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商人以及直接往中国派驻记者之外，晚清时期的西方人除了主要通过各式媒体，还从其他几个渠道了解中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商人、苦力、学者和官员等；与中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或学者等等。
传教士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早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期间，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就通过叙利亚和波斯传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从波斯来到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赏识。638年，唐太宗还为阿罗本在长安城的义宁坊盖了一间教堂，支持他传教。
自唐朝至元朝，景教在中国坎坎坷坷、断断续续地有所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到中国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渐多。
1537年，法国传教士哈维尔作为教皇的信使被派往亚洲。1549年，他经印度、新加坡抵达日本。但是，他进入中国大陆的尝试止步于广州。1552年，他在广东台山附近的上川岛去世。
在明朝，最有名的欧洲人莫过于利玛窦（Matteo Ricci）。这位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中国的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泰西”意指遥远的西方。
1578年，26岁的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赴远东传教。在印度和交趾传教4年之后，他来到了中国的澳门。在澳门学会汉语之后，他一路北上，经广东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抵达北京。1601年，明神宗恩准他长居北京。
除了传教，利玛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又将中文经典翻译成西文。前者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者比如“四书”。他还制作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早期，最有名的欧洲人则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与利玛窦一样，他也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来中国传教。因为擅长绘画，他很快就被召进宫，并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康、雍、乾三朝皆被重用，并受乾隆之命主持圆明园的设计工作。甚至《清史稿》对他也有简单的介绍：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蒙格罗的研究，自1552年至1800年，共有920名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不仅将很多中国典籍带回欧洲，还带将多名中国第一篇？ 窥伺天朝
人带去欧洲，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福宗和黄嘉略。
沈福宗是南京人。1681年，24岁的他追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从澳门出发前去欧洲，先后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他在欧洲皈依了天主教。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W。Appleton）发表在《远东季刊》的一篇文章，在英国停留的两年时间里，沈福宗与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受到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的召见。通过带去欧洲的儒家典籍如四书五经，以及他本人的言传身教，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沈福宗在欧洲游历了9年之久，在1691年的归国旅程中，他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附近病逝，年仅34岁。
黄嘉略去欧洲时间比沈福宗略迟。他是福建人，父亲亦是一名天主教徒。1702年，23岁的黄嘉略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宏仁（Artusde Lionne）前往法国。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另一名法国人的协助下写成第一部《汉法字典》。
进入公元19世纪之后，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日益增多，其中不少传教士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来自苏格兰的马礼逊，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海班明与李提摩太，来自美国的裨治文与林乐知，以及来自德国的郭实腊等等。
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局限于香港、澳门及广州一带，在那之后，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他们的足迹先是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行进，而后又由东至西，向中国的内陆突破。但也有传教士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突破政府限制，冒险去了除广州之外的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比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在1831年至1833年间，郭实腊曾多次沿中国海岸线旅行，造访过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并将其旅行经历集结成册。在《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之后，这本册子对西方人发掘并掌握中国沿海的商机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作为对清朝政府封锁内陆政策的回应，1844年，郭实腊还建立了一所培训“本土传教士”的学校，4年内培训了50名中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很多历史著作中，他除了被称为传教士和汉学家，还被称为鸦片贩和间谍。
郭实腊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让西方人充分认识到，清朝政府是“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a strong protectionist），而且，这种政策“导致了高昂的食品价格以及大量的走私”。平心而论，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人的入侵提供了正义性的理由。
除了效法清初之前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通过将西方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将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西文，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外，他们有了三种新的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开学校、办报刊和充当媒体的撰稿人。
比如，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英华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79年，施约瑟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再比如，1832年，马礼逊和裨治文共同创办了前文提到过的《中国丛报》；1868年，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来改名为《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则担任过广学会的总干事，出任过天津的《中国时报》的主笔。
传教士们对晚清社会现实的记录，是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当然，他们的记录通常也不乏谬误。比如1852年9月23日的《伦敦早报》引述郭实腊提供的信息说：“道光——乾隆侧室所生之子——以损害帝国合法继承人的方式登上天朝宝座（The Celestial Throne）。”
事实上，仅前半句话已有两处明显错漏：其一，道光皇帝的母亲喜塔腊氏——淑睿皇后——不但是嫡皇后，而且是清朝唯一生下皇帝的嫡皇后；其二，道光皇帝的父亲并非乾隆，而是嘉庆。只不过他不是长子，而是次子。
《伦敦早报》的这篇文章评论说，道光帝登上皇位的方式，与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方式相似。
曼弗雷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亲生儿子，但他的母亲兰西亚并非腓特烈二世的合法妻子。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帝国，一度与罗马教会合作无间，极盛时期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和瑞士。
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因在争夺主教任命权一事上与罗马教皇发生激烈斗争，帝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罗马教皇的过程中，曼弗雷德于1254年当上了西西里的摄政王。4年之后，利用年仅6岁的西西里国王康拉德去世的谣言，曼弗雷德直接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然而，道光皇帝登上宝座的过程，与曼弗雷德完全不同。如果《清史稿》的记载属实，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5月14日），嘉庆帝“遵建储家法”，将次子旻宁（即未来道光帝）立为太子，并将建储诏书“缄藏鐍匣”。既然道光本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登上皇帝宝座实属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损害“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的利益。
至于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他们主要通过出版日记、书信和著作的方式，或者通过接受采访的形式，或者通过直接给媒体撰稿的方式，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告诉西方人。他们对自己外交经历的记录——无论准确与否，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
前面提到的马嘎尔尼无疑是西方外交官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后，另一位英国外交家阿默斯特勋爵于1816年访问中国，并再次体会到英国与中国在宫廷礼仪方面的冲突。
1818年4月25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阿默斯特勋爵中国行记》的文章。根据文章的记录，1816年2月9日，阿默斯特勋爵及其扈从乘坐“阿尔切斯特号”轮船离开朴茨茅斯港前往中国。作为英国的的特命大使，他的使命与马嘎尔尼相同，使英国与中国建立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商贸关系。
他们一路经过马德拉岛、南非里约热内卢、非洲好望角、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诸港，在7月初的时候，终于触及中国的海岸线。而后，他们沿海北上，8月9日安全抵达渤海湾。然后，在清朝官员的引导下，阿默斯特一行前往北京。这篇文章写道：
清朝官员们在一路上用尽了一切办法，以让勋爵遵守满族人的叩头礼仪，但遭到了勋爵的抵制。他的理由与马嘎尔尼勋爵相同。勋爵表现出的尊重，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的君主的尊严、国家的荣誉相符……1795年，荷兰人遵守了叩头礼仪。出于明显的理由，中国人十分渴望英国大使也遵守这个礼仪。为了让阿默斯特勋爵就范，威胁、谄媚、谎话连篇，清朝官员把各种招数都用了，但都是徒劳。
阿默斯特的这次出使再次以失败告终。
除了出使中国或者常驻中国的西方外交官，清朝官员，清朝派驻欧美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与清朝有交往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比如日本或朝鲜的官员，都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比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甲午战争之后，美国记者就采访了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慎一郎。
在中国的官员中，与西方媒体打交道比较多的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这与他们二人的职务有关：奕曾主管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曾担任过北洋通商大臣。我们可以在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中，看到晚清的改革努力、政治现实以及王朝末日的无奈。
中国的学者或革命家，以及研究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渠道。前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后者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以及东京政府大学（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okyo）的教授罗克福德（Clark of Rockford III）等。
在美国唐人街谋生的中国商人和苦力，也是西方媒体观察中国的渠道。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政治与民生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初，清国脆弱的南方海疆不断遭到海盗、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清国地方官及海军露出了可怕的破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