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夫看来，自己的“前途”，是“灾难”，是“死灭”，不应把自己“心爱的”拖入这样的境地；我好比一线微光，如不与大伙的“微光”“合着辉照”，明晨我就会在晨光中消失，你如果爱我，将是“潦倒的半生”“永终”；所以我怕连累你，不和你“握手和接吻”，“不敢，不忍亦不能”；我已下定决心，告别“已往”，告别“故乡”，“和你的深情”；虽然，我是忍着痛苦，心里仍崇敬你，觉得我割断你的爱，是“罪恶”，是“残酷”，但我无别的办法，“救慰你非我可能”；我的未来险恶，我日夜处在荆棘上，不是被敌人抛尸江中，就只有自杀，而你——诗人热爱的姑娘，应该有幸福的青春和美丽的未来，不应该和灾难、死亡联系在一起。如此纯洁、高尚的爱情表达，的确难能可贵。
殷夫曾说：“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确实，从殷夫的诗中，人们看到了一个真诚坦率、血肉丰满的“我”的形象。这个“我”如何在死神前克服恐惧悲戚而准备从容赴死，为信念献身；这个“我”如何在脱离组织的孤寂苦闷中渴望战斗，热望东方朝阳；这个“我”怎样挣脱温热的情网，在热恋中意识到肩负的重责；这个“我”怎样冷静地思索反省，自觉告别爱情，投入战斗的激流……这是一个逐步成熟的活生生的革命青年。正负情感的交战，情感的矛盾反复，虽然划成了曲折的轨迹，但这却是一条向前的、明耀的生命曲线。
二、“红色鼓动诗”：“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殷夫最可珍贵的诗作是1929年起开始创作的“红色鼓动诗”。它在新诗领域，开辟了新天地，贡献了新的真情。如果说，此前蒋光慈等人的诗，还不免掺有矫情的成分，那么，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已跨越了这一阶段。不论是写革命激情或男女私情，没有做作，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感情的表达方式，既有诗的韵味，又似行云流水。这在新诗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别了，哥哥》是殷夫“红色鼓动诗”的代表作。全诗一方面怀着感激追忆了哥哥对自己“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另一方面同时决定与哥哥告别，这是斩钉截铁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决定。这决定，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品质；更多的是现代人一往无前的气魄和现代前行者具有的坚毅不移、笑对死亡的革命精神；还有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伟大胸襟。应该说，表现这种精神不难，不易的是殷夫将这种情绪表达得是那样妥帖自然：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别了，哥哥》）
诗人以平常的心态，平常的语言和语气，表达了非同寻常的感情。在字句的锤炼上，虽还未臻字字珠玑的境界，但已相当成熟。此前的革命诗歌，往往是否认不同阶级的亲人间的亲情，或生硬地抒写转向后的感情。殷夫的诗，既不回避哥哥对他的真心的教导和培植，又真切地抒写了“我”的既定的决心。看似微小的进展，实是大步跨越。
受时代与文学环境制约，“红色鼓动诗”易与极“左”思潮相联系。
除假冒“革命文学”的“白色诗”以外，真正的“红色鼓动诗”则表现为：
在“宣传”和“诗意”上，重宣传，轻诗意，认为有前者即有了一切，而诗意则可有可无，甚至认为这是贵族阶级的奢侈品。在风格上要明朗不要含蓄，要刚不要柔，结果是风格的单一。在语言上片面强调单一的口语。而殷夫的诗作，尤其是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则从艺术上达到了红色鼓动诗的最高水平。《血字》就代表着1930年代红色鼓动诗所达到的最高的高度。
……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着千万声的高呼，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血液写成的大字，
记录着冲突的经过，
这个难忘的日子——
狞笑着几多叛徒……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
（《血字》）
这是一首激越高亢的政治抒情诗。诗人通过对“五卅”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节日的歌颂，鼓动起人们复仇的火焰与摧毁旧世界的决心。
但是，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人并没有用标语口号来渲泄他的政治激情，而是用形象化的诗句来鼓动起人们奋起抗争的勇气。诗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汉字象形的特点，把“五卅”这两个字作了形象而又多方面的发挥。“血液写成的大字”，像巨人似的“斜斜地躺在南京路上”，不，它站起来了，“在南京路走”，它有血一般的光芒，钢铁般的英姿，洪钟般的声音；它是复仇的枷子，囚敌的铁栅，是镰刀和铁锤，断铐和炮弹。
