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务农的经济回报不如到城市务工和经商，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现在农村中费工费时的农活，如农家肥、运秸秆、挖河泥、除草等基本没人干，秸秆难以就地还田，农民便将秸秆付之一炬，有的甚至直接将其推入河里，河塘成了“天然垃圾场”。又如，据东台市农业局局长介绍，沼气因为费工费时，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兴办的沼气池大量消失。有些农民建造楼房，使用抽水马桶，粪便直接排入水体。农村垃圾因其非有机质成分增加，已不再制作农家肥，而是家前屋后、河边桥头任意堆放。
不仅如此，目前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基本空白，农村环境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很多地方出现农村公共环境无人管、管不了的现象。县乡政府部门普遍感到农村环境管理难度很大。
评论：在市场化的初期，农村经济的活力得到极大的激励，但往往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即单纯的经济利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得到极大的激励，而生态环保则往往被忽视。这与我国整体经济呈“压缩型”市场化的欠成熟特征有关，因而亟待引起社会的重视与关注。
二、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特点由上分析可见，当前我国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耕地、城市土壤、矿区土壤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土壤污染源呈多样化的特点，不仅土壤污染的面积和类型在增加，污染物种类和含量也在增加。由图2‐3可知，随着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工业污染（废水、二氧化硫、固体废物）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中国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呈现出与城市（工业）污染不同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
（一）污染点多面广，面源（非点源）污染严重
在农村，由于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等废弃物大部分没有得到处理，随意地堆放在道路两旁、田边地头、水塘沟渠或直接排放到河渠等水体中。据测算，每年产生的数亿吨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使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种植发展迅猛，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农药、化肥的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引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及地面径流造成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和空气污染。目前，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同时，随着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规模化畜禽养殖业迅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畜禽粪便污染问题，成为当前农村面源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目前，我国的肉类和禽蛋产量均跃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8051.4万吨，禽蛋2945.6万吨；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61.25和22.4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随着畜禽生产规模的扩大，畜禽饲养及活体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和废弃物，对人类、其他生物以及畜禽自身生活环境的污染愈来愈突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世纪80年代估测，全世界每年仅鸡粪总量就达460亿吨，这些鸡粪若处理不当，则是一个相当大的环境污染源。一头猪的日排泄粪尿按6公斤计，则是人排粪尿量的5倍，年产粪尿约达2.5吨。如果采用水冲式清粪，一头猪日污水排放量约为30公斤。一个千头养猪场日排泄粪尿达6吨，年排泄粪尿达2500吨；采用水冲清粪则日产污水达30吨，年排污水1万多吨。成年猪每日粪尿中的BOD（生化需氧量）是人粪尿的13倍。目前猪肉在我国肉类总产量的比重超过60%，且随着我国养猪业的发展，其污染情况还会更严重。
（二）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
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等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
农业环境污染不仅包括由工厂排污造成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显性危害，而且还包括由于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对土质农作物造成的隐含性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农业中使用的化肥、农药残留物被雨水淋溶后随径流进入水环境，以及水土流失过程中土壤养分和有机质随泥沙一起被带入水环境。2005年农药施用量146.0万吨，化肥施用量4766.2万吨。有机肥施用量仅占肥料施用总量的25%，而合理的比例是40%左右，微量元素肥料施用面积仅占应施用面积的15%左右。粗放型灌溉使农民施用的化肥中，只有1/3被农作物吸收，其余则通过沟渠进入河流，另一部分则进入大气或留在土壤中。氮肥和磷肥施用过量，钾肥施用不足与区域间分配不平衡，导致土壤板结、土质下降、肥料利用率低、土壤和肥料养分易流失，从而造成对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湖泊富营养化。据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药年用量为80万~100万吨，这其中只有10%~20%的农药附着在农作物上，其余80%~90%则进入土壤、水体和大气中，一部分在灌水和降水等淋溶作用下进入地下，污染地下水，另一部分则通过径流污染地表水。
土壤污染不像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那样易于察觉，往往是通过影响植物生长或地下水的质量后才被发现。土壤污染物也可以影响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通过植物中的残留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威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潜伏性和滞后性，从遭到污染到产生“恶果”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反映出来；同时还有累积性，超过它的承载容量以后就会突然一下子爆发，恢复代价很大，甚至难以恢复。1955年至1970年间，日本富山市神通川流域出现“痛痛病”公害事件，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大米，到1979年，这一公害事件先后导致80多人死亡；20世纪70年代沈阳铁西张士灌区发生镉污染事件，导致土壤和稻米中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人畜不能食用，土壤不能再作为耕地，只能改作他用；20世纪80年代株洲东郊污灌，土地铅含量为当地土壤背景值的15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的土壤区域性污染，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的污染恶果已初步显现。
可见，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伏性、积累性、地域性、不可逆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一旦土壤被污染后，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往往难以自我恢复，不仅治理成本高，而且周期相当漫长。
案例2‐2
我国农业中的化肥施用及其环境效应
自然本身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生态循环圈，它的结构、组成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是基本平衡的，任何来自外部包括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内的强行干扰和改变，都有可能触发生态系统的长链反应，进而使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经济循环圈中的生产、消费活动可能引起和激发生态循环圈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经济循环圈和生态循环圈之间不能协调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用是人类社会经济循环圈直接影响和作用于生态循环圈的一个方面。
化肥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化肥的施用能提高粮食作物单产55%~57%、总产30%~31%。在我国，如果保持多年亩均施用化肥10公斤左右，单产可提高40%~60%，总产可提高35%左右。然而，长时间施用化肥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因化肥施用导致的水体污染有日趋加剧的倾向。据统计，我国130个大型湖泊中已有近半遭受包括富营养化在内的重度污染。太湖流域在乡镇企业污染源得到基本控制以后，农业污染又成为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70%的水体污染起因于农业污染。此外，京津唐地区有69个乡镇地下水、饮用水中硝酸盐含量半数以上超标。化肥问题已不仅是简单的粮食问题，它关系到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及环境保护问题。
我国的化肥生产一直以氮肥为主，磷、钾为辅。按照目前农业生产现状的需要，我国化肥的生产合理比例应为氮∶磷∶钾=1∶0.4~0.6∶0.2~0.3，但实际生产比例为氮∶磷∶钾=1∶0.3∶0.2~0.01。因此，长期缺磷、钾肥影响了农作物的养分平衡，导致化肥利用效率低下；而且，由于化肥施用单一，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含量和结构也存在失衡现象。再加上化肥产品的低质性，不但降低了施肥效率，还破坏了土地资源本身的平衡能力。由于化肥养分释放“不可控性”方面的差别，我国氮肥当季利用率仅为30%~3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利用水平。由此每年通过淋溶、挥发等途径损失的氮肥约为900万吨，价值人民币400亿元，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评论：要阻止和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减少化肥使用量，在绿色食品市场的导向作用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把农业结构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加快化肥市场技术创新，推动“可控性”肥料的研发与生产，及推广测土配方等科学施肥方法。此外，促进我国农耕制度向环境友好型的耕作方式的转变，也是解决农业污染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污染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不易监测性
降雨的冲刷作用及地表径流淋溶而产生的土壤颗粒、土壤有机物、化肥、农药、有机肥料或城市街面堆积物等随之流入受纳水体，引起水质污染。这种环境污染发生区域的随机性较大，排放途径及排放污染物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污染负荷空间分布十分广泛。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同时，又较易构成水体环境隐患的面源污染。由于对面源污染的监测成本较高，一般只能对受害地监测，而很难监控排污源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