风险所采取的工程或技术措施；增加非农业收入，多样化种植；建立准备金；
（2）转嫁：保险转嫁与非保险转嫁（如，购买期货，转让，转租等方式）。
（3）救灾和救济：主要依靠政府救助措施以及社会的捐赠等。
以上列举的措施中，有一些并不为我国广泛使用（如农产品期货等），因此在研究农户的选择行为时就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考察；某些措施，如工程性措施与农业保险没有太大的替代性，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而，以下篇幅着重探讨比较常用的且与农业保险替代关系较大的措施，包括多样化种植，非农收入和政府救济等层面。
1.分散化种植养殖
分散化种植养殖是将农作物或牲畜进行分散组合，这就如同“分装鸡蛋”的“一揽子”投资策略一样，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产量风险，同时也能减少价格（波动）风险。
在美国，“玉米—大豆”，“玉米—肉牛—猪”等都是比较普遍的组合方式。澳大利亚的气候条件相对要差一些，则经常将小麦和绵羊组合在一起，农场主既种植小麦，又放牧羊群。各国因地制宜，不一而足。多种作物组合种植或者实行套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有的农户还将农业和林业组合在一起经营。
2.非农业收入
非农业收入也是一种分散收入的方式，与分散种养不同之处在于，非农业收入措施使农户收入来源从农业分散到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当交通、通信等技术足够发达或农村城镇化足够完善时，农户采取非农业收入以降低农业风险的成本会降低，直至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