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堵得慌，就一个人走出旅馆，在几十米长的土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在修车铺子的门口，我看见有个光屁股的孩子在土堆上爬，夕阳把孩子的身体照得亮晃晃的，像个金属做的娃娃，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
车队整整开了两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地平线上的绿洲小城——达莱呼布，我们进入了居延绿洲，闻到了青草上的潮湿气息。达莱呼布很小，全城只有九千人，却聚集了额济纳旗70%的人口，它是内蒙古最西边的城镇，是当代的居延城。东西居延海就在它的附近。
西居延海干涸已经没有悬念，东居延海呢？陪同的旗长也说不准，他们平常也很少去。旗环保局的同志说，去年初冬，东居延海的水已经很少了，有人到海子里捞鱼，然后到镇上卖，鱼真多啊。他买过一条，搭在自行车后架上，驮回家去，鱼弯下去，头尾几乎搭到了地面。至于现在有没有水，他也不清楚，可能还有一点水面吧。
我想应该有点水吧，至少也留有一块沼泽地。毕竟1992年时，我还知道它有一二十平方公里的水面。可是我们的越野车竟直愣愣地开进了东居延海的湖底！我下车，在湖底上走了五六里，没有一滴水！西居延海也是如此！湖底的砾石滩上，有驻军汽车留下的辙印。在东西居延海之间，我们仅发现了两片湛蓝的水洼子。当年能喷涌出一人多高的泉水，如今在沙地上如同行将干涸的泪眼，它的边上留着深深浅浅的驼蹄印。这里住着绿洲边缘最后一户人家。
向下游放水是值得歌颂的事，居延海恢复水面是“一曲绿色的颂歌”，那么，当初导致居延海干涸的又是什么歌呢？是谁废江河万古流呢？
也许我还是得把话说明白，虽然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激情和冲动，我还是为自己穷究的执着感到无奈。记者生涯，养成了我破解难题、了解真相的个性。而了解真相后，我又常常感到迷惑甚至愤懑。不说也罢，说出来也许使一些人不快，但还是忍不住要说，这样心里好受些。东西居延海之所以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和黑河中上游修建的30多座百万立方米以上库容的水库有关。自从黑河完全被“控制”、“驯服”，黑河35条较大的支流，断流了33条。到1992年，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河19条支流全部干涸。湖水干涸后的额济纳地区成了沙尘暴的重要源地，并由此形成了一条横贯我国北方的“沙尘走廊”。
从西套蒙古回来后，我写了不少报道，包括内参。我把居延绿洲的生态问题放到了战略意义上强调。如果黑河无水，绿洲废弃，那么国际风云一旦变化，抵御北方装甲部队南侵的屏障便无所依存，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也将受到威胁，西北的门户洞开了。
中央领导在新华社内参上做了重要批示。大约一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阿拉善盟的领导来到了北京，专程汇报黑河断流和居延绿洲生态恶化问题。
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0年，国务院对黑河水量进行了统一调度和管理，并投入了大量资金治理黑河。2002年，黑河水重新流入东居延海，2004年，干涸达43年之久的西居延海湿润了，沿湖的苇草开始生长。“启动了塔里木河、黑河流域治理”写进了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为此，有关部门组织记者去采访黑河调水的成就，并出经费把采访的报道汇编出版成一本厚厚的书，名为《绿色的颂歌》。只是在我眼里，这还是有些悲哀，向下游放水是值得歌颂的事，那为什么不谈谈断流的原因呢？居延海恢复水面是“一曲绿色的颂歌”，那么，当初导致居延海干涸的又是什么歌呢？是谁废江河万古流呢？
这么说，有点言重了。不过当我看过那么多经典的历史风景被湮没，那么多美好的地理环境被破坏，那么多的人民面对生态贫穷，我是动了感情了。天下第一关——潼关，因为三门峡水库规划水位虚高，造成无水的淹没和毁灭，我数次去潼关，还带了女儿一起去，去杜甫诗里的潼关，但越看越苍凉而无奈，高速公路大转盘无情地切割开这个古城，它的修复再也不可能了。和潼关一起逝去的，还有唐中都浦州、陕州、朝邑等历史文化名城。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如果不放在大文化大战略的背景下考虑，往往会被急功近利的项目所扼杀。三门峡水库把有着民族精神象征的“中流砥柱”景观搞没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新景造在了前不见黄河、后不见古城的庄稼地上；敦煌的月牙泉，在敦煌水利工程取得重大成就——几个大型平原和干流水库建成之后，就无可阻挡地因为下游地下水的枯竭而不再喷涌出泉水，人们用自来水给它补水。在和田河的下游遇到的因生态恶化而贫困的人民，是最令我难忘的。
