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健人
已经不止一次听外国朋友说这样的话了：“怎么浙江大学也有韩国研究所，而且还成立得那么早！”他们都想不到地处南方的浙江大学也会有韩研机构，往往在访问浙江大学时无意中得知，然后特地要求也能访问一下。当他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藏书，有这么好的办公条件，而且出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举办了这么多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后，往往会追根刨底地问许多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成立时间比较早的韩国研究机构往往地处北方。
是的，浙江大学能有韩国研究所，确属偶然。那该归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机缘巧合，而偶然中的必然，便是沈善洪先生与时俱进的当机立断。当时韩国的最大财团之一大宇财团，其领军人物金宇中以战略眼光看到了改革开放中正在崛起的中国之与韩国的重要意义。他决定派出自己的一批中层干部到中国学习中文。先是到北京联系在京的大学，但没有一个大学愿意接受，然后到上海联系，照样不能落实。因为当时中韩之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他们失望地准备离开中国，这时有人介绍不妨到离上海很近的杭州看看。他们找到四校合并之前的杭州大学，当时任杭州大学校长的沈善洪先生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高教事业的国际化前景，看到了中韩两国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指日可待，拍板承接了此事。于是从1989年开始，原杭州大学便开始接收韩国留学生，这应该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韩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后来都成了推进中韩两国合作交流的最早骨干。
1992年，金宇中先生邀请沈善洪先生访问韩国，在欢迎酒宴上，金宇中先生说，为感谢杭州大学对大宇财团的支持，为进一步推动中韩之间的合作交流，大宇财团准备拿出100万美金支持杭州大学的韩国研究事业。于是，为了加强中韩两国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增强中韩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展两国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途径，共同弘扬源远流长的东亚文明，1993年4月15日，杭州大学成立了韩国研究所。时任校长的沈善洪先生亲自兼任所长，我当时作为学校社科处处长，也就自然肩负起主持日常事务的副所长之责。这一干就是十八年。
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在与国内外同行的比较中明确自己的长短，找准自己的定位，突出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优势，这非常重要。沈善洪先生在建所之初，分析了当时国内韩国研究力量的分布情况，认为东三省是朝鲜族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延边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都具有朝鲜半岛研究的传统优势；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具有中韩政治关系研究的天然优势；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韩国临时政府诞生和最早开展活动的地方，所以复旦大学具有从经济和从当代史上研究韩国的领先优势。而杭州就不具有这些优势，而且，杭州大学也没有从事韩国研究的相应基础，如何脱颖而出就是个难题。当然，杭州大学也有一些自己的长处，比如校内的人文社科研究力量比较强，特别是文史哲方面，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地位行内早有定评。而韩国的历史文化图书资料，近代以前的都是中文文本，专家们的阅读就没有语言障碍。而且，宁波古称明州，为历史上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大港。书籍之路、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佛教之路、商贸之路、支石墓之路、稻作文化东传之路等，有的从这里始发，有的把这里作为重要中转，应该可以挖掘许多历史文化内容。另外，浙江省与韩国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别点：浙江与韩国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地形地貌、岛屿数量、海岸线长度等一系列方面，都具有惊人的相似；还有，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领风气之先的地区，在对外合作方面肯定也存在着许多先发优势。这些，成为了我们的建所之本。
研究所必须以学术研究为重点，我们确定了以韩国传统文化为研究重点：韩国的历史与文化；中韩文化比较与交流；东亚历史与文化。课题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语言、艺术、政治、宗教、经济、教育、法律、新闻、旅游等各个领域。研究成果在沈善洪任主编，黄时鉴、金健人任副主编的《韩国研究丛书》中以论文集或专著形式出版，目前已出版了48卷。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的交流合作也很重要。建所之后，头几年就邀集国内学者和韩国、日本学者，密集地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中韩经济发展比较研讨会”（1995年10月与韩国亚洲大学合办）；“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与韩国历史学会合办）；“第一届中韩人文科学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与韩中人文科学研究会合办）；“韩国独立运动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8月与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会合办、韩国国家报勋处资助）；“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资助）等。特别是“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称作是国内最高级别的韩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由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先生带头发起，国内各重点大学的韩国研究机构响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资助的学术会议，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作为老大哥第一个获得主办权，我们则紧跟其后第二个得到了主办权。
