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热忱的人，也是一个坦率、直爽的人。但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容易感情用事，轻率冲动。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西安内部引起很大震动。25日一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刻要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是的，今天！”“这是不是太仓促了。”“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3方面意见还不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介石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学良才不能不送。所谓南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变主意不去南京，那么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机。
赵四小姐得知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之后十分惊讶：“什么，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怎么走得这么急？原先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走吗？！”赵四小姐惊异地望着行色匆匆的张学良，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非常不安。但张学良却镇静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点，人家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过圣诞节，我怎好拒绝呢？”“啊，是这样，不过”，赵四小姐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似的提醒说：“这是大事，要慎重，这你跟周先生、杨主任他们商量过没有？”张学良说：“以前商量过，不过提前走还没来及告诉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啊，这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他会进行报复的。”
“不，霞，你放心，现在还不会。”张学良拉着赵四小姐的手，不无留恋地说。在平时，他对聪明的赵四小姐的意见是乐于倾听的，但现在他认为她显然是由于过分为他的安全担心，才极力阻拦。实际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既然委员长一再表示理解这一行动，赞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证他的安全，用宋美龄的话来说，一到南京就让他返回西安，连一秒钟也不叫他多停呢，看来安全没问题，所以他把上述情况向赵四小姐作了介绍，仍执意要送。“不对，汉卿，这你就想错了。”赵四小姐焦虑不安地说，“你与委员长共事，时间不算短了，他对你究竟怎样？他的关心和信义在哪里？你过去被他利用，替他背黑锅，他用得着你时，把你奉为上宾，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这你难道都忘了吗？你过去吃他的亏还少吗？至于宋氏姐妹的保证，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这么回事。”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想帮我点忙的，问题是……唉！”
赵四小姐认为张学良有时过于看重哥们儿义气那一套，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又往往比较天真的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严肃地说：“汉卿，我总觉得，放他回去，是为了合作抗日，这你是做得对的，但送蒋，还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险了。过去，凤至大姐也常说，你有时比我们还天真，这可不好呀。把别人想得太坏，是不好的，但把别人想得太好，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你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别看在这里说得好听，到了南京，那就会是另一副面孔了。再说，南京的亲日派，还有什么十三太保之类，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里，就算委员长对你不加追究，这些人会放过你吗？”“嗯，这倒是个问题，是必须留心的。”张学良似乎有点动心了，但他想了想，还是豪迈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说：“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的顾虑，你的分析，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怕难相从，因这事早先委员长夫妇就跟我谈过，我是答应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顾不了这许多啦。好，再见吧，请多珍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不，汉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赵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泪，拉着张学良的大氅不放。张学良是在一种惜别和悲壮的气氛中匆匆下楼登车离开公馆的。
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蒋介石临别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6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陪蒋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在蒋、宋登机起飞时，他也登上自己座机跟着飞去。这时已是下午4时了。
（三）蒋介石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声明
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两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
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促，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周恩来要了一台车，直奔机场。途中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周恩来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以后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的字）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像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飞机到洛阳，他就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被扣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遵照执行了。12月26日，蒋介石夫妇自洛阳飞抵南京，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一下飞机，张学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辆汽车以及南京张公馆的两辆汽车，直奔宋公馆。宋公馆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鸡鸣寺北极阁，绿树蓊郁，幽雅宜人。宋公馆内有两幢二层小洋楼，宋子文把后面的一幢让给张学良下榻。最初的日子，还算不错。张学良在南京走访亲朋好友，往来自由。只是外出时，总有两辆汽车跟着，一辆是南京警务厅的，一辆是军统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务。那时，说是“保护”张学良，倒也还是说得过去。张学良还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来，他在南京的日子过得自在、潇洒。
到达南京的当天，蒋介石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训词》颠倒黑白地说：“西安事变，实为中国5000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向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蒋介石在《训词》中为自己吹嘘说：“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蒋介石认为西安事变的原因是：“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蒋介石为自己辩白说：“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这个《训词》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即发表了一篇《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声明》评价蒋介石的《训词》是“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泽东指出：“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