我当时跟着国家扶贫办去新疆扶贫。在一个沙漠边缘的村子里，因为水源枯竭，庄稼长得特别差。当地每户人家都要挖一个塘，蓄点水，当作生活用水。
吃不到盐，那些贫困户就挖碱土，和着馕吃。我在村子里走，有一个老汉和他的一只羊一直跟在我后头。我问了人才知道他是生产队长的爹。我就去了他家。
那家里没有一个柜子，没有一样家具，就几件破衣服挂在墙上。屋顶开裂着，看得到炫目的蓝天。我给了那老汉两百块钱。我说这是我个人的心意，请他们收下。那老汉和他老伴就不停流泪，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后来才知道这老汉活了一辈子从来就没见过一百元的人民币！
我离开的时候，那老汉拦着我的车不让我走。我下去问，原来他把家里唯一的那只羊杀了，要留我吃饭。我太难受了。没有水源就没有绿洲、没有生命，上游建造太多水库，河流就会越来越短，黄沙不断南侵。那些因生态恶化致贫、即将离开家园的人们，让我一步一回头。
独自一人，亲眼目睹塔里木河的守护神——不死的原始胡杨林成片枯死。
站在四十里堡的桥头，四处向人打听焉耆古城的遗址。没有人知道我对地理这么关心，所以常常有人问，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其实，一个人的知识与所学的专业有关，也无关。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时代就已经在各地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小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得了“五四”奖，后来正式出版。
我在大学时发表的小说《没有路标的荒原》，背景是西北地区，不过那时我并没有到过青海和柴达木盆地。1982年写了小说《塞外古道上》，背景也是西北，可我那时还没出过关哪。我只是对西北有着说不清的感情，把好多小说的背景都放在那里了。这种感情一直延续下来，在今年出版的《后望书》里，我有对阳关、敦煌生态环境的研究与调查，《春风不识玉门关》写的就是对修水库中淹没唐玉门关古迹的反思。
记得离校前夕，等待毕业分配时，大家都确定去向了，高高兴兴地去玩，教室里空荡荡的，课桌积满灰尘，上百人的大教室只有我一人仍在那里看书、写作，这时我突然感到落寞和忧伤。后任新华社总编的南振中等到学校挑选记者。我的条件不算太好，被新华社选中，只是比别人用功些。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我的老家在黄岩，父亲做过记者后来当了老师，爷爷是黄岩中学最早的国文教员，有名的书法家，也精通中医。我爱好书法，夜来读帖，晨起即练，经年不断。
人生许多经历，都能积累知识，变成财富。上大学前，我在黄岩铅锌矿当过技术员。那是一座中型矿山，当时的条件差，经常下矿井。在那里，我看了很多地质和找矿方面的书。这是我后来能从文化地理角度去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后来，地矿部党组授予我“荣誉地质队员”称号，我感到非常高兴。
真理需要坚持，我也比较固执，有时就显得不合时宜。在一次国家软科学选题会上，有专家提出应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样的重大项目列入选题，我就忍不住当场表示不同意见。成本计算，不说引水工程造成三江源区脆弱生态环境的改变，千里调水，让长江的水汇入黄河上游，再流到一千公里外的宁夏、内蒙河套引黄灌区，吨水成本近2元。85%的黄河水用于农业灌溉，在西北产1公斤粮食要1吨水，用这样高价的水，农民种得起小麦吗？
我在新华社当了近20年的记者，经济采编室、教科文采编室、政治采编室都待过。不敢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文字与表达从来不是问题。写小说、报告文学、论文、新闻报道，也不感到有什么矛盾，所以如果有重大主题报道，社里就会经常想到我。
1984年夏天，新华社派记者随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采访，当时我是工业记者，却被选上了，还在南极入了党。我在去南极时背上了两部相机，拍掉了近百个胶卷，发回好多新闻图片。从此，我还成了摄影爱好者，每次外出采访或开会都不忘带相机，《后望书》中的大部分图片，都是我自己拍摄的。天山南北，大河上下，有时，翻翻老照片，就能真切地回想起每一次旅程，记起很多场景和细节。
