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报告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并说：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周恩来还建议：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应该把上层同下层严格分开。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并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由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多是东北军，白军工作仍是以东北军工作为主。
（二）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
1935年12月间，汪锋奉毛泽东的命令到西安见杨虎城，并带来了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杨虎城有许多勉励和希望之词。杨虎城同汪锋面谈关于抗日救国问题，十七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谈得较多。
杨虎城与汪锋谈过后，曾和几个人商量过。杨虎城对汪的来历不敢相信，毛泽东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自己的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他派一个中共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南汉宸商请王世英、梁明德去红区。去红区前，由崔孟博陪他们先到西安，这是1936年2月间的事。王世英等到陕后，杨虎城向他表明了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请王世英问明汪锋的来历，约王回来后再次见面。汪锋和王世英一起被护送着从阎揆要团驻地淳化进了苏区。
王世英自苏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虎城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当时指的是陕北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王世英证明了汪锋的身份。
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3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3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在1935年张学良到西安以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受到了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推动，从本身利害关系考虑，已下定决心，不和红军再打仗，并且开始觅取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解决这个问题，杨曾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当时注意联络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以停止内战。杨当时着重于实现第二个设想。
东北军调到陕、甘以后，如何对待东北军就成了十七路军的新问题。在历史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没有往来，杨和张也没打过交道。
对张和东北军到陕、甘来的真正意图，杨一时摸不清楚。从张回国和他任豫鄂皖3省“剿总”副司令时期的言论看，张是拥蒋的。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还得在蒋的威胁下为他拼命。从这一方面分析，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官兵，对蒋是不满的，只是抗日情绪暂时受到了压抑；东北军入关，处处受蒋歧视，实力削弱，地位日下，张对蒋也会不满的；张受蒋骗，蒋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帽子巧妙地让张一个人独戴，张不会服气；张、蒋之间必然蕴藏着很深的矛盾。爱国抗日的思想，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部分官兵中是普遍的。
深受蒋的压迫，力量不断被削弱，这种处境，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是相同的。就这些情况估计，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有基本一致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两支部队团结合作，觅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办法，是可能的。杨赞同这些看法，并且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是，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的愚弄，和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对十七路军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军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地生疏，并受到红军的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十七路军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十七路军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上有很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十七路军掌握得住（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虑的。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虎城说：“我先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他严嘱所属，对这些事绝对保守秘密。
张学良到西安后，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职权。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两人来往很频繁，在礼遇上杨很尊重张，但在很长时期内，双方是官样应酬，内心话都不肯说。
有一次，杨虎城去张学良的住处，有意识地试谈国内政治形势。杨虎城回来说：“很糟糕！张很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对杨政治态度的试探呢？推测不出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后来有一天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日、意），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对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没有回答，从此，张学良对杨虎城不再谈法西斯这些话了。
蒋介石的特务，这时极力散布张、杨不和的谣言，在双方之间制造矛盾，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便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并指使双方部队里一些复兴社分子，从内部来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企图使双方关系恶化甚至火并。双方少数部队之间，因驻地靠得近，有时也互相警戒。日子久了，还引起了双方一些中上层军官的疑忌。十七路军中有些军官，就怀疑东北军对十七路军将有不利的行动，并常向杨报告。这时，杨和张都觉得这样下去很不好。怎样改变这些情况呢？张学良把他的朋友高崇民叫到西安，介绍同杨虎城认识。以后，杨虎城和张学良有些不便明谈的事，高崇民就从中做了沟通工作。这样，上层的关系有些打通了，但下层打架争吵的事，还是劝不止，禁不住。
杨虎城有一次对张学良说：“咱们握手言欢，底下（指下层官兵）动手打架，长此下去，不是好事。”张学良随即叫总司令部下了个严整军纪的通令，吵嘴打架虽然还时有发生，但比以前稍好了一些。
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关系逐渐密切了，但又有可能招来蒋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二人商量了一个“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以让他们闹些事，以掩护双方的密切关系，麻痹蒋方特务，避免蒋的怀疑。在这时候，张、杨之间，对于抗日问题可以深谈了，对于反蒋、联共的事，彼此还在互相试探，都不敢吐露真情。其实，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分别和红军建立了联系，但都不愿明说。
据说，有一次杨虎城从南京开会回来，驻守汉中镇巴的二十一团来电话报告，说在一次战斗中，有30多人后退逃跑，使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一败涂地。逃兵现已全部抓起来了，但事关重大，团里不敢擅自处理。杨虎城闻讯连夜赶到镇巴，第二天大清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准备处理这批临阵脱逃者。后来一查，原来他们是根据团部命令，要去通江上抢劫一大批物资作为军饷用。而这些物资是通江、南江等地老百姓支援抗日的募捐物资，认为不能抢，并向团长汇报了。团长不听，仍下令攻抢，他们无奈，朝天放了一阵空枪之后，便集体开了小差。他们一边跑，还一边高喊：“我们中埋伏啦，快逃哇！”带着尖刀排似脚底板擦了油地往回跑。打头阵的一跑，整个抢物资的大部队就溃不成军了。“军长，”关黑子（带头逃跑的一个副营长，他原本是杨虎城的一个老部下）说完，“扑通”又跪在地下哽咽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我口袋里有东西能证明。”杨虎城从关黑子衣荷包里摸出张皱巴巴被汗浸湿了的粗毛纸，摊开一看，是四川通江、南江红军游击队的简报。正面印着：同仇敌忾，抗日救国，双江爱国赤子勒紧裤带踊跃捐款捐物支援上海十九路军。简报的后面是双江红军游击队给上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和全体官兵的慰问信。杨虎城看完简报，一把抱住关黑子“：黑子，你不是逃兵，是功臣！”这样一来，公审会改成了嘉奖会，30多名逃兵每人发了5块大洋，关黑子升为团长。杨虎城最后向全团官兵宣布：“弟兄们，今后，遇上这样的丢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杨虎城照样发奖！”从杨虎城为“逃兵”发奖这个小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时，他虽然受国民党政府领导，实际上他是执行着一种比较进步和温和的政策，因而那时陕西的救亡运动较为活跃，如对于提倡民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等，在别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陕西，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不论是青年学生或民主人士，都敢于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所谓共产党宣传赤化、不要父母、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陕西的国民党特务大为恼火，叫苦不迭，哀叹陕西左倾分子多，存在所谓“精神向北（即陕北）”和“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是共产党的事”的现象。
1936年下半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一次见面时，从抗日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是一次很突然的事。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家中回来说“：我同张先生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张又说，那我们对红军怎么办呢？我说，反蒋抗日，红军和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张点了点头。”这时，双方对于停止内战，推翻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下了决心了，但对蒋怎么硬干，怎么软干？在什么情况下软干，在什么情况下硬干，当时还没有定出个办法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奉令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地在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怎么硬干呢？他们说：蒋的军力在全国占优势，单纯的军事反蒋会被蒋各个击破，只有在政治主张上得到全国支持时，再辅以军事行动才比较妥当。至于软干，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对蒋用劝说的办法绝对无效，反而会露马脚，打草惊蛇，那更不好。大家都主张硬干。有人还说软干是要活的，硬干是要死的（意思是把蒋打死）。最终也没定出个办法。实则在这时候，对于如何扣蒋，也没有设想到。可是杨和张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除联共的事还很少谈到，其他都可以深谈了。
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渐渐成熟了。
（三）打通国共秘密接触渠道