诗人以“五卅”这两个字作为抒情的对象，形象逼真，而又天然浑成，歌颂了中国无产阶级消毁旧世界的伟大形象，完成了一曲战斗者的伟大颂歌。
同时，这首诗的主旨并不仅仅是一种歌颂，一种对“五卅”的纪念，更是一种呼唤，一种对毁灭旧世界的鼓动。正因为无产者已经觉醒，“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所以，他们永远记得“润饰着一年一度”的“五卅”“这个难忘的日子”。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阶级的搏斗异常激烈，血与火的考验异常严峻，一方面是“千万声的高呼”，“几万个心灵暴怒”；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无数叛徒的狞笑”。正是在这血淋淋的阶级搏斗中，无产者不仅显示了铮铮铁骨，雄伟英姿，也成了诗人反叛的开始。他要做“海燕”，加入到无产者的伟大行列之中去做“时代的尖刺”。
全诗运用对比的手法力求在对比中增强感情的激越性与鼓动性。
如“几万个心灵暴怒”与“狞笑着几多叛徒”的对比，“天堂”与“地狱”，“我们的血液写成字”与“他们的泪水可入浴”的对比等，增强了诗歌的鼓动性与激越性。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血字》所体现出来的形象性、鼓动性，正是现代政治抒情诗艺术成熟的标志。
激赏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可以发现，诗人在艺术的追求上还做过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如《意识的旋律》等诗就表明，殷夫在形式格律方面就做过一些适合“红色鼓动诗”的改革。
最高，最强，最急的音节！
朝阳的歌曲奏着神力！
力！力！力！大力的歌声！
死！胜利！决战的赤心！
朝阳！朝阳！朝阳！
憧憬的旋律到顶点沸扬，
金光！金光！金光！
手下生出了伟大的翅膀，
旋律离了键盘，
直上，直上天空飞翔！飞翔！飞翔！
（《意识的旋律》）
这里，诗人大量使用短促的词语，使节奏、旋律与内容和谐统一，将“红色鼓动诗”的鼓点式节奏充分体现出来。
此外，殷夫的诗，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期革命诗人中，有一点特别突出，那就是对语言的锤炼。如《孩儿塔·想》就非常典型：
夜风奏鸣，
竹涛箫箫，
愁惨微光，
旷茫的平野，
云锦之上，
轻渺的衣纱，
风涟中奔荡，
星星闪眼，
海波静谧，
无价的姑娘，
姗步，
云桥，
高洁的脸，
幽乐，
光沫四溅。
诗中熔铸了许多新词，时代气息浓郁。同时，善于从古诗文中化出新意，文辞洗练而精美。
第三节 艾青：“迷人”的现实主义“诗坛泰斗”
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他不仅上承五四新诗的文化精神，而且下启四五十年代中国新诗的艺术大众化潮流，在三四十年代他是中国自由体新诗的时代顶峰；1950年代以及1980年代他又将中国新诗的文化精神向世界辐射，使中国新诗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给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提供了一面镜子。艾青的一生，映现着中国新诗发展的全部历史轨迹。20世纪的中国新诗塑造了艾青，而艾青丰富和拓展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
艾青的诗歌道路，是一条坚守现实主义精神，保持浪漫主义品格，融汇现代主义艺术的成功的综合之路。因此，他的诗歌艺术是中西文化融汇的产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艾青是一个完全具有世界意义的诗人。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C·费兰德所说，艾青不仅是“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是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的现代世界三位人民诗人之一，而且“像古往今来的诗人一样，艾青替人民说出希望和要求，他的语言像阳光一样纯洁，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令人喜爱，使人想起了群山、美景、前面的道路和远方的地平线。是的，还有斗争和战斗。他的诗歌像金光闪闪的号角，号召人们要有毅力、有勇气、有激情、有热爱地生活，始终如一，为共同的目的——为了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的实现”。
一、从“吹芦笛的诗人”到时代的“吹号者”
