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女
年龄：47岁
籍贯：浙江象山
婚姻状况：已婚
文化程度：文盲
打工时间：1998年至今
打工地点：浙江象山
打工类型：冷冻厂工人
中国水产城是依托资源优势而兴建的，它坐落在我国二类口岸、东南沿海着名渔港——石浦港畔，交易中心位于全国对台接待、经贸合作的宁波石浦对台贸易加工区内，是农业部“国家菜篮子工程”首批命名定点的鲜活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占地面积9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2500平方米，总投资9000多万元人民币。石浦渔港水产品资源十分丰富，港内拥有250马力以上的外海钢质渔轮1700多艘，年捕捞产量在48万吨以上。象山全县800公里海岸线，608个岛屿，45万亩港湾浅海水域，蛏子、海带、紫菜、对虾、石斑鱼、鲍鱼、黑鲷等水产品养殖业迅猛发展。市场水陆交通快捷，毗邻104国道线，处于沿海国道主干线象山连接线的末端，与同三线高速公路紧紧相连，距宁波153公里。石浦港内航道众多，距上海浦东191海里、宁波85海里、台湾基隆246海里。
石浦港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商，更是吸引了很多来自省内外的农民工，在这个地方，外来农民工的数目甚至比当地人多。男性农民工一般集中于船舶、码头、运输等行业，而女性农民工一般集中于冷冻厂里的加工行业。
沈大妈——本文的受访者，看上去年近五十，中等偏胖的身材，脸上已经布满皱纹，却总是洋溢着能感染人的亲切的笑容。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农村妇女，却供养着一对上大学的儿女，而且其中有一个上的还是名牌大学。
由于沈大妈一家和我爸妈同住在一个院子里，而且我回家时他们都还在工作，所以我找空闲时间对她做访谈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与沈大妈的交谈中笔者得知，她是象山人，但不是石浦人，她的家乡坐落在离石浦较近的另外一个小岛上。下面是她的陈述：
打工前家庭的情况
1998年以前，我丈夫一个人在石浦的码头靠拉手拉车做运输挣一些钱，回家时他都会把挣的钱带回家补贴家用和垫付孩子的学习费用。但是由于他生性好赌，而且逢赌必输，因此后来他给家里的钱越来越少，甚至一个月都没有拿一分钱回家。我觉得奇怪，就亲自到石浦找丈夫，看到他和一堆人在赌博。他看到了我，没有给我好脸色。钱都输光了，口袋里空空的，他就向住在同一间出租屋里的其他人借了几十块钱给我作为回家的船费车费。
我有时真的很绝望，很后悔嫁了这样一个男人，但是幸好家中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给我安慰，让我看到了生活下去的希望。那个时候我挑起家中所有的负担，白天要忙着田里的活儿，耕种、施肥、除草、灌溉、喷农药；晚上又忙着织渔网，织渔网算是我们那个岛上妇女的副业，可以补贴些家用，但是太不赚钱了。一个动作麻利的人白天加晚上一刻不停地织，十天完成一段网，只能得到100元左右的劳动报酬。但是像我那样，白天全在地里忙活，只有晚上才能织网，大概一个月才能织完一段网，才能拿到手工钱。我清楚地记得，只有在做完一段网拿到报酬那天，我才能到街上给孩子们买一两斤猪肉，给孩子们做他们最喜欢的红烧梅干菜。平时除了自家种的蔬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孩子们补充营养的，孩子们也只有在每月一次的这个日子里才能尝到肉味。
如果不是因为1998年的“8·18”台风，淹死了我种的水稻、棉花、大豆，还有象山的特产——柑橘，或许我这辈子都会像原来那样度过。（就是那场让人们感到绝望的台风，让村里大部分的妇女开始走出这个封闭落后的小岛）
1998年，儿子上初二，他已经住校了，这样的话我在不在家对儿子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儿子的住宿和吃饭问题都能在学校里解决。可是这时女儿还在村里上小学五年级，女儿只能自己做饭、自己上学。家里还养着鸭和猪（鸡都早已经在洪水中淹死了），都交给了当时13岁的女儿。眼看着女儿也就快上初中了，两个孩子都上中学的话，经济压力不能和两个都在村里上小学时相提并论，当时狠狠心就决定外出打工。后来想想，当初让这么小的女儿每天早上起床后不仅仅要自己做早饭，还要喂猪喂鸭，然后去上课，中午回来又要自己做午饭，经常还要烧一大锅给猪吃的番薯、土豆、南瓜之类的猪食，常常要煮一个小时，之后，她还得赶到学校上课，晚上还要让天生就胆小的她一个人睡觉。想起来觉得当初挺对不起女儿的，但幸好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女儿的学习，期末考试她照样拿乡里统考第一名。
踏上艰辛打工路
狠狠心抛开家中的田地（偶尔还是会回家种点庄稼），我就来到了石浦。
起初，刚到石浦，人生地不熟的，只能干最简单的也是最苦最累报酬最低的活儿——剥虾。做水产生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为了保持海鲜的新鲜度，没有一样海产品是耽搁得起的，所以各个环节只能以海鲜为重点，而不会有人重视小工们的生活。虽然在冷冻厂里，可以把虾先放在冷库里冻起来，但是一方面是因为冷冻成本太高，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冻过之后没有了原来的弹性，剥的时候很难达到厂里要求的标准，增加了小工的难度。
