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黄氏是在嘉庆辛酉年，即1801年第一次举行祭书典礼，时绘有《祭书图》。朴氏所见之图应当是这幅《祭书图》。该图据瞿中溶（1769-1842，字镜涛，一字木夫）《题黄荛夫祭书第二图》之注文，为吴竹虚所作。吴竹虚即吴履（1740-1801，字旋吉），竹虚为其另一字，别号瓦山野老、苦茶庵等。潘奕隽（1740-1830，字守愚，号榕皋）曾题此图，其文曰：
昔齐隐士臧荣绪，陈设五经肃拜之。
甄明至道着序论，重是先圣所留贻。
君言往哲饷我厚，拜手稽首徒虚仪。
高斋精禋庶答贶，欲以脯醴明其私。
今人不作古人事，我自作古人或嗤！
岂知一气默相感，肸蠁仿佛俨格思。
芸编秘册罗秩秩，敢曰糟粕神明离。
礼缘义起即祭法，一任下士嘲书痴。
新图长篇妙摹写，苦茶庵画贞蕤诗。
图为秀水吴竹虚写，竹虚自号苦茶庵，僧卷中有朝鲜国奎章阁检书朴齐家古诗一首，极典雅。朴自号贞蕤居士。呜呼！小儒工发冢，控颐别颊歌陵陂，思原报本义已昧，何异来耳？忘宗支有其举之，莫可废。是典君创，吾当师。
这里更为明确地记述图为吴履所绘，朴齐家赋有古诗一首，所谓“苦茶庵画贞蕤诗”。根据潘奕隽的记述，朴氏的古诗收录在吴履的书卷中，不过在现存吴履作品中并未得见，但此古诗想必就是前述之《黄荛圃祭书图歌》。看来这首诗当时经由黄丕烈为潘奕隽所知晓，故在为该图题文时论及。有关黄丕烈1801年首次祭书的情况，史料记载颇有限，《祭书图》是否还存世也不详。现存有张问陶（1764-1814，字船山）
当时的另一首《祭书图诗》：
人到嫏嬛梦亦清，羡君真个拥书城。
通神忽感风云气，食古宁忘报赛情。
万轴华签春弄影，一堂灵鬼夜闻声。
年年笑我诗空祭，酒脯当筵只自倾。
和潘奕隽的《题祭书图为黄荛圃》一样，该诗对图本身的内容无甚描述。故朴氏的赋诗不仅揭示了双方以书和祭书图为主要内容的交往，而且其中的若干描述也能让我们对这幅祭书图有一些了解。关于该图的内容下文中还会有所论及。
三、与柳得恭的交游
朴齐家之外，这一年和黄丕烈有缘在琉璃厂相遇并相交的还有柳得恭。《缟纻集》记有黄丕烈的另一段文字，其中写到：
余与五柳居主人为莫逆交，至都，每观书，至其肆，时遇朴贞蕤柳惠风二公，赏奇析疑，真觉此番北来，真交海外君子。
可见他当时在琉璃厂同时遇见的还有柳惠风。柳惠风（1749-1807），即前述《燕台再游录》之作者柳得恭，惠风是他的字，其号泠斋。柳得恭有两次入燕，前已述及，这两次都是和朴齐家一起在担任奎章阁检书官时作为随员出使清朝。
和朴齐家一样，柳得恭出使期间也多与清朝文人交往。同作为奎章阁的检书官，两人在京期间常常一起造访当时北京的文人汇集地琉璃厂，访书求书，并与许多清朝文人结识交谈、诗文互赠。他的两部燕行录，《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有不少相关的记述。此外，收录在其《泠斋书种》的《并世集》更是集中记载了同时期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交往互赠的许多诗文，从而和《缟纻集》一起成为研究乾嘉时期中朝两国文人交流的重要资料。柳得恭的两部燕行录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被金毓黻收入《辽海丛书》，故其燕行期间与清朝文人的交流多为中国学者所关注。
上面《缟纻集》记述的文字可进一步确知，黄丕烈和两位朝鲜使臣是在琉璃厂的五柳居相遇。五柳居是当时琉璃厂书肆中规模较大的一间，主人陶庭学（1732-1797）、陶蕴辉（生卒年不详）父子娴熟版本，与当时的许多藏书家私交颇深。他们和黄丕烈同为吴县人士，双方关系更不一般，尤其是陶蕴辉。1801年，陶庭学已过世，上文所说五柳居主人即指陶蕴辉。文中以“莫逆交”称之，可见一斑。我们知道，黄氏的藏书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陶蕴辉，他也曾说其所收宋刻“大半出其手”。五柳居当时多“璜川吴氏藏书”，在琉璃厂书肆中颇受人关注。朝鲜使臣访问琉璃厂书肆也经常出入该书坊，李德懋曾感叹在琉璃厂书肆中，“陶氏所藏，尤为大家”。1778年他和朴齐家就是在五柳居购得《经解》、《绎史》等多种书籍，并将之带回朝鲜。应该说，在18世纪的中朝文化交流史上，五柳居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燕台再游录》中，柳得恭记黄丕烈道：
