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
我与沈善洪先生1987年初次相识于英国，那时他任职杭州大学校长时间不久，与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教授等一行赴英国考察高等教育。考察团到英国后，按计划专程来到Sussex大学访问；我则因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当时正在该校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同时进行博士项目研究工作。记得当时校方也邀请我一道参加考察团与威尔金森校长的会见，并参加学校附近一家小镇餐馆的欢迎午餐。在外访学期间能够见到自己学校的校长，心情自然很高兴。沈校长仔细询问了我的访学情况，并与我共同探讨英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与优势。访问即将结束时，沈校长嘱咐我就英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情况写成材料，寄给他参考。沈校长关心的问题非常具体，包括英国大学制度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英国大学教学与行政人员的编制比例，教学与科研编制是否分开，英国大学是如何组织教学和管理行政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例如何，大学经费的来源及其管理使用，等等。虽然时隔二十余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就沈校长关心的问题写成材料寄给他后，他还专门嘱咐《杭州大学高教学刊》予以刊载。
沈校长一直是我所敬仰的学者和领导。我知道沈校长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很有研究，成果颇丰，对此业内人士自会有客观评说，无须我赘言，我只想从我个人的角度谈点看法。由于我从学生到教师，亲历了沈先生任职杭州大学校长的十年，本身又长期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后更任职浙江师范大学校长七年有余，一直对大学校长的角色研究很有兴趣，所以自以为对沈校长的治校理念与实践还是有些感悟的。
中外大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可谓群星灿烂，业绩辉煌。德国的洪堡、英国的纽曼、美国的赫钦斯、中国的蔡元培等，既是著名的大学校长，也是当时有名的大学思想家和改革者。大学校长的第一素质就是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就不可能有先进的办学方向，没有先进的办学方向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办学实践。当然，社会要进步，时代在变化，大学的理念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总有一些本质要求和基本特点决定了其特殊的性质，使之避免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混淆。
著名大学文化研究者弗莱克斯纳曾经说过：“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它们，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
当然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样的大学——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大学。但不管留下多大的余地去思考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大学的特性是学术组织，是以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为基本任务的社会组织，这一点看起来明白易懂，但要深刻理解并付诸实践却并不容易。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大学沦为简单的政治组织和工具，服务于“阶级斗争”等政治目标，与学术组织的基本特点和职能相去甚远，大学的学术特性遭到破坏，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痛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大学组织的基本属性有着清楚的认识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而沈校长在任职期间，深刻洞察大学的基本特性与职能，一直重视重建大学学术文化，在多种场合倡导学者追求真理、追求高深学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办好一所大学，仅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显然是不够的。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仅组织目标和任务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所要求的管理方式也与其他社会组织有很大的不同。英国剑桥大学原校长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说过：如果一名海军舰长面对问题不作决定，他的舰队就会土崩瓦解；而如果一名大学校长面对问题不作决定，他很容易推卸责任，逍遥自在。因为大学里的决策权是如此分散，学术自主权观念根深蒂固，在涉及大量具体的学术事务时，各种学术委员会和各科大牌教授往往更具有发言权。因此在大学做领导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由此阿什比给大学校长的第一条忠告就是：领导者必须领导！也就是说，尽管大学的许多决定应该发扬民主由集体作出，大学校长仍必须具有魄力，在关键性问题上敢于拍板，勇于负责，否则学术组织必将碌碌无为，走向平庸。我认为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杭州大学迎来了一位不仅有远见而且有魄力的校长。在坚持学术治校的同时，沈校长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力排众议，根据德学兼优标准，大胆起用年轻学者担当学术重任；职称评审也排除了论资排辈的做法，而以学术水平为优先考虑的标准。在沈善洪先生任职杭州大学校长期间，一大批年轻学者脱颖而出，走上学术领导岗位，为学校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30多岁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博士生导师或任职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的年轻学者大有人在。学校的这一政策对鼓励年轻学者积极向上、勤奋治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回想起来，当时杭州大学的学术风气确实是比较好的，学校发展生机勃勃，学术团队凝聚力也比较强。
由于我国长期没有理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一直缺少必要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对大学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学校与社会缺乏互动，因此大学组织的变革一直比较困难，既缺少外部压力，也缺少内部动力。当时的杭州大学也与其他许多高校一样，一直受制于缺少高水平学术人才、缺少研究与办学经费、缺少办学自主权三大困境。就学科布局来说，传统学科多，新兴学科少；基础学科多，应用学科少；雷同专业多，特色专业少，这已成大学的普遍现象。为改变这一局面，沈校长与校领导集体一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保持基础学科特点与优势的同时，积极兴办和发展金融、旅游、城规、法律、新闻、文博、电子工程等应用性学科，同时积极鼓励开展应用性研究，推动研究机构走出校门，走产学研合作之路。改革使得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研究经费、成果数量、招生规模显著增长，办学实力明显提高，从而增强了大学的办学活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远离社会、脱离实际的形象。
沈善洪先生任校长期间，杭州大学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尽管当时尚未形成客观的学术排名，但杭州大学是办得最好的地方大学之一，是少数综合学术水平可与部分部属大学匹敌的大学之一，也是同道中比较认同的。1997年杭州大学能够入选国家“211工程”大学行列，与沈校长的努力和贡献密不可分。我个人认为，沈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很值得总结与研究。
谨以此文恭贺沈善洪先生八十华诞。
[作者简介]徐辉（1958-），男，浙江江山人，教育学博士，教授。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