1995年初，新华社派我参加“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事迹的采写。我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4个记者，分三部分写出初稿。我采写第一部分并进行全文的统稿。因为是冬天，大雪封山，没法到西藏阿里去。如需要什么材料，就让西藏的同志坐飞机到北京来。比如孔繁森献过几次血，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就让医生把原始的记录给带来了，最后能核实他献了两次血。我现在回头去看孔繁森，觉得这个人了不起，是党的好干部，也是侠骨柔情的硬汉子。只可惜，有些生动内容，还没有写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也是永远遗憾的职业。
在10余年里，我采访过很多中央领导，担任过新华社中央新闻组的组长，有人说我是“红墙记者”。能让我欣慰的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时政新闻不出错就是成绩。曾有位领导的秘书，当着很多记者的面说，只要我一来，他们就放心了。
采访领导，比较敏感，比如说，领导同志考察时，记者采访不能跟得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远听不见话，太近抢了镜头。每次采访事先都要有一些准备，会议或活动结束前就得交送审稿，否则事后领导就很难找到了。要有全局观，了解当前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形势，了解领导在关注些什么。当然，也有很多技术性的工作，不完全在报道和新闻稿中体现出来，如核对出席的名单、次序，不能有疏漏。
国庆招待会，出席的名单上有，可临时身体不适，来不了，你写上了，不成了笑话？
1999年初，我去了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当副主任，从记者变成了官员。做记者出名后容易失之轻狂，而当官员又容易世故摆谱，我想人还是要保持本色，不能在平常琐事和应酬中消磨敏感与意志。2001年我回到北京，进了中南海，到国务院研究室任职。我现在的工作，面很宽，虽然不再奔波采访，但同样能在更高的视角上关注民生与社会发展的问题。
《后望书》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年，是我最用心写的一本书。我写过很多本书，有环保方面的《世纪大灾变》、《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有小说集《沉默的高原》，还有写黄岩的历史文化散文集《淡出九峰》等。我喜欢写自己感兴趣的书，文化的、历史的、环保的，文字与表达固然重要，但更紧要的是思想，能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分析，逼近真相。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那年开西北找水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出席。我们坐黑鹰直升机去考察塔中油田。回来的路上，一名坐车进去的工程师身体不适，路太远太颠了，我提出换位，让他坐直升机走。我乘坐越野车，走沙漠公路出来。
我在回来的路上，便趁机考察了塔里木河，独自一人倾听了大河的脉动，亲眼目睹了塔里木河的守护神——不死的原始胡杨林成片枯死，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回到库尔勒后，我又去看了大西海子水库和下游的沼泽地。塔里木河流到这儿，已不再奔腾，水库大坝终结了塔里木下游几百公里的绿色走廊。
在库尔勒我又找了辆车，利用会议的间隙，独自考察了西域古四镇之一焉耆古城。我在胳膊底下夹了一本书，站在四十里堡的桥头，四处向人打听这个古城的遗址。没有人知道。后来有一位骑着自行车的老汉，看上去像汉族人，他为我指了一个地方，我沿着土路进去，发现了被沙漠掩埋了的古城。我在这个古城看到了白花花的盐碱滩。我忽然看到了另一个问题，西北的水不是太少，另一方面竟是太多，只灌不排导致了水源的浪费以及土壤的盐碱化。科学灌溉，如何排水的问题是我的一篇研究论文的主题。
在做新华社记者近20年的时间里，我不停地行走、记录与思考。时代变化那么快，我们已经走过了很远，但还是应该经常停下来，回头去看看，看看那些探寻真相的瞬间。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又将是明天的历史。（赈灾义写，稿酬800元，代捐到阿坝藏族自治州教育基金会。）长江第一漂
口述 王岩 整理 周华诚
我现在很少提起那些往事。真的都是往事了，不是什么英雄事迹。“长漂”——长江漂流对我来说，仅仅是一种人生阅历而已。
是22年前的事了。1986年，你要说起“长漂”，大概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吧……你抽烟吗？不抽？那我自己点一根了，让我想一想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