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发表的几篇文章，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西方人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将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泰晤士报》的文章写道：
我们已经了解并且已经告诉全世界，北京是多么的脆弱……从僧格林沁抓住手握休战旗帜来到他面前的欧洲人开始，额尔金勋爵抛开了所有谨慎的政策，立即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我们已经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只要军队仍然停留在大沽，只要这些城市中仍然张贴着中国胜利的公告，那么，我们得到的任何条约都是无效的……当额尔金勋爵拒绝谈判并向这座城市推进时，中国人似乎已经放弃了用战俘进行勒索的希望。如果我们没有等待缓慢的法国步兵，我们很可能可以救回安德森和诺曼的性命。可以肯定，在军队向北京推进的同时，虐囚停止了，而当圆明园被占领时，战俘立即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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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圆明园）这种特殊的适当措施也是对清朝皇室罪行的惩罚。皇帝回京之后，如果询问为何英法联军要毁掉他的宫殿，却不破坏他的子民的居所，我们要让他知道，做这些事情的不是联军，而是那些残忍而不忠实的清朝官吏。他们拷打了联军的同胞。如果他们在此前应我们的要求将战俘送回，本可以重新谈判，他的宫殿本不会被摧毁，他的首都也不会被占领。而另一方面，如果战俘没有被归还，位于北京城中央的皇宫将面临与那些没有城墙保护的宫殿同样的命运。如果皇帝将这件事情深深地记在脑子里，我们可能让皇帝去惩罚那些拷打欧洲战俘的冒失的官员。但是，虽然额尔金不该因此而受指责或受褒奖，他在此之后的几天的政策却值得表扬。我们希望公众想一想这场战争的细节。这场长时间的战争足以表明，最终还是额尔金勋爵采用强硬的政策，才在三周之内结束了在中国的战争。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影响中国皇帝和官吏是一个既伟大又困难的目标，这个目标只能通过采取一些让中国的统治阶级绝对想象不到的措施才能达到。“而这些措施将使我们成为北京的主人。这些措施将使清朝政府不那么傲慢自大，让他们认识到奸诈而残忍的行为所引发的责任。让皇帝接受由环境和他所处的时代施加在他身上的现实的唯一希望，在于打击他的威信，长期以来，这种威信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使他无法察觉环绕其宝座四周的危险和威胁……似乎有两个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结果：一个办法是攻占北京的皇城；另一个办法是摧毁圆明园——皇帝最喜欢的宫殿，也是战俘们最初受刑的地方”。
美国康萨斯州的《独立报》不仅将英法联军对中国的入侵描述成一场世俗的战争，还把它描述成一场圣战。刊登于1861年1月9日的一篇文章写道：
对中国首都北京的占领以及清朝皇帝的逃亡，是现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以及惊人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来说就像是一本天书（a sealed book）。她的排外政策使4亿人不能沐浴欧美文明之光，不能感受上帝之子的福音的仁慈和神圣。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个帝国的征服，及其决定和平条款的能力，将打开渠道，文明之光将注入这个“天朝”。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人民将熟悉《圣经》中展示的宗教体系。因为耶稣之名在他们面前唱响，中国的异教偶像（pagan idols）将走下神坛。蒸汽机和轧车将遍布那块广袤大地的宽广而人口稠密的平原。这道闪电将把信息传递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几乎不可能冷静地想象很快就会在那里发生的快速而重大的变化。
这个惊人的时代真实地降临在我们头上。上帝似乎已经出现，用他威严的力量去“鞭笞这些国家”，展示他的权力。
如果英法联军得到的这纸和约不能让他们各自的国家满意，他们将使这个国家置于他们的武力统治之下，或者使其成为欧洲列强的一个省。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将向世界开放，西方人将逐渐熟悉其人民、习俗和历史。
因为此战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对中国战争的胜利，还被用来鼓励南部各州脱离南部联邦。这篇文章写道：“这件事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贸易非常广泛。她向整个世界供应茶叶，她的水稻非常有名。现在，这些是整个文明世界日常消费的产品。如果美国种植水稻各州与南部邦联划清界限，中国可能开辟一个购买这种主食的新市场。中国的广州和其他海港的水稻价格，将通过穿越白令海峡的电报从北京传递到纽约和其他城市。我们将准确地了解水稻的种植情况及价格，以及其他所有相关信息。我们的西部城市——旧金山和其他海港城市——将直接与中国贸易。太平洋铁路将把进口产品运往这块大陆的各处。”
文章写道，这些很快就要发生的重大变化“将对文明世界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这是“当前局势的几乎确定无疑的后果”。
宗教好感，世俗利益，到底孰轻孰重？西方人作出了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