所以，捕虾的小船经常在凌晨一两点靠岸，做生意的人也只能在那个时间到码头做交易，做运输的也必须在此时把虾运达各个加工厂，而要靠剥虾来挣钱谋生的人此时也必须已经等候在各冷冻厂的竹席子铺成的供剥虾的地方了。虽然没有人喜欢在凌晨一点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我的一对儿女今后哪儿来的上学的费用，他们吃什么……每当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没什么了。
在外人看来或许以为剥虾的活儿很轻松，不就是剥虾壳吗？但是剥虾要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让虾的尾巴留在壳里，必须保持虾仁非常完整。制定这个标准的原因既是为了保持重量，也是为了让虾仁那红彤彤的尾巴体现它的美观。这个活儿可不好做，每个厂都有专门检查“尾巴”问题的监管人员，没达到标准的人经常要挨骂甚至会被赶出厂。所以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为了达到标准只能以降低剥虾的速度为代价。当时，在1998年左右，计酬以剥完壳后的虾仁质量为准，通常大个儿的虾是五毛钱左右一斤，而小的虾则一元钱左右一斤，价钱基本上就在这之间调节。就这个计酬标准，当时的人们大概平均一个小时只能挣两三元。但是比起在家里织网整整一天却只能挣十元左右已经很好了，至少在这里一天剥上十个小时也能挣上二三十元，是织渔网工作的两三倍了。但是一天十几个小时蹲在小板凳上低着头，腿部因血液不能流通麻了；而手因一刻不停地剥壳而变得红肿。身体已经这么痛苦，却还要时刻注意监管人员，要是他们刚好看到你剥的虾没达到他们的标准就惨了。
（其实在这里，剥虾的小工是会被厂里的监管人员看不起的。剥虾时常见到监管人员辱骂小工，甚至会顺手拿起铁盆或铁钩子打小工。而这里的打工者大都来自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他们绝不会抵抗，只会忍气吞声。以前在家乡时，即使再穷也不会受到这种无视尊严的待遇，村里人都相互以诚相待，相互帮忙。而在这里待久了，就会让人怀疑自己生活的年代，难道这就是真实的21世纪新中国的一个角落，穷人得不到尊重，为了谋生挣钱穷人们都可以放弃尊严忍气吞声？尤其是表面上看上去越富丽堂皇的地方越是存在这种情况，只有在那个社会阶层亲身深刻体会过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切）
后来，我不仅仅做剥虾的活儿，而且可以给各种各样的海鲜做加工的活儿了，收入也比刚来石浦时多了。但是没有在冷库里亲身经历过是不能感受那种痛苦的，尤其是在寒冷的腊月，我们的手却一直浸在零摄氏度的冰水中，我们的脚长年都穿着雨靴且同样浸在零摄氏度的冰水中。为了不至于动作笨拙，我们只能戴很薄的一次性的那种手套，而不能戴厚的防水手套，否则动作慢了，我们就挣不到钱，所有工作都是按完工后产品的重量来计酬的。厂里的女工经常手上脚上长满冻疮，脚上的冻疮让她们很难一天站立十几个小时，而手上的冻疮常常裂开流血。由于我们长年处于冰冷的空气中，很容易频繁上厕所，但是每次要摘下手套很费时间，为了挣更多的钱，我尽量减少每天上厕所的次数。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不但每天很少喝水，而且尽量延长两次上厕所的时间间隔。后来，长久下来之后，发现身体又出现了状况，去医院一看，医生说我再这样下去，会得很严重的尿毒症。
在冷冻厂里干活，中午只吃两个馒头，就着冷冻厂里的自来水，就是一顿午饭。后来有一次我突然在工作时晕倒，被送到医院，医生说是得了严重的阑尾炎，先试着服点药，如果不见效就只能动手术。一听到“手术”两个字，我的第一反应那得花好多钱啊，那怎么行，医院可不是穷人该来的地方。
后来我寄希望于服药，注意饮食规律，幸好阑尾炎没有再复发了。
刚才已经说过，为了保持海鲜的原味，冷冻厂总是在赶进度，而不在乎工人的休息。一旦遇到忙的时候，就会通宵加班。熬夜熬多了，我的眼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白内障，再熬夜时眼睛就会疼痛，看东西时模糊不清。
屋漏偏逢连夜雨
2002年左右，我的两个孩子已经先后上了高中。此时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很多，两个高中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已经足够我和我的丈夫忙活了。
但是就在此时我的丈夫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竟然发现他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窦性心率过缓，医生建议不要再干高强度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原来在码头做运输的工作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更严重的是，他不仅仅不能工作挣钱养家，而且他就是光躺在床上养病身体都会疼痛得不行，还要花大量的医药费。做妻子的，一心想治好丈夫的病，除了服用医院的药之外，我还四处求土方子来医治丈夫的病。这样一来，家庭的经济负担就更重了，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只有默默承受。我想，一旦成为夫妻，就无论贫贱贵富，生老病残，两个人都应该不离不弃。其实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并不是为自己而活，我生活的重心就是两个孩子和丈夫——无论他是不是个好丈夫，我只知道自己该做个好妻子。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三年左右，我不仅仅每个月要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给两个上学的孩子汇去生活费，还要照顾病床上的丈夫，同时还要抽空回老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婆婆，给他们些生活费补贴，同时家里的柑橘也还要花时间好好照料才能在秋天结果。（笔者感叹：所有的这些，真不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可以支撑下来的）