黄丕烈，号荛圃，江南吴县人，收藏甚富。有《祭书图》一轴，带来展看。姑苏古城，缥缈云际，枫竹萧森，书楼中明烛奠盏，作偃偻状，可谓好事者也。索题一篇。余方束装而归，匆匆未能也。
这里可知柳得恭在和黄氏的交游中也阅览到《祭书图》，文中言图为黄氏“带来展看”，而“余方束装而归”，故此次两人相见当为黄氏造访使臣在京住所而为，也可知双方实际上并非只有一面之交。对于《祭书图》，柳氏文中进行了一番较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看到秋风中，夜色下的姑苏城内，一位“好事者”在书楼祭书的情景。柳氏言其匆忙间未有题文，不过《泠斋集》记有其咏黄丕烈的一首诗，诗曰：
秋山一抹是姑苏，窗竹萧森烛影孤。
江左收藏谁最富，试看荛圃祭书图。
其后注：“黄丕烈，号荛圃，江苏吴县人。藏书甚富，有时明烛浇盏而祭之，作图属诸名士题咏”。诗主要描写《祭书图》，或是其对在京期间未能为此题文的一种关照。前已述及，因为《祭书图》现已不存，过去学界对图本内容无甚了解，但是根据柳得恭的记述，结合前述朴齐家的赋诗，我们现在可以得知这幅《祭书图》之面貌。
关于黄丕烈和柳得恭的交往，《燕台再游录》还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笔谈的内容，其中有黄氏向柳得恭询问《论语集解》版本的情况：荛圃问：“向于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中，知有抄本何晏《论语集解》出自高丽。此书见在苏州藏书家，其字似唐人隶书，牌板每字之傍，有字系高丽本国文字，似中国曲谱傍注工尺字样，未识先生能知其文义否？此时贵处可有其书本子否？又有似此经书古本否？”余答：“无矣。先生所问抄本每字傍有字似曲谱工尺字样，必是倭国片假文。无乃倭本而误定为高丽本欤。”日本抄本何晏《论语集解》过去因为钱曾在《读书敏求记》的记述一直被误认为是高丽本，黄氏从柳得恭处得知真相，后在为《论语集解》所撰题跋中也有类似的说明，颇可对证这一记载。题跋中他这样写到：余向于京师，遇朝鲜使臣，询以此书，并述行间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书。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朝鲜使臣就是柳得恭。
此外，笔谈中黄氏还向柳得恭提及《高丽图经》的版本：荛圃曰：“前日，这里主人说起，先生要觅《高丽图经》，舍下却有影宋本子，较知不足斋所刻却好，惜未带来。倘日后可有相会日子，能带来一观更妙。”答：“河清难俟。如获一睹，更快。”《高丽图经》是宋代徐兢在宣和五年（1124）奉使高丽留下的见闻录，因此一直为两国文人所关注。该书的刊本，最早是乾道三年（1167）徐蒇在征江郡斋付梓的所谓乾道本，这也是宋时唯一的刊本，清初传世的乾道本已成海内孤本。而乾嘉时期最为流行的就是鲍廷博经过校雠后收入在《知不足斋丛书》的刻本，即所谓鲍刻本。此本虽然较流传的抄本为好，但仍非善本。黄丕烈深知于此，因此特别向柳氏论及于此，并提出若有机会再见，可将所藏“影宋本子”带来一观。由此可见他对柳得恭的知遇之心以及双方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上的相得益彰。
上述版本方面的内容之外，双方笔谈，柳氏还记有如下一段：荛圃扇面有诗云：溪户无人谷鸟飞，石桥横木挂禅衣，看云日暮倚松立，野水乱鸣僧未归。款榕皋。余问：“榕皋何人？”答：“潘奕隽，字榕皋，又号水云漫士，系己丑进士。曾任内阁官，升户部主事。为人善文墨，能书、能诗、能画，见在解组。其子潘世璜，字理斋，乙卯探花，改户部主事。其侄潘世恩，字芝轩，癸丑壮元，见任礼部右侍郞。我苏世家也。”此处潘奕隽前已提及，他曾为黄丕烈《祭书图》题字，两人交情笃厚。