在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活动。1996年7月，争取到舟山市旅游局资助，我们研究所与韩国探险协会、东国大学共同举办了首届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活动，目的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验证中国南部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一般认为中韩跨海交流开始于有船史以来，但支石墓的传播、稻作文化的东传，显然都开始于有船史之前，而那时只有竹筏和木筏。于是，我们组织中韩探险队员，用竹筏和自然风力进行跨海漂流探险。此举首先得经过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批准。在经过繁忙的准备后，竹筏于7月22日从普陀朱家尖下海，因途中遭遇台风，于8月6日漂流到山东石岛。这次探险虽然没有完成预期任务，但沿途考察了韩国大航海家张保皋的古代海上商道。1997年6月15日，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届中韩跨海竹筏漂流。仍然在中国普陀朱家尖起漂，所有经费由舟山市中盛广告公司提供。当时由一名中国队员和四名韩国队员组成的探险队乘着竹筏仅凭季风和海流，跨越了东海和黄海，终于在7月8日漂流到韩国仁川，完成了中韩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从而验证了中国江南与韩国的海上交往应始于造船史之前的桴筏时期。这两次探险活动，吸引了中外一百多家媒体的关注，它们的连续报道很好地宣传了我们研究所，推进了当时刚刚兴起的“韩国热”，《韩国画报》也把此一事件作为中韩建交5周年的十大文化盛事之一进行了报道。
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相结合，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始终是沈善洪所长为我们研究所制定的方向。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杭州市有两个历史事件与韩国关系很大，一个是韩国临时政府转移到杭州后曾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个是高丽时期曾有位高丽王子前来杭州求法。像现今大韩民国政府的法统之源即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它于1919年4月10日成立于上海，一直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从事韩国独立运动，并一直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有力援助。1932年4月29日，金九和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制造了爆炸事件，炸死日军侵华总司令后，受到日寇的疯狂迫害。韩国临时政府只得转移浙江，在杭州、嘉兴、海盐等地进行着最为艰难的斗争。作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先生和他的同志们，就是在浙江人民的保护下躲过了日寇的追捕。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1937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迁移镇江，之后辗转南京、长沙、广州、柳州、綦江等地，最后于1940年到达重庆。而在这史称“颠沛流离时期”的8年时间，浙江时期从1932年4月到1937年4月就长达五年，这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们几次向杭州市和浙江省的有关部门反映这些情况，要求建立纪念性场馆。杭州市政府经研究决定，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2002年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的筹建就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成为中国境内第三个得到国家批准建立的韩国独立运动纪念场馆。因为省内只有我们一个韩国研究机构，所以就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个任务。从选址开始，到收集资料、撰写文稿、语言翻译、制作铜像石雕，现场布展施工，直至最后完成。有韩国游客参观了韩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后竟称赞说超过了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纪念馆。高丽寺的重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毛昭晰先生在参观了高丽寺后，他的评语是：“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非常好！”
为了使研究教学工作为社会服务能更加经常化和正常化，我们还申报建立浙江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会，最后经外交部批准而成立。据了解，中韩之间的省级学会全国仅此一家。沈善洪先生不顾高龄，从开始就担任该学会的会长至今。
沈先生自身作为优秀学者，深知图书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始终把本所的图书资料收集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努力将本所资料室建设成为韩国传统文化资料中心。为此，我们广交朋友，与韩国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图书资料的交流交换，并一直得到中韩团体和个人的赠书资助。特别是韩国西江大学教授全海宗先生，将他终生积累的研究用书全部赠送本所，我们为此设立了“全海宗文库”。另外，中国的杨昭全先生、吕洪年先生也将他们的研究用书赠送本所。现本所内已有韩文版图书万余册，中文版图书近万册，中外期刊三十余种。在全国的韩研机构中，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研究所的发展首先取决于人才。沈善洪先生最为重视的就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我们研究所在目前国内大学是仅有的两个拥有独立编制的韩国研究机构之一，近年来，改变了南方院校韩语人才匮乏的窘状，我们所已经引进了三位精通韩语的研究人员，而且都是在韩国或者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同时，我们坚持依靠所内在编人员与本校相关系所兼职研究人员所形成的基本研究队伍，并与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形成非常稳固的交流合作网络，共同致力于中韩关系研究，致力于韩国传统文化研究，致力于浙江为主的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研究，在校内开设本科生韩国语教学，招收培养以韩国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把我们的研究所，建设成为国内韩国学界的一流研究所。
[作者简介]金健人（1951-），男，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