一次意外又改变了这个家的状况
那是在2005年五一期间，我们上大一的女儿回家休假来了。因为知道女儿特喜欢吃海鱼，而当时家里没有钱买鱼，我丈夫最疼爱这个女儿了，他觉得自己最近身体好多了，就想去码头做点运输赚点钱，然后买一顿好点的海鲜让在学校很久没尝过海味的女儿好好吃一顿。但是由于他病了三年了，已经两年没有运输牌照了，原本以为五一期间水产城管理所的监督工作会放松一点，没想到却恰恰被查到了。尽管为掩人耳目，他在车上钉了一个类似的牌照，但还是被査到了。手拉车被扣，他又被罚写检讨，人也被扣在所里。那天女儿一个人在家里，等了很久都没发现父亲回家，却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拿走了父亲的身份证。女儿觉得事情不对劲儿，一个人走到水产城的城管所，还真的找到了父亲，但是所里的人对一个才20岁的女孩却凶得厉害。身在名牌大学的女儿，人生一路走来受到的都是同学老师的尊重，第一次受到这种无礼的待遇，女儿的眼泪马上就溢出了眼眶。女儿没办法，只能回家准备了午饭给她爸送过去，她爸从小就有胃病，最受不了饥饿了。但是当女儿给爸爸送午饭去的时候竟发现父亲嘴角的血迹，她问是怎么回事，父亲才告诉女儿原来是被他们重重地煽了四个巴掌，嘴角出血了，当时他们还叫父亲去洗手间把血洗干净，但还是没有完全洗干净，吃东西时被女儿发现了，本来她爸还不想让女儿知道的。接着父亲还告诉她，他们的大队长把父亲关在他的办公室里还用电棍在父亲背上重重打了一下，父亲捋起衣服让女儿看，女儿看到了父亲背上那条红红的肿起的伤痕，顿时心疼的泪水又滑落下来。女儿觉得他们大队没有打人的权利，打了人还要把人关在这里是不对的。女儿要带父亲离开城管所，他们坚决不让，他们队员说是队长的命令，女儿就去找队长。而且女儿报了110，最后在派出所处理，然后我丈夫和女儿去了医院。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城管所要罚款3000元，而女儿拿了医院的证明要状告他们打人。最终城管所自知理亏，也不再追究罚款，但是这件事却让我丈夫彻彻底底告别了他做了十年的手拉车生涯。
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我始终表现得很镇定。女儿毕竟还是个孩子，女儿流了很多泪水，但是我在那天后来跟派出所和水产城城管所的人理论时都是坦然面对，理直气壮，始终保持平静。最后，事情终于处理好后，丈夫觉得自己虽然已经领了残疾证，但是身体稍微好点的时候还是可以做点轻体力活，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人总是在被逼到绝路时才会试最后一个办法，但如果一旦成功却往往是最好的办法。在石浦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厂房最大、效益最高、工人待遇最好的电梯配件有限公司，而且这个公司有一个厂房车间专门提供工作给残疾人的，但是我们觉得那里工作机会很难得到。所以之前她爸一直不敢去试试，就是担心进不了那个厂子。既然已经没了退路，就只好勇往直前了。最后我们成功了，从此以后，丈夫给家里减轻了很多的负担，我肩上挑的担子就轻了许多。
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家终于正常了，只要丈夫的身体健康，只要好好调节不再出现严重状况，这个家就可以不用靠四处借债来维持，就可以一直等到孩子们大学毕业，然后我们就能安度晚年……
访谈员手记：
经过这次的访谈，更确切地说，其实只是通过聊天的形式，我看到了这个阶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尊严被践踏，他们艰辛劳动却只能得到很低的报酬。她们的打工是以身体的健康作为代价，甚至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但是她却认为自己因为豆大的字不识一个，没办法只能做这个活儿，但是她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们走不同的路，所以无论她的工作多么艰辛，只要想想儿女们美好的未来，她就心甘如饴。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愿意为自己的儿女奉献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的伟大的母亲。我不能为她做些什么，只能真心祝愿她的愿望能早日实现。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我们还身处校园的学生们还不能彻底地改变什么。我是一个预备党员，只希望自己今后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改变周围的环境，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共产党员的形象。
（访谈员：杨卫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