这里所说的潘氏扇面题诗查其《三松堂集》未能得见，故柳得恭的这段记录还让我们意外地获知潘奕隽的一首佚诗，颇为珍贵。
黄丕烈和朴、柳两氏相善，除了上文所及，他在朴齐家、柳得恭随使团归国临行之际，还“磨墨伸纸，得七言古二十韵，持赠二公”：
嘉庆六年岁辛酉，我随计车适北走。
京都滚滚风尘中，忽遇奇人朴与柳。
衣冠状貌殊中华，云是朝鲜使臣某。
二公本是彼国豪，天界才华真富有。
朴公发迹由词科，策对万言孰与偶。
一编稿略号贞蕤，洋洋大篇冠诸首。
其天怜慕华风，名公钜儒皆乐
卷中不尽怀人诗，熙熙慕思要以久。
我来订交恨已迟，倾盖相知意独厚。
赠我楹帖见摛文，濡墨挥毫不停手。
题我画图为祭书，属词比事方脱口。
海内文章信有人，如此东人肯居后。
柳公诗笔处清新，一字一珠却不苟。
长篇曾向扇头窥，篆刻鸿章气抖抖。
侧闻归国已有期，数簏奇书驱马负。
琉璃书肆人肩摩，谁向嫏嬛时一扣。
何晏论语世所稀，东国旧传今失守。
徐兢图经家尚藏，副本末携我职咎。
区区爱书心正同，不惜千金买弊帚。
德功之立古云难，与子相期言不朽。
诗称赞朴、柳二公的学识，对双方在北京的交游也作了一番概述。尽管黄氏称此为即兴之作，“当笑我出之太易，有示璞之讥已”，但是诗表达了他对朴、柳两位朝鲜学人的推敬，我们从中也充分感受到汉文化圈中一种相知相遇的文字情缘。
四、余论
上述黄丕烈和朴齐家、柳得恭的交游只是乾嘉时期中朝文人结交的一个个案。实际上，这一时期伴随着朝鲜使臣的燕行，两国文人的交流十分频繁。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们不断能看到类似的以书籍和文字之福结翰墨之缘的友情，这种基于同一种文化背景的书籍和文字因缘颇为契合，跨越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令人感动和向往。然而与此同时，研究中我们也常常发现这方面的史料更多来源于朝鲜学人的记载，缺乏中国史料的对证。因此西泠印社发现的这部有黄丕烈手书跋文的《国语》便显得尤为珍贵。
行文至此，附带对这部《国语》本的归藏者“金羲淳”作些说明。
金羲淳（1757-1821），字太初，号山木、景源，谥号文简。本贯庆尚道安东。他1783年为生员，1789年式年文科甲科及第，擢升为抄启文臣，1791年出任副修撰。之后的一个时期是朝鲜正祖（1776-1800年在位）推行消除党争、不专用一色党人之时，他的政治生涯因此也出现反复，曾被削职、罢职。不过随着金祖淳（1765-1832）地位的提高和安东金氏势道政治的出现，身为安东金氏，其官级也不断提升。1799年他任副应教、应教等，1800年出任吏曹参议。1801年纯祖即位，任吏曹参判，1806年历任户曹、礼曹、兵曹、工曹参判、行大护军，之后是汉城府庶尹、吏曹参判、汉城府判尹、大司宪。纯祖9年（1809）任吏曹判书，官至从二品。他没有文集留下，相关的资料也很少，故对他何以能归藏此书不甚知之。不过他曾任弘文馆副修撰、副应教、应教等职，而弘文馆为朝鲜王朝三司之一，主管内府的经书、史籍、文墨，并负责解答君王疑问，时奎章阁隶属于此，所以他对书籍应当颇为熟悉，任职期间想必和作为奎章阁检书官的朴齐家等人也多有来往。笔者推测他得到这部书应当与此相关。
2011年4月1日初稿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
2011年4月30日二稿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BK馆
2011年6月14日韩文稿定稿（刊于《奎章阁》38）
2011年9月20日中文稿定稿（谨以此恭祝沈校长八十华诞）
[作者简介]杨雨蕾（1969-），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韩关系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