1934年，艾青以一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了诗坛的注目，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并迅速由一个时代的“流浪汉”变成了抗战时代的“吹号者”，成功地开启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艾青时代”。
艾青的人生之旅有四个重要阶段。因为难产而生，艾青出生不久，就被迷信的父母送到一个叫“大叶荷”的贫困农妇家抚养，5岁时才得以回家；1929-1932年，艾青留学法国，在勤苦学习绘画中度过了三年的异域生活；1932年回国之后，艾青因参加左翼美术活动而被捕入狱，在上海的监牢里又有了三年炼狱生活；随后，艾青投身到时代的宏滔巨浪中，开始了自己的行吟之旅。无家的童年记忆，三年的铁窗生涯，含泪的行吟，使艾青最大限度地贴近了苦难的时代生活，超越了“个我”的天地，获得了阔大的抒情视野。异域三年由绘画而文学的西方现代艺术熏陶，催生了“吹芦笛的诗人”。从1932年到1935年，艾青陆续写下了《那边》、《芦笛》、《透明的夜》、《巴黎》、《马赛》、《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量诗作。1935年秋出狱后的艾青开始了他“含泪的行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于1941年春到达延安。十年中艾青先后出版了《大堰河》（1936）、《北方》（1939）、《他死在第二次》（1939）、《旷野》（1940）、《土地集》（1940）、《献给乡村的诗》（1945）、《黎明的通知》（1943）等诗集以及长诗《向太阳》（1940）、《火把》（1941）。“吹芦笛的诗人”，举着“火把”成长为时代的“吹号者”。
1930年代初，艾青“吹着芦笛”登上诗坛的时候，显示出的是一种忧郁深沉而坚忍的情调以及朴素自然而坚实的艺术风格。《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芦笛”吹出的一支深情的歌。这是一篇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其中所描写的大多是诗人的亲身经历，具有真挚深厚的思想感情。大堰河的勤劳质朴、贤良温厚、隐忍顽强等旧中国下层劳动妇女身上特有的精神品质，在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诗人采用了纪实性的抒情方式，即抒情中不乏写实，写实中包含抒情，二者有机融合。诗中的大堰河给人的印象是异常深刻的，她的遭遇和命运，她的性格和品德，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她既是诗人所深爱着的乳母，也是所有勤劳善良的受苦受难的母亲的象征。可见，艾青的诗在起点上与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和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写的诗，充满了忧郁的情调，这不仅是他个人内心悲苦的写照，更是整个民族的悲苦的投影，由于时代和国家民众的灾难太深重了，反映在诗人的作品中，总带有一种浓重深沉的悲哀，正如诗人在诗集《北方》序言中所言：“这集子是我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眷恋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的眷恋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能够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
“从艾青的诗中，我们能够感到来自历史的深厚的力量，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艾青到达延安以后，诗歌创作在“贴近新生活”、“贴近大众”方面做出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作为他新诗艺术转型的标识。延安这片中国革命的新天地，也是中国新文学的新天地。走进这片新天地、新生活的艾青，笔下的“阳光临窗”是意味深长的：
我心里充满感激，从床上起来，
打开已关了一个冬季的窗门，
让你把金丝织的明丽的台巾，
铺展在我临窗的桌子上。
于是，我惊喜地看见你，
这样的真实，不容许怀疑，
你站立在对面的山颠，
而且笑得那么明朗——
……
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
今天，我想到山颠上去，